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熊老师第117篇原创文章」
上周，2018年《自然》十大年度人物（Nature’s 10-the people who mattered this year），贺建奎榜上有名。
《自然》给他的标签是Rogue，无赖、流氓、盗贼。
11月，贺建奎公布了一项大胆的实验。他用基因编辑改造胚胎，并孕育出两名“先天免疫艾滋病毒”的双胞胎婴儿。
这项实验太大胆了。
“基因编辑婴儿 gene-edited babies”的话题不仅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刷了屏，更是博得了全世界的瞩目。关于这件事的看法，众说纷纭，还有人想出了这样的段子：
“张哥你们准备什么时候要宝宝啊？”
“明年吧，听说明年要出新款，先天免疫疾病比现款多21种，还有限量版的智商加强款。”
“还是你们晚点要孩子的好，我家这个现在配置已经太低了。”
这正代表了一些人对于此事的乐观态度，我们将要迎来“更高、更健康、更聪明的后代”了么？
熊老师作为一个母亲，并不庆幸有哪一种科技能够“定制化”完美的婴儿 ，而是担忧这两个孩子的自身和她们的未来。
基因编辑对她们做了什么？
关于这个实验的内容，熊老师特意去了解了一下，希望知道在两个孩子身上发生了什么。先天免疫艾滋病，究竟又是如何在两个孩子身上实现的呢？
其实“基因”就是我们的人体密码，这种神奇的双螺旋结构塑造了生命。而基因编辑就是把其中的一小部分特定的密码切割出来，再根据需要加入或删除。这项技术在医学界已经很普遍了，对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员来说，就像在电脑上的剪切、复制、粘贴一样简单。
人类关于艾滋病的研究已经持续了近四年，艾滋病的致病机制也已经摸了个清楚。专家们发现，病毒在攻击细胞的时候需要通过CCR5和CXCR4两个辅助受体的“协助”，也就是说，这两种蛋白就像艾滋病毒的开门人。而有部分先天缺少CCR5基因的人，能够不受艾滋病毒的感染。于是，某些大胆的科学家们展开了想象，想通过人为去除或改变CCR5的方法，创造出先天免疫艾滋病的人类。
不知道是否有别的科学家曾经这样想过，但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诞生了，这项实验的执行者贺建奎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舆论因此沸腾，经历了从喜到怒的转变。不过几个小时，人们便从刚开始“世界首例”“中国第一”“诺奖级”的一片叫好声中清醒过来，数百位中国科学家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吃瓜群众也转向批判和愤怒，更有甚者叫嚣着“公布实验者的身份”、“人道毁灭”。 发出这种极端声音，才是真正的可怕。
真正对我们产生影响的是什么？
现在，网络上还充斥着各种类似于“变异人类”、“污染基因池”、“禁止她们生育”的声音。可这两个小婴儿的基因，真的对我们产生那么大的负面影响吗？答案是：不。
真正产生影响的是这个实验，而真正被影响的是：
1、对婴儿自身的影响
虽然科学界对于操作基因编辑的技术已经非常熟练，但基因编辑的效果，还差得很远，连亲自操刀的科学家都说不清自己能得到什么结果。
尤其贺建奎使用的CRISPR-Cas9技术，经常发生脱靶和嵌合体现象。也就是，打歪了，修改了别的基因。这种结果，对被试者本身产生的影响几乎无法估量。
另一种情况是，实验完全成功，CCR5基因被成功编辑。但是缺少CCR5并不能完全保证婴儿不感染HIV，还可能引起其他的健康隐患，比如，缺失对某些其他恶性肿瘤的抗性、更容易受到西尼罗河病毒感染等等。
熊老师不禁想到只活了正常羊一半年龄的克隆羊多莉。这两个孩子今后会出现哪些健康问题？会正常、快乐的生活么？
很多人叫嚣着“处死她们”，但两个孩子基因问题并不会影响到人类命运。一方面是正常人体也发生着千奇百怪的基因突变；另一方面是，即使这种基因能够遗传，但恶性甚至致死的基因也会通过自然选择逐渐消亡。
2、对科学与社会的影响
与其去担心两个无害的婴儿，不如看看这个事件将产生的影响。
基因编辑并不难，CRISPR-Cas9的技术可以说是及其普遍，但为什么没有人制造基因编辑婴儿。原因很简单，因为不确定、不允许啊。
我国规定体外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的最长期限为14天，但是贺建奎实验的细胞已经孕育出两个婴儿，还有一个已经在怀孕妈妈的肚子里了。贺除了面对来自各方面的指责，还会面临什么？他在接受美联社的采访时也说道：
“我感到一种强烈的责任，那就是不仅要开创先例，而且要树立榜样。社会将决定下一步该做什么。”
这句话让人不寒而栗，他自己心理很清楚，社会和法律怎么对待他，也就是在对此类科学研究的表态，允许还是禁止？外媒也有这样的担忧：
“对这次事件的处理结果，可能会影响人类基因编辑的未来。如果中国不对他的行为进行严厉惩罚，可能会促使其他科学家走上同样的道路——‘ask forgiveness, not permission’（请求原谅，而不是获得许可）。”
更多的“先斩后奏”，更多的法规灰色地带的实验......我们要面临这样的未来么？
如今，在美国，哈佛大学干细胞研究所，正计划展开用基因编辑方法改变精子的DNA，来降低阿尔茨海默病风险的研究，并表示不会使用胚胎，也不会制造婴儿；在日本，基因编辑受精卵的实验开始解禁，但禁止将受精卵植入子宫等临床行为。一切逐渐铺展开来。
核武器的巨大威力，引发了军备竞赛。无视伦理的生物实验一旦开放，又将带来什么？当地狱之门开启，就很难再关上了。
牛津大学生物伦理学家朱利安•萨乌里斯库(Julian Savulescu)表示，即使两名实验婴儿最终没有出现任何健康问题，这项实验仍然十分糟糕。它就像赌博中的俄罗斯轮盘，你可以扣动扳机而不杀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做的是对的。
科学伦理的缺失，不容乐观
曾经有部纪录片叫做《孪生陌生人》，里面描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三胞胎小时候被拆分领养到不同阶层的家庭中，19年后，三兄弟竟然无意间相遇了。
成年后竟然能遇到同胞兄弟，该是多大的欢乐啊，三胞胎沉浸在喜悦中，还参演了电影、合伙开了间爆红的餐厅。可是，这些欢乐都被一个冰冷的事实摧毁了。
三胞胎的分离原来是因为一个科学实验：究竟是先天，还是后天对人的影响更大呢？
得知事实，三个家庭无比愤怒。领养人对此毫不知情，兄弟骨肉分离的原因竟是因为一项实验。所有人都陷入痛苦中，三兄弟因为性格不同逐渐产生嫌隙，最终，出生在中产家庭中、被严格教育的那个孩子，举枪自杀了。
肆意妄为的科学家们，开心么？你的“试验样品”用生命来解答你的实验结论。
历史上，类似的实验还有很多。
1932年至1972年，美国公共卫生局对399位患有梅毒的非裔美国佃农进行了“梅毒观察实验”。研究人员用“有效的治疗药物”作为诱饵，实际上只给被试者注射无效的安慰剂。原本能被治愈的疾病却任其发展，最终实验结束时，仅有74人幸存，40名参与者的妻子被传染，19人的后代患上先天性梅毒。
因为实验研究，就眼睁睁看着300多人痛苦死亡？以及：
免疫生物学家Chester Southnam向22位患有老年病的长者身上注射癌细胞，来观察此类人群的免疫系统面对癌细胞时的反应；斯坦福监狱试验，将学生分成“看守”和“囚徒”，来观察精神虐待的影响；范德堡大学对怀孕妇女进行放射性物质暴露试验......
这些可怕事件，无意都是举着科学的旗帜，做着残酷的实验。
科学罔顾人伦，将会带来灾难，而非福祉。
被编辑后，她们的人生该怎么办
已故的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生前曾预言“警惕超级人类！”他认为，由于有钱的人们会寻求通过技术手段来改善后代基因，所以新的、更为先进的“超人”将诞生，他们更聪明、更健康、更强壮，普通人将逐渐“被”消失。
有部电影叫《GATTACA》，中文译名为《千钧一发》。也描述了这样的场景，因为科技的发展，人类可以定制婴儿。人们以基因水平被划分出三六九等，劣等基因的劣等人，只能从事低下的工作。
这样的事情无疑是可怕的，因为我们就是普通人啊。可是换个角度，不少人就成了高高在上的“纯种人”，为了“保护人类基因池不被污染”，高喊着“人道毁灭”、“净化”的人，这不正是他们的“人种优势”理念吗？
不要以为这些人只是说说。现实中，这样的情况早就发生过了，人种优势观念一度盛行：纳粹的种族灭绝政策、美国南北战争以前的奴隶制度。
面对无知群众的误解，面对不可预测的健康风险，两个基因编辑婴儿的未来，难以预测。这一切，都是因为一项毫无必要展开的科学实验。
2018年11月28日，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在香港大学举行，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戴维·巴尔的摩教授（Professor David Baltimore）担任峰会筹委会主席。贺建奎出席发言，人们想听听他会说什么。
然而，他告诉大家。
他以此为傲，并且另外一个基因编辑的婴儿已经在降临的路上了。
面对科学家和媒体的尖锐问题，他面无表情地说到，“会对两个孩子的下半生负责。”
但是，一个人怎么能轻易地负责他人的人生呢？疾病、歧视、排斥、或者很大程度上的被当做试验品长期监控……他既不能代替两个孩子生病，也不能代替她们生活，更不能代替她们承受不间断的抽血和测试。
原本在男方是艾滋病患者，而女方非艾滋病患者的情况下，可以用更为安全的方式获得健康的孩子。如今两个孩子却承担着那么多不该她们背负的风险。
作为普通群众的我们，要提防愚昧无知而头脑发热地做出判断，足够了解事件的真相后再发出观点。
1945年7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项目负责人物理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在亲眼目睹了爆炸的威力后，脑海中响起《薄伽梵歌》中的诗句：
“漫天奇光异彩，犹如圣灵逞威，祇有千只太阳，始能与它争辉。”
紧接着他想起了另一句：
kālo 'smi lokakṣayakṛtpravṛddho lokānsamāhartumiha pravṛttaḥ
我变成了死神，世界的破坏者。
1945年8月6日上午8时15分17秒，美国军机从太平洋蒂尼安岛上的空军基地出发，驶向日本广岛，投下了第一枚原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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