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意志由尼采提出，超人是权力的核心，每个人生来最大的职责便是实现超人的可能，进而通过超人实现超越。大陆理性主义学派试图通过先验论证明现存的逻辑形式下的真理的客观性，以期覆盖全体现存与未存的可能，对整体人类社会做出科学的规范。然而理性主义始终未能与形下的物质世界联系，不断受到经验主义的袭扰。康德提出先验理性，企图把绝对存在的理性作为一切理性的开端，同时又为理性划清界限，为非理性留下可能。叔本华进而讨论这种非理性的可能，把意志作为世界表象与精神的最终本原，其实还是强调非理性的因素。尼采强调权力意志更是把非理性提到了高峰，而当今科学越发普遍，理性精神甚至成为善恶评判的标准，人们对于非理性产生排斥感，正是这样的背景下，反理性主义得以壮大。
我们今天的反理性派，并不是对理性的完全否定，而是对人类意识中的另一种可能进行述说，像康德一样为理性划清界限，并提供出非理性的种种现实。当今很多主要流派都受非理性派的影响，现象学探究主体对客体的直达性，从存在的角度来直达意识，其中就包含了许多感官的成分在内。后现代主义试图从人存在的意义来解释世界，这显然包括非理性在内。总之非理性是人类意识的一种可能，是实现与潜在的一种矛盾，更好的使用和理解非理性对于今天的我们有着更加深远的意义。
存在范畴内经历过的时间，我们更多的是以意识的直接感受为主，而当这种感官过程形式一旦发生破坏，整体的意识领域内会发生紊乱，影响意识主体的进一步意识活动。如果我们非意识空间过多的占据意识领域，那么原有的存在意识就会进一步动摇，甚至威胁人存在本身。动物能够成为动物，得益于非意识空间，同时动物局限于动物，也因为非意识空间内部无分化出新的自由意识。植物需要非意识，细胞需要非意识，甚至非意识比自由意识更加具有直达性，更加显明真理的必然客观性。理性主义寻问的是普遍的法则，是独一的，必然的自由准则，而非理性主义面对理性冲突时正好需要回答其存在的必然永恒性。而关于非理性的存在我们始终难以客观的衡量，更别谈用理性的思维去测量其作用的力度与大小。那是不是非理性就一定是杂乱的，无理由的，随机的，人类思维总是对随机偶然担心，人们最接受不了的就是今天发生的明天未必发生，或者昨天发生的，今天竟然没有出现，这是存在于人类思维内部的重大缺陷。非理性并不同于理性，而我们用理性的思维去考虑非理性时本身就存在缺陷，非理性更多是以本能的形式呈现，意志是世界的本原，而意志表现于人类身上便是非理性，甚至相比理性更具真理，更具自由必然性。
理性与非理性都是人类思维的两类可能，非理性接近于本原真理，具有生存意义，却缺乏发展意义，而理性是普遍规律的法则，具有发展意义，却缺乏生命意志。现实中我们要合理的处理两者间的联系与区别，规则的制定要统筹理性与非理性，做好非理性中的理想与理性中的非理性。人生就像一场长途旅行，在下一站期待同时也回忆起前面的风光，而我们的脚步匆匆也将随着时间永恒的在转表上滴滴嗒嗒的发出存在的响声，逝去的永远是最美好的，将要的也永远是值得期待的，真正值得的人生才更具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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