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钢：《智识分子－做个复杂的现代人》
本书简介：《智识分子－做个复杂的现代人》大约28万字，以理性思维为本，揉合了大量的前沿新知，得出了自己的批判性认识。它是反不靠谱的常识性的思维惯性，是反常识的；它是反听着无害但喝起来有毒的心灵鸡汤，是反成功学的；它要用“科研的格调”来理解和认识世界，你需要有靠谱的判断力。
作者简介：万维钢，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现为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物理系研究员。《新知客》、《新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特约撰稿人，天涯名博，在知乎、果壳、观察者、共识网等靠前知名网站上设有专栏，在《麻省理工科技创业》、《商界评论》等报刊和网站发表过若干文章，文章常引发大众思考，掀起诸多话题讨论。《流言时代的赛先生》及《十万个为什么》（新版）的数学分册和物理分册作者之一
推荐理由：这是一本关于现代世界的书，而且只有现代人才可能有的“智识”—智慧和见识。想要理解这个现代世界，乃至做些决策，就得有这种智识。本书会纠正你想当然的判断，告诉你一些靠谱的认知科学的研究结果。
内容简介：从四个方面进行介绍，第一部分是理工科思维和文科思维有什么不同，第二部分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别用常识理解复杂世界，第三部分探讨教育问题，所谓美式素质教育的真相，第四部分是知识分子必备的两个思维工具。
第一部分：理工科思维和文科思维的区别。
用理工科思维理解现代世界，对任何看法都要进行取舍和量化，不要被理念所劫持，要时刻调整自己的观点。
传统文科思维的主要特征的是没有量化的概念，经常坚信某个理念，能够解决一切问题。而理工科思维的关键就在于取舍和量化。不管面对什么问题，用理工科思维看都没有一个绝对的完美的解决方案。任何方案我们都要对其进行取舍、量化还要用科学的方法检验。
理工科思维往往知道自己知识的局限性，而很多的人文学科现在还处在初级阶段，对很多重大问题还没有达成共识,就分了很多的派别，常用什么什么主义自居。比如凯恩思经济学认为消费刺激增长，政府应该出台经济刺激计划；供给派经济学认为真正的英雄是企业家，最好的刺激方法是减税；自由派政治学者就认为政府应该是社会生活中的重要角色；而保守派政治学者认为小政府才是合理的。不管是哪一派的铁杆儿支持者，只要他认准了一个方向毫不动摇，那么这种行为就是派系斗争、是情怀，唯独不是理性。
时刻寻找最优解才是真正理性的态度。
理工科思维解决问题的关键往往并不在于你有没有一个高大上的理念，而是在于度。复杂世界里面几乎所有东西都有利有弊，用或者不用那不仅仅看这个东西好不好，还要看你能够承受多大代价。想学会寻找合适的度，那你至少需要掌握两个不同的理念。但是很多人往往只知道宣传自己的理念，最后被被理念劫持。用查理芒格的话来说就是：如果你手里拿着锤子，看什么都像钉子。像这样的一招鲜吃遍天的人，有一个专用名字就叫刺猬。
西方有句谚语说，狐狸知道很多事情，而刺猬只知道一件事情。刺猬眼中的世界是简单的，它把自己蜷成一团，试图用浑身的刺去面对外面复杂的世界，试图用自己的理念解释一切事情。但是狐狸眼中的世界是复杂的，狐狸乐于接受新信息，喜欢和不同观点打交道，能够不断地修正自己的预测。
想要成为一个智识分子就要做狐狸，而不是刺猬。现代事情的道理有很多，唯有一件事情是关键，就是不要被自己心中的大主义劫持。不要认为某个观念是永远不变的真理。
第二部分：没有调研就没有发言权。
别用常识理解复杂世界，调查往往比尝试更为可信。
为什么这么说？看一个研究，这个研究表明，向社会科学这样的软科学，所谓专家们的看法，不见得就比普通人更正确。美国的心理学家飞利浦•泰特洛克研究调查了284个专门预测政治经济趋势的专家，研究项目就是让这些人预测各种问题，这个研究持续20年。结果是这些所谓的专家预测的准确性，还比不上直接抛硬币。为什么这些专家的预测不准呢？主要就是因为他们的理论没有坚实的基础，依赖的就是很多直观的常识，一厢情愿的想当然。平时我们也能感觉得到。而如果听一个物理学家谈论物理，那怕他只是用通俗的语言做科普，外行人一般也不太敢提出质疑。因为人们知道物理是一门儿非常专业的科学，一个人没有多年训练，他也不敢出来瞎说。
但是如果一个社会学家讨论社会问题，那怕他旁征博引的引用了很多西方先哲的经典理论，人们还是可以毫无压力地批评他。不过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呼吁把数理方法作为社会研究的主要方法，而且这个方法也的确正在成为主流。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在论文中引用100年前的所谓的经典说事儿。如今的社会科学正在逐渐的抛弃常识，开始依靠实验和数据。
格拉德维尔在《引爆点》这中书里提出一个观点，一个消息想要在人群中流行就需要某些特别有影响力的关键人物推波助澜。根据这个关键人物的理论，扩大知名度的最好办法就是找名人做广告。比如让某个明星转发一条微博。这种说法符合人们的常识。但这个理论并没有获得大规模统计实验的支持。
研究人员在Twitter上找了一批关键人物，他们有很多粉丝，而且在最近的一个月内成功引发了某个消息的大量传播。这些关键人物在第二个月不一定还能引发那么大的传播，也就是说名人虽然说比一般人更容易导致一条消息被广泛传播，但是这个能力的实际效果起伏极大，不可靠。也许最好的传播策略不是花大价钱请少数名人转发，而是用相同的钱请一批影响力中等的人。一个东西突然流行，我们的常识思维总是认为这个东西一定有特别出类拔萃的地方，或者说一定有幕后推手。
但是Twitter研究表明，所谓的幕后推手其实没那么厉害。那为什么有些书能够畅销，有些音乐就能网上流行？完全就是因为她们出类拔萃吗？另外一个研究表明，成功很可能是因为运气。实验人员制作了一个网站，上面有48首歌，然后招募了1万多名受试者给这48首歌打分儿。如果他们愿意，还可以下载这些歌。有些受试者都是独立的，他们只能看到歌曲的名字，这个组称作独立组，另外一组受试者还可以看到自己组里每首歌的下载次数，这一组称作社会影响组。
结果表明在独立组获得高分的歌，在社会影响组也是好歌。而且流行程度比在独立组还要高。也就是说在听众被人们选择影响的情况下，流行的东西会变得更流行会，出现赢者通吃的现象。但是这个事件最重要的结果是，具体那首歌能登上排行榜第一名是非常偶然的事情，有些歌那可能纯粹是因为运气好在实验的早期就获得了更多的下载次数，后来的受试者也会受到影响而认为这首歌好听，从而给予它更多的关注，形成正反馈。所以最初的运气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最后谁能脱颖而出。
有一首歌在独立组排26位，在社会影响组竟然排到第一位。总的看来，尽管特别不好的哥哥肯定是不能流行的，但是好歌的流行还是需要很大的运气成分。独立组排名前五的歌曲只有50%的可能性在社会影响组也进前五。
我们生活在一个彼此影响的社会，想听一首歌，也许只不过就是因为朋友的推荐。你想看一部电影，也许仅仅是恰好在微博上看了一眼。如果历史能够重演，很多明星未必都能出名，蒙娜丽莎也可能不会是全世界最出名的画。我们总是习惯于把事情的成败归结为人的因素，归结为某个领袖人物，甚至归结为阴谋论。好像什么都是注定的。但事实是很多事情只不过是偶然而已。而常识特别善于事后解释事情，但是这种解释根本谈不上真正的理解。
比如中国男乒乓球以4:3击败日本，赛后总结自然全是成功经验，可是如果中国队3:4负于日本，媒体上必然又全是失败的反思。感觉这些事后的经验总结有道理，简直是常识，专家们也正是根据这些道理去预测未来。可是你事先怎么知道这些完全相反的道理，哪个会起作用？
有这样一个问题，你觉得农村的孩子更适应部队生活还是城市的孩子更适应部队生活？很多人都认为显然是农村的孩子。因为农村条件比较艰苦，从小就适应这种环境，所以肯定是农村孩子更能适应部队生活。而根据社会学家对二战期间美军的调查，其实是城市士兵更适应部队生活。因为他们早就习惯了拥挤、合作、严格的社会秩序。这两个结果看上去都很有道理，在没有统计的情况下，根本就不知道哪一种说法符合事实。所以说没有调研就没有发言权，不要用常识理解复杂世界。
那想要从复杂随机即的事情里面看到真正的规律，最好的办法就是像搞自然科学一样进行大规模的重复试验。放弃一切都是注定的这个思想，把历史事件当成众多可能性的一种，把未来当成一个概率分布。然后尽可能的使用统计方法，通过历史数据去计算未来事件的概率。与其说追求各种想当然的常识知道未来，不如把历史当作一个数据库，从中发现统计规律。
第三部分：探讨教育问题。
探讨中国的应试教育是不是真的伤害了中国学生的创造力？所谓的美式素质教育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中国的应试教育可以说是被诟病已久，很多都认为像这种只为了考试的学习会扼杀孩子们的创造力，培养不出现代社会真正需要的人才。如果我们的教育应该像美国的素质教育。但实际上的这个问题没那么简单。
受到很多人质疑的高考，大多数人都误会了高中的本质。高中到底是干什么用的？一般人会认为他高中当然是用来传道授业解惑的地方，但是那这个答案是错的。技校才是传授知识的地方，高中学的大部分知识，一般人在工作生活中根本用不着。高中最根本的目的并不是传授知识和培养人，而是把人分类。高考题为什么这么难？并不是因为这些题目有什么实际意义，只是因为它们够难，只有这样才能把人和人区分开。
那为什么要把人分类？因为好的工作岗位是稀缺的，所有人都想去钱多、活少、离家近的公司。那什么样的人能够进这样的公司呢？就得设立层层门槛儿，这些门槛儿不仅要把一部分人挡在外面，还要给人一种公正的感觉。那学历就是最好的门槛儿。
一样的道理，名校是一种稀缺资源，只要想进名校的学生比招生名额多，那高考就一定是激烈的竞争。如果全国高中都用极端的手段玩儿高考这个游戏，大搞军备竞赛，会不会把这个游戏玩坏？会不会让全国的高中生都只为了考试而学习，从而影响了中国学生的创新能力？答案是不会。
看一下邻居韩国，他们的高考竞争比中国更激烈，首尔、高丽和延世大学是韩国三所最好的大学。录取不看别的只看分数，韩国大公司的高管几乎都来自这三所大学，韩国高中生学习时间并不比中国的高中生少，他们也是要在学校待一整天，晚上还得去上补习班儿。可是韩国不管是科学还是技术方面的创新都没有被高考的军备竞争所影响。韩国反而是亚洲科技创新最强的国家之一，甚至说在电影、音乐这些文化领域也很强。所以说军备竞赛式高考并不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
再看美国的教育。《优秀的绵羊》这本书提到，通常人们看到的美式教育，其实只是皮毛。比如说大家普遍认为，美国的学生多才多艺，从小就参加很多社会活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但是深入了解一下，你会发现，他们之所以多才多艺，并不是自己愿意做这么多事儿，而是因为这些活动是美国学生评价体系里的重要组成部分，像考试分数一样重要。你要想考顶级名校，中国的学生主要考虑分数就可以了，但是美国的学生还得不停地参加社会活动。在众人面前维持一个全面发展的表象。所以从本质上来看中美教育并没有那么大的差别。
第四部分：智识分子必备的两个思维工具。
在很多问题上，人很容易犯等比例放大的谬误。
比如说一家创业公司，全公司上下一共几十个人，基本上不需要怎么管理，绝大部分人都在干一些具体的事情。可是，如果公司规模扩大100倍成了大公司，你要还按照创业初期的人员结构等比放大，那是肯定行不通的。公司的人数越多，负责协调管理的人员就不会成比例的增加。
尺度是一个重要的思维方式。这个规律不仅公是个认识问题，而且有非常紧迫的现实意义。如果一个系统已经变得很大了。可是你还在使用过去小尺度的游戏规则，那么会出大问题。
作者曾经举过美国政治制度选举的例子。为什么现在美国的政客不干实事儿，整天忙着竞选，像一个娱乐明星一样，搞煽情演讲，靠着演技争取民意支持。这个现象背后其实是一个尺度问题。
美国的政治制度是200多年前设计的。1789年成立第一届国会的时候，众议院总共只有65位议员。是按照人口比例从全国各个州里面选拔出来的，而当时的美国总人口只有400万人。65个议员代表400万人口，平均每个议员只需要代表6万人。在今天的中国也许是一个公安分局的辖区。从这个6万人里面选拔一个人，让他代表父老乡亲们去首都开个全国性的大会，一点问题也没有。议员能够听到选民的呼声，选民也容易了解议员。随着美国人口的增加，众议院的人数也随之增加，到了100多年前众议院达到435个人的时候，就意识不能再继续增加议员了。400多个人开会已经很难达成决议。于是，当时就立法众议员人数从此就设定为435个人，议员人数封顶。可是美国的人口总数还是不断增加。今天的美国，每个议员需要代表超过70万人。议员倾听民众的呼声，以及和民众交流的方式变得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美国人现在有必要反思200多年前制定的这套体制是不是还适合今日的美国。
智识分子的第二个思维工具贝叶斯定理。
贝叶斯定理是统计学上的一个概念，它是用来计算主观概率。其核心思想是在做决策的时要时刻调整自己对事情的看法，不要非黑即白。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问题：你相信上帝吗？你信不信中医？你相信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吗？面对这些问题呀，如果说把相信仅仅当成一个表态，那它的意义就相当有限。我们的观点完全不左右真理，也很难左右别人。
相不相信的真正意义在于给我们自己的决策提供依据。
比如说大年初一上头柱香能够带来好运气，但是你不怎么相信这个事儿，你认为上头柱香带来的好运的可能性顶多只有15%。而后来你听说有个同事烧了头柱香，今年就升职了。有了这个新信息，你就调整一下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比如提高到22%。而同时另外一个同事又和你说没用的，去年我和他一起去我就没有升职。根据这个新信息你对烧头柱香带来好运这件事情的判断又需要进行微调。
贝叶斯定理的核心就是对新信息要随时保持开放的态度，不断修正自己的判断，既要广泛听取别人的意见，也不要妄自菲薄。
书中提到，据说中国曾经在历史特殊时期禁止教授贝叶斯统计学，可能因为那时候的人认为信念不容更改吧。至今有很多人是坚持信念不看证据的，甚至有了与自己信念相反的证据出来，他直接忽略这个证据，或者干脆说是个阴谋，反而证明我的信念更正确了。还有一种情况是像雍正对年羹尧那样，要说信任就好得如胶似漆，要说不信就不听辩解直接赐死！像这样的二愣子性格，实在不太适合求知。正确的态度是不断根据新的事实来调整自己的观点。观点随事实改变，有胆有识，这就是贝叶斯定理的伟大原则。
一个智识分子应该拥有这种复杂的信念体系，时刻调整自己对各种事物的看法。也可以说，就是不断地变动自己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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