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提到：
1984年，美国心理学家飞利浦·泰特洛克做了一个影响深远的研究。他调查了284个专家以预测政治经济趋势为职业的政治学家、智囊和外交官，向他们提出各种预测问题，比如戈尔巴乔夫有没有可能被政变搞下台。
专家预测的结果都不如抛硬币。如果单纯地依靠个人常识去预测，那么对这个人的要求是极高的，最起码有强大的知识储备，来支撑他的思考，让他的思考更有广度，有深度。言必有据，在大数据时代里头，这个“据”也就包括了数据。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呼吁把数理方法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方法，而且这些方法也的确正在成为主流。
书中说，Twitter的一个特别有利于研究的特点是，如果用户分享一个网址，这个网址的URL会被缩短，自动形成一个唯一的代码。通过跟踪这些短代码，就可以分析信息如何在Twitter上扩散传播。广告商希望通过名人来一场"Twitter瀑布"，依我们的常识，名人粉丝多，肯定有极大的影响力，但是研究表明，名人引发“Twitter瀑布”特别随机。最近也有新闻报道有些鲜肉的微博粉丝是买来的，让人感觉他很火，从而引来流量。我的微博现在有100个粉丝，其中10-20是刷粉丝广告。在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只是表象，常识受限于我们的阅历、思维等很多方面，在解决问题时，必要的时候要用上数理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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