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尽心上》:“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诸葛亮隐居隆中,是士穷之时。然而“穷不失义,故得己焉”。“得己”者,“修己”以葆高格调也。故诸葛之隐居,乃士“不得志”时,“修身见于世”也。诸葛亮隆中“修己”的一个成绩,是当刘备三顾草庐时纵论三分大局,这里展示了他非凡的相才。
他后来“伯仲伊吕”的煌煌相业,则是“达不离道”的表现。《诸葛亮传》载其临终上表后主:“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三国志》作者陈寿接着写道:“及卒,如其所言”。则是身居丞相高位的诸葛亮,生活俭朴,政风清廉。他能如此,与其在隆中“好为《梁父吟》”时,深以“三士”争“桃”致死为戒有关。盖“穷”时不欲得“桃”,故能“不求闻达”,此即“穷不失义”。“达”时不贪得“桃”,则不但正身以正天下,并且向天下人昭示了公忠廉让的志节,此即“达不离道”。故虽“摄一国之政,事凡庸之君”,却能做到“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 《诸葛亮传》注引《袁子》)。中国古代史上辅政相臣,能令举国上下亲之、信之、服之、敬之者,诸葛亮一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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