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杜拉斯哭泣

我为杜拉斯哭泣

我为杜拉斯哭泣

作者 \ 高永践

在湄公河畔，自然会想起杜拉斯。

尽管我所在的湄公河，不是越南境内，更不可能具体到杜拉斯的自传体小说《情人》讲述的故事发生地，而是在老挝的琅勃拉邦，可我根本不去深究，因为，湄公河对于我而言，是杜拉斯、杜拉斯、杜拉斯……

读杜拉斯是在大一的时候。

我去图书馆借书，同路的高年级的一位姐姐对我说：“中文系的学生，一定要读杜拉斯。”

就这样，我借了《情人》。

我为杜拉斯哭泣

不记得是哪个版本了，只记得我读不下去。

杜拉斯的文字是没有章法可言的，散漫、呢喃、跳跃，简直支离破碎。这对于小说启蒙于章回体的我来说，杜氏语言是一个异数。

青春刚冒新芽的我根本不具备接受这个异数的能力。

还有，杜拉斯所展示的情感是绝望的、赤裸的，甚至是暴力的，这也和我当时读三毛看琼瑶的文字营造出来的精神世界相差太远，这个世界可以说是完全排斥杜拉斯的。

我放下了杜拉斯，并且觉得永远也不会再触碰她。

2003年，已是一所师范学校语文老师的我，在县城一家叫“益友”的书店，又“遇见”了杜拉斯。

那天我是去买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杜拉斯的《情人》（王道乾先生译本）和这本书码在一起，我随手翻看了一下，当时不过是和曾经认得的一个人不咸不淡地招呼一声而已。

谁知道这一声却让我不得不重新打量杜拉斯。

原来那种被我视为散漫的文字， 里子却是边角相接的周严；原来被我看做紊乱的结构，内在却是环环相扣的紧密，甚至之前被我蔑视的自恋式的开头，也变成了一个女人最浪漫的梦想，或者，精神慰藉——

“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为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我为杜拉斯哭泣

我接纳了杜拉斯。

其实，是“杜拉斯的文字接纳了我”。

我开始寻她《情人》之外的书来读。她的作品太多了，有七十多部，简直是一个富饶的大仓库，无论你何时进去，都会有惊喜，都不会空手而出。

一天中的任何时候，湄公河都很美，但我更喜欢清晨的湄公河。

那个时候，我会抬着一杯咖啡，拿着一个面包和一本书，赤脚下楼，穿过客厅，在门厅踏了拖鞋，走过门前的街道——一条路旁林立着高大椰树、棕树、芒果树的单向行车道，去到河边的露天咖啡吧。

轮渡还没有开始，湄公河平静得你根本看不出它的流向，但我看到了杜拉斯。

那个大清早，杜拉斯在湄公河畔第一次遇到了她的中国情人李云泰。

那天，才十五岁半的杜拉斯头上带着一顶男士呢帽，脚上踏着一双“镶有金条带的高跟鞋”，她站在停靠在岸边的渡船上。她看到了富家公子李云泰；李云泰也注意到了打扮得“奇形怪状、不合体统”，但又“标新立异”，“像个小娼妇似的”的杜拉斯。

“那个风度翩翩的男人从小汽车上走下来，吸着英国纸烟……他慢慢地往她这边走过来”，接下去，这个“穿一身西贡（今天的胡志明市）银行界人士穿的那种浅色柞绸西装”的李云泰“拿出一支烟请她吸”——

再接下去，这个白人小姑娘就坐进了李云泰的黑色利穆新轿车，同意他送她回家。

他们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在《情人》里，杜拉斯坦言，她想要他，他的钱她也想要。

事实确实如此。

杜拉斯和李云泰在西贡城内的那个单间屋子里颠鸾倒凤；杜拉斯要李云泰请她的寡居的母亲和两个哥哥去西贡最好的中国大饭店吃饭，去泉园跳舞，喝当时最好的酒；杜拉斯还从不拒绝地全收下了李云泰给她的钱。

杜拉斯并不爱李云泰，只是需要他的钱而已，所以她觉得自己和娼妇其实没有什么两样。她对李云泰说：“我宁可让你不要爱我。即便是爱我，我也希望你像和那些女人习惯做的那样做起来。”

假如没有读过殖民地时期法国人在所殖民国度越南的辛酸和白人儿童艰难地生活着的书，我真的觉得杜拉斯是个地地道道的娼妇，浑身弥漫着腐鱼的气味。

但我读到过这样的书。

不仅如此，我还从不同作者的杜拉斯传里看到了生活在被殖民土地上的她家那水深火热的生活：父亲早逝；母亲强悍、固执、狂躁得近乎疯癫；杜拉斯从未在母亲那里获得一个孩子应该获得的母爱，而她的大哥哥又是“一个不拿凶器杀人的杀人犯”。贫穷、无爱、冷漠、仇视、暴力……这一家人就在这样的境况中“非活过这一生并为之深感耻辱不可”。

周遭的自然环境更是恶劣不堪：各种传染病、荆棘丛生的公路、广袤葱郁又恐怖阴森的热带雨林、毁灭性的海浪、各种动物以及人的尸体——“死的人太多了，都没人再哭泣”。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和自然环境里成长的杜拉斯，能够活下来，并且执着于写作，真是一种宿命的胜利。

活下来的杜拉斯用笔诉说她的成长，她的见闻，她对人事的理解。她一点都不修饰文字，她只是把玩着文字，用它直接击打生活的本质。她说出了很多“人人心中有，个个口里无”的话，虽然怪诞、尖锐、夸张、蛮横，每每读到，尽管你并不完全认同，但还是有挨了一拳的痛，稍后，有一种美妙的阅读愉悦飞身而出，蒸腾而起；或者，领略到一种翩然而至的认同感，莞尔浅笑。

有几个黄昏，我沿着湄公河一直走到码头，我去看晚归的人们。

渡船把此岸的人运到彼岸，又把彼岸的人接到此岸。

这个看似单一的动作，每天枯燥地重复着。其实，之中有我们看不见的故事在发生，理不出的荒谬在渗出。

看得见的真实生活下，是看不见的暗流在涌动。

我的双眼看着在轮渡上上下下的人们，脑子里想的还是杜拉斯。

法国作家阿兰·维贡德莱在《杜拉斯传——一个世纪的穿越》里写到杜拉斯的母亲知道了杜拉斯和李云泰的恋情后，“她承认那是她的女儿，时而又猛地摆脱她”。而当她们一家要回法国定居前，为了一笔“定居巴黎所需要的”钱，杜拉斯的母亲居然许可她敲诈了李云泰五百皮阿斯特……

她们一家乘坐一艘巨型邮轮离开越南那天，杜拉斯“看到了码头上有一辆阴暗的轿车，黑得像一具棺材，那是中国情人的轿车，他坐在车里，目送她离去。”

画面走到这里，我真的想替杜拉斯好好地哭泣——那年的杜拉斯，仅仅是个18岁的青春美少女！

我为杜拉斯哭泣

2019-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