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存在意义感的获得，是维持我们生命最有价值的东西。
奥地利精神医学家、“意义疗法”的创始人维克多·弗兰克的著作《活出意义来》。他作为当年纳粹集中营中的一名囚犯，他展现了被关押者们的两种前景——或者死于疾病冻馁，或者最终被推进焚尸炉。没有别的选择。
每个人都面对同样的境遇，但意识选择的不同将他们分别开来。
那些能够始终保持某种目的感的人，从肉体到精神都显得更健旺，甚至挨过了最为艰难的日子。
哪怕这种目的是多么渺小，如努力保存下家人的一张合影，设法看一眼囚室外一棵绽放新叶的小树。
所以弗兰克反复引用尼采的一句话：“懂得‘为何’而活的人，差不多‘任何’痛苦都忍受得住。”
作为写作者的史铁生的卓越，也正是建立在这一点上。
他自写作中发现了意义，从而获得了抗衡苦难的力量。
残疾促使他思考，思考让他窥见了生存的本质，得以平静地看待和接纳苦难，达成了与自己命运的和解。
这是一种窥见命运底牌后的开悟和坦然，绝非肤浅浮泛的乐观主义所能比肩的。
在《我与地坛》中，我们看到了思想的清晰的展开。作品要表达的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理念，而是诸多理念的汇聚和纠结。它从某一个逻辑起点迈步，层层递进和深入，剥茧抽丝一般，其中穿插着一位想象中的对话者的质疑和诘问。这一点保证了作品的严整性和公正感，因为这种姿态正是基于对存在之复杂性的深切体认。在这条思想路途的终点，生存的“牢靠的理由”在他面前闪现，日渐明朗，于是生活的重新开展也获得了坚实的基础。
史铁生反复思索和表达的都是以生与死、坠落与升腾为内核的一个话题群落，在具体作品中又体现为不同的伸延和变异。
命运给了史铁生一副烂牌，他却将它打得至为出色。
这种感悟并不是仅仅对作者自己才有意义，否则就不会有那样广泛而强烈的反响。
从对自身残疾的思考生发开去，他进一步揭示了残疾是一切生命共同的、本质的困境。它不仅仅限于肢体器官的残缺，而是有着广阔的指向——对于美貌、健壮、聪明而言，丑陋、病弱、愚钝也是一种残疾，如此等等。因此，地坛是他个人的救赎之所，而他从这里获得的觉悟，也将会成为读者寻求自身的超度的一种导引，一个力量之源，尽管他们中的大部分不可能来到这座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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