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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学习第12天《形势第二》篇第7段

《管子》学习第12天《形势第二》篇第7段

作者: 流水王丽霞 | 来源:发表于2023-09-18 08:01 被阅读0次

    弘毅乐学书院《管子》学习第12天

    《形势第二》篇第7段

    原文阅读

            乌鸟之狡,虽善不亲;不重之结,虽固必解。道之用也,贵其重也。毋与不可,毋强不能,毋告不知。与不可,强不能,告不知,谓之劳而无功。见与之交,几于不亲;见哀之役,几于不结;见施之德,几于不报。四方所归,心行者也。独王之国,劳而多祸;独国之君,卑而不威;自媒之女,丑而不信。未之见而亲焉,可以往矣;久而不忘焉,可以来矣。日月不明,天不易也;山高而不见,地不易也。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

    字词注释

    [1]乌鸟之狡:《形势解》作“乌集之交”。意谓乌鸦聚集式的交往,乍合乍离,不可信赖。狡,通“交”。交往,交结。

    [2]不重之结:没有重复打结的扣子。

    [3]重:稳固。

    [4]毋与不可:指不要结交不该交往的人。与,亲附,交结。一说参与,辅助。

    [5]强:强迫,勉强。不能:不可能的人和事。

    [6]毋告不知:指不要告诉不懂道理的人。

    [7]见与之交:容易的、现成的交情。《形势解》作“见与之友”。见,同“现”。与,亲近,友好。

    [8]几:将近,接近。

    [9]见哀之役:轻易地爱而为之做事。《形势解》作“见爱之交”。哀,古与“爱”通用。役,役使为……做事。

    [10]结:牢固。

    [11]施:给予。德:恩德,感激。

    [12]四方所归,心行者也:只有真心实意实行大道的君主,四面八方的人才会归附。心行,真心诚意地行。

    [13]独王之国:《形势解》作“独任之国”。独任,指自以为是、独断专行。王,为“任”字之误。任,古代也写作“壬”,与“王”字形近易错。

    [14]独国之君:即独任之国的君主。

    [15]自媒:指自己做媒。

    [16]丑:被人视为丑女,遭人耻笑。

    [17]未之见而亲焉,可以往矣:尚未见面就亲近,这样的人可以弃之而去。

    [18]来:归附。

    [19]日月不明:日月本来应该明,所以不明,是因为有云雾之类的遮挡。

    [20]山高而不见,地不易也:山高看不见了,不是地有所改变。

    [21]言而不可复者:不可兑现的诺言。复,兑现,落实。

    [22]行而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即背离大道之行,君主决不做。

    译文参考

            乌鸦般的交情,看上去再好,也不会真的亲近;没有重复再打一次的绳结,看似坚固,也一定会松脱散开。所以,道在实际的运用中,贵在稳固。不要去结交不可信赖的人,不要勉强能力不够的人去做办不到的事,不要把道理告诉不明事理的人。与不可信赖的人交往,勉强办不到的人做事,与不明事理的人讲道理,这些都叫作劳而无功。现成人情做成的交情,几乎等于不亲;轻易地喜爱下帮忙做点事,那关系也几乎就是不牢固;顺手的施舍积的那点德,几乎等于得不到回报。只有在内心里认真行善施德,四面八方的人才会真心归附。唯我独尊、独断专横的国家,必然疲于奔命而祸事多端;而独断专横的国家,其君主也必然是位卑人鄙而没有威望。女子自己做媒主动去议婚的,一定会被视同丑陋而没人信任。尚未见面就已经显得亲近的人,久别而难忘的人,才值得去投奔。太阳和月亮也有不明亮的时候,那不是因为天有所改变;高山也有隐没看不见的时候,那也不是地有所改变。那种说出来却没法兑现的言语就不应该说;那种做一次而不可再做的事就不应该做。不可兑现的言语,不可重复的行为,都是君主的大忌。

    核心内容解读

          《形势》的最后一段主要讲用“道”要贵其重,不能采取功利的态度去各取所需。

            传说乌鸦天性狡猾多疑,有些人就像乌鸦一样,即使与人关系好,但也不会很亲近,不会掏心掏肺。多疑的人就算朋友很多,却往往没有知心朋友。绳结没有一重重地打结,看上去很坚固,但容易解开。如果绳结打了一个又一个,要解开就没那么容易了。这两句比喻是要引出后一句话:“道之用也,贵其重也。”你即使闻道了,但起用时必须慎重,行道要淳厚诚敬,要有敬畏之心,不能想用的时候拿来,不想用的时候就扔在一边。

            淳厚诚敬,具体表现在“毋与不可,毋强不能,毋告不知。”不要去结交不应该、不值得结交的人;不要勉强去做无法做到的事;不要与不聪明的人商量事情。如果这样做了,就是劳而无功的。

          “见与之交,几于不亲;见哀之役,几于不结;见施之德,几于不报。”显露出来的交情,勾肩搭背,吃吃喝喝,这类酒肉朋友就如同不交、不亲一样,没有用处;帮助他国打仗而流露出怜悯的样子,这个国家也不会和你结成真正的盟国;给他人好处而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显示你有恩于对方,他人是不会感激你的。因此,要懂得怎么去帮助别人,不要摆着一副施舍别人的样子,否则即使你给了他金钱上的帮助,他心里还是不高兴,觉得人格上受到侮辱。有些人行善非常高调,则是“见施之德,几于不报”。不管他动机如何,至少是不懂中国传统道德。“四方所归,心行者也。”真正能众望所归的,是那些“心行者”,做任何事,无论是交友,还是救人或施舍,都默默地做,不显露出来。

            “独王之国,劳而多祸;独国之君,卑而不威;自媒之女,丑而不信。”在中国传统社会,不是明媒正娶,自己私奔的女人在别人眼中是很丢脸、很靠不住的。这是用来比喻“独王之国”和“独国之君”。“独王之国”是指专制独裁的君主,不信任国内的任何人,什么事都要自己决断。这样的君主做得很辛苦,但仍旧灾祸不断。“独国之君”是指一个没有盟国的国君,这样的君主是没有威风的,俗话说“关起门来称大王”,这哪里称得上威风。

          “未之见而亲焉,可以往矣;久而不忘焉,可以来矣。”尚未见过就令人仰慕的君主,可以去投奔;久别而令人难忘的君主,可以来辅佐他。“日月不明,天不易也;山高而不见,地不易也。”日月会发生日食、月食,但天还是天,并不因此而改变。山高有挡住视线、看不见地平线的时候,但地还是地,并不因此而改变。事物会有偶然因素出现,但要看到不变的东西,“道”是不变的。

          “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说出来的话无法用行动来验证的,作为君主就不要说。如果经常这样说话,君主的威势就没有了。做一件事是侥幸成功,下次再做会有很大风险,或者根本做不成的,那么这样的事就不要去做。投机也许会得逞一次,再做就有可能被抓住,就算第二次没被抓,第三、第四次做,运气就没那么好了,总有被抓住的时候。“凡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凡是言论不能被兑现的,行事不能重复成功的,都是君主最大的禁忌。作为领导人,不要说大话、假话,也不要做冒险的事,投机取巧的事。

    《管子》学习的背景知识

    管仲的“人本”思想

            殷周时代,正是我国奴隶制昌盛的时代。处于奴隶社会的人,完全失掉了他的独立存在,也不具备独立的人格。一切事情都由天帝以及天帝在世上的代表——人王决定。人在万能的神的面前,只有战战兢兢,俯首听命。这种神灵主宰一切的世界观(我们姑且称它为神本世界观),像一幅遮幕,把人与真实的世界隔开,阻碍着人们去认识自然和社会。

            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们改造世界的能力得到增强,奴隶社会的矛盾也就日益激化。西周末年,发生了“国人暴动”。进入春秋时期,“国人暴动”更时有发生。一直被奴隶主贵族视同草芥的民众,逐渐上升为不可轻视的社会力量。与此相应,上层贵族日渐腐败没落,“士”和“庶人”社会地位升高,甚至可以执一国的权柄。于是“人”的存在得到认识和肯定,在某些先进的思想家那里则产生了“人”压倒“神”的观念。

            管夷吾辅佐齐桓公,之所以能迅速使国家强盛起来,称霸诸侯,最重要的一条是推行他的“事本重民”的施政方针。

              桓公既任政于管子,问他“欲修政以干时于天下”,首先当从何处着手时,管仲答以“始于爱民”,并且具体条陈爱民之道。他说:公修公族,家修家族,使相连以事,相及以禄,则民相亲矣。放旧罪,修旧宗,立无后,则民殖矣。省刑罚,薄赋敛,则民富矣。乡建贤士,使教于国,则民有礼矣。出令不改,则民正矣。此爱民之道也。(《小匡》)

            不仅如此,他还提出了“定民之居”,“使民之道”,“安民之策”(同上)等一整套措施,以实现其民富国强的目标。

          为了阐明管仲重民思想,我们这里引一条刘向在《说苑》里提供的史料。他写道:“齐桓公问管仲:‘王者何所贵’?对曰:‘贵天’。桓公仰视天。管仲曰:‘所谓之天者,非谓苍苍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为天’”。

            据此(尽管可能是刘向编纂出来的,但是编纂也要有素材为根据)我们可以知道,在管仲的心目中,对“天”有两种解释:或者是“苍苍莽莽”的自然之天;或者是君王立国兴邦的根本依赖。天不是帝,不是神,而是本国的老百姓。在这里,管仲所以用天字,目的只是为了加深齐桓公对“民”的重视而已。“天”(神)的至上性,在这里荡然无存。

            管仲是个注重现实的政治家,在他看来,要治国安民,必须从民所欲,顺民之心。他说: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牧民》)

            他认为,此乃“政之宝也”(同上)。以上政论,只是人事而无鬼神。这亦表明,管仲的无神论,无论是天道观,抑或是“人本”论,都是通过其政治主张而体现出来。

    我们认为,判定有神论和无神论的标准,不单单在于抽象地重复“有鬼神”或“无鬼神”的词句,而在于两条理论及实践路线的根本对立。一条是痴迷地相信天、帝、鬼神是世界的主宰,人们只有对其顶礼膜拜、馨香祝祷,慷慨奉献,才能得到神灵的祐护,逢凶化吉,免祸赐福乃至致强取胜。另一条是不能仰仗那些虚无缥缈、无法证明其存在与否的神灵发慈悲,而重要的是依靠民众自己的主观努力,遵循事物的规律,顺应天时地利,择策图强。前者是“神本”,是有神论;后者的核心是“人本”,是无神论。

            由于历史条件所限,生活在公元前7世纪的管仲在无神论方面无法达到上述的高度,但他毕竟是一位努力遵循后一条路线的思想家。

    参考资料

    《中国无神论史(上)(当代中国学者代表作文库)》,牙含章 主编;王友三 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5月

    《管子解读:领导的智慧》,魏承思,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5月

    《管子(全二册)——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李山 轩新丽 译注,中华书局,201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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