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什么经历能够取代慷慨和无私所给予的影响。作为父母，最重要的职责便是让孩子在生命之初便体会到信任“他人”的价值。之后，父母必须进一步加深加大这种信任感，直至它充溢在孩子身边的整个环境中。如果他们在第一个任务上失败了，无法赢得孩子的关注、喜爱和合作，那么对于孩子来说，若想在将来建立起社会兴趣以及与他人的伙伴关系就会变得极其困难。每个人天生都有关注他人的能力，但这项能力必须经过后天的培养和练习才能得以无碍发展。
要了解个体理解生命的特有方法始于何时，以及要揭示他们是在怎样的环境中形成对于生命的态度的，早期的童年记忆格外有用。最初记忆之所以拥有如此特别的地位，原因有两个。首先，它储存了个人对于自我及环境的最初基本判断。这是他们的第一份表现评估，第一个多少接近完整的自我标记，也是第一次被提出要求。其次，这是人们个体自觉的起点，直至这个时候，人们才开始书写自己的人生传记。
想要与人共处的欲望并不总是意味着对他人的真正关注。在被问到最初的记忆时，有一名女孩这样回答：“我在跟姐姐和两个女孩朋友一起玩。”在这里，我们很自然地看到了一个孩子正学着与人相处。然而，当她提及自己最大的恐惧时，我们才对她有了更深的了解。她说：“我害怕被扔下。”由此，我们应当可以察觉到独立性的缺乏。
合作是我们对抗神经官能症倾向的唯一安全保障。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应该培养和鼓励儿童学会合作，应当允许他们自行探索与同龄人融洽相处的方式，可以是通过共同的小任务，也可以是通过一起游戏。任何对合作的阻碍都可能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比如说，被宠坏的孩子就只学会了关注自己，即便到了学校，对他人漠不关心的情况也不会改变。功课对于他们的吸引力只在于能够借此赢得老师的偏爱。他们只听得进去那些对自己有利的东西。
我们不能因为幼年时的错误去苛责成年人，只能在他们尝到恶果时伸出援手加以补救。我们不能指望从未学过地理课的孩子在这门科目上考取高分，同样，也不能期待一个从未学过合作的孩子能正确应对需要合作的任务。但一切有关生命的问题还是得依靠合作的能力来解决，每一项人生使命都不得不在人类社会的框架里，通过谋求人类幸福来实现。生命意味着奉献，个人只有真正理解了这一点，才能充满勇气地直面自己的难题，并保有胜利的可能。
从生命的最初阶段到最后时光，这种关于生长与发展的合作始终不曾中断。身体和心灵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进行着合作。心灵如同马达，调动它在身体中所能发掘的一切潜能，使其成为牢不可破的安全堡垒。而在身体的每一个行动、每一个表情和征兆中，我们都能看到心灵目标的印记。一个人在行动，那么行动中总有某种意义。
个体通过感官与所处的环境发生接触并接受刺激。因此，从人们训练自己身体的方式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从环境中接受到怎样的影响，又如何应用他们的经验。如果我们能够留意到人们观察、聆听的方式，了解到能够吸引他们的都是什么，就能对其人有较深的了解。这就是姿态之所以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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