隋初文帝励精图治，崇尚节俭，发展生产，南下灭陈，结束了魏晋南北朝以来长期分裂的局面，实现了全国统一。此外文帝在政治、经济等制度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创建了一个政治稳固、社会安定、百姓富足、文化繁荣的盛世，故而出现“开皇之治”。
隋朝疆域
但隋朝开国功臣中刘昉、郑译、卢贲、宇文忻、梁士彦、王谊、虞庆则等都成为隋文帝的刀下之鬼，后世对文帝“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做法多有指责。这些功臣似乎不该死，但如果结合隋初政治情况分析会发现，或因为功臣自恃其功，或文帝集权需要，或文帝和功臣固有矛盾的升级，都导致形势日益严峻，最终这些功臣被处死，隋文帝以儆效尤的目的就达到了。
隋文帝
这些功臣被诛杀的背后有什么原因呢？下文以梁士彦、宇文忻和刘昉作乱为例，试图分析功臣被诛背后的政治隐喻。
先来看梁士彦。梁士彦经历北周、隋两朝，早年在北周骁勇善战、战果累累，颇有大将风范。据《隋书》记载，梁士彦“好读兵书，颇涉经史”，因军功被北周武帝宇文邕“拜仪同三司”。曾随武帝东征北齐，攻陷北齐的晋州（今山西临汾）。但北周驻守晋州兵力单薄，武帝回国后，晋州遭到北齐大规模反攻，一时“独守孤城，外无声援”。但梁士彦丝毫没有惧色，他沉着指挥，对将士说：“死在今日，吾为尔先！”。北周众将士听闻后士气大振，无一不血脉膨胀，勇猛无敌，甚至以一当百。齐师退却后，梁氏命妻妾及军民子女日夜修缮城池，巩固防御工事。等武帝率领援军赶来时，终于解围，梁士彦喜极而泣言：“臣几不见陛下！”。梁士彦之后又参与了攻陈之战，在作战方面功勋卓著，得到北周皇室的重用，北齐平定后被封为郕国公，进位上柱国。在周隋易代时，他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的。杨坚命他随韦孝宽平尉迟迥之乱，收降宇文忻部。由此，似乎梁士彦就是一个开国功勋，身上有战功无数，得以封官，自此飞黄腾达，享受生活。
《隋书》
但事与愿违，隋文帝对于他这种跋扈的武将是放心不下的，就剥夺其兵权，使梁氏闲居在家。隋文帝所为，寻常人看来确实有点卸磨杀驴的意味：一代开国功臣戎马一生，最终只能安心养老。但如果以皇帝的视角来考量文帝所为，或许可以理解：梁士彦贵为功臣，削其兵权，令他赋闲，使他得以远离政治斗争，得以安度余生，也是为他好。虽不排除隋文帝对武将的提防之心，但似乎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你好我也好，或许正是隋文帝的用意所在。
如果梁士彦是个识时务的人，或许应该明白隋文帝的用意。兔死狗烹的事其实屡见不鲜了，这时若懂得功成身退，安安静静养老，与世无争，定能安享晚年。《隋书·高祖本纪》论赞处就已经指出，隋文帝“无宽仁之度，有刻薄之资”，他命梁士彦安享晚年出于猜忌不假，但也是为他好。毕竟君臣一场，隋文帝也不想拿自己的功臣开刀，最终使他身首两处。但梁士彦没能领会隋文帝的用意，而且他野心还不小，居功自傲，心怀怨恨，便和宇文忻、刘昉等作乱，人生也就此改写。
再看宇文忻和刘昉二人。宇文忻，十二岁时就能骑马射箭，“骁捷若飞”。早年随从北周武帝伐齐，在武帝惧惮时多次进谏，最终助武帝攻拔晋州。尉迟迥作乱时，也随韦孝宽平叛立功。在周隋禅代之际，宇文忻也做出了贡献。宇文忻“妙解兵法，驭戎齐整”，深得隋文帝喜爱，“恩顾弥重”。
刘昉“性轻狡，有奸数”，在北周静帝宇文阐即位之初，就与郑译合谋，引杨坚辅政，时人称“刘昉牵前，郑译推后”，对周隋易代立下了功劳。但同样不懂得收敛，反而“自恃其功”，居功自傲，还“溺于财利”，耽于美色，甚至与梁士彦妻私通（梁士彦：mmp）。
虽然宇文忻和刘昉对北周和隋都立有功勋，但都野心太大，与梁士彦图谋不轨，发动叛乱，最终失败。可以说梁士彦为主谋，他最为跋扈，是主谋。宇文忻和刘昉是其帮手，协同作乱。他们准备在隋文帝祭祀之时，率领僮仆，寻找机会发动叛乱。又打算在蒲州起事，攻取河北，占领阳关、塞河阳路，利用朝廷物资作为补给，招募贼匪为兵。
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要说隋文帝不愧能从孤儿寡母中窃取北周政权之人，他知情后干脆来个将计就计：授梁士彦晋州刺史，以观其变。
梁士彦此时自然乐开了花，信誓旦旦地对刘昉说：“此乃天意，天助我也”，殊不知这正是隋文帝设下检测他的一个圈套。梁士彦甚至又上疏清任命仪同薛摩儿为晋州长史，隋文帝当即答应，愿奉陪到底。
正当梁士彦以为一切做的天衣无缝时，三人一起上朝却被文帝一举拿下。刚开始隋文帝责问为何反叛时，三人矢口否认，等带来薛摩儿对证时，这才招供，最终都被诛杀。杨坚以此杀一儆百，之后身穿白色服装亲临射殿，命令百官大臣用箭射梁士彦等三家的东西，以使他们从中吸取教训。看得出梁士彦、宇文忻和刘昉作乱的事件已经被当做典型了，隋文帝的效果达到了，尽管通杀三位功臣代价不小。
梁士彦、宇文忻和刘昉如果能在隋初功成身退，凭借其功勋，足以安享晚年。但却都造反作乱，最终被诛杀，可谓悲怆。向来兔死狗烹的事件并不新鲜，《史记》中“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忠告一直在警醒后人。范蠡曾为勾践策划一切，指挥军事，灭了吴国，称霸中原。但他清楚地意识到构建“可与共患，难与处安”，为了避免“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命运，他功成身退，弃官经商，这才得以善终。从范蠡时的春秋末年到隋初已经过去近千年，而前面又有西汉刘邦诛韩信、彭越、英布的先例，三人应该懂得轻重，这般孤注一掷地造反最终必定是落得非常凄惨的下场。
不过换个角度思考，历代开国君臣之间都是存在矛盾的，具体表现出来可能就是中央削藩、皇帝诛杀功臣、武将颠覆皇室等方面。但对于开国功臣问题的解决，并不是都要诉诸武力的，有些悲剧、惨案完全是可以避免的。对于隋文帝诛杀功臣这件事，如果梁士彦、宇文忻和刘昉能领会圣意，或许就不会有这么悲惨的结局，郑译、卢贲、王谊、虞庆则等功臣也不一定会死，对隋文帝也不至于有“薄于功臣”的评价。
不过，这或许就是特点鲜明的古代政治罢：皇帝至上、大权独揽，天下为一家一姓之王朝。
参考资料：
魏徵等：《隋书》
张先昌：《隋文帝“薄于功臣”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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