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陈冠希或许没有想到，十年后的中国反而会对一部硬盘束手无策，即使它里面可能有着比艳照更重要的资料。
或许脱离客观事实的揣测依旧是不合理的，或许我早已陷进了所谓的“塔西陀陷阱”，然而正因如此我依旧想要提出我的疑问，公信力为何会丧失？
就红黄蓝事件而言，作为一位法学生，我理解判决只能建立在获得的证据上，但是就常理来说，即使作为体制内的一员我仍旧无法理解：
其一，红黄蓝各地的幼师都存在有针扎幼童的现象，我难以理解这是一个自发的行为还是经过某种培训？
其二，为什么会有家长无端地想要通过诱使幼童食用药物来抹黑幼儿园，又为何会有家长无端通过所谓的性侵论来质问幼儿园？
其三，为何要实行如此反常的舆论管控？
在司法界有一桩经典的案件，是关于取款机故障而从中得利的判罚，当时全国共用两起相似案件，并且这是司法界一个很有争议的话题，而前一件案件因为判罚不被理解已经被口诛笔伐良久，但第二件案件的宣判者——也就是我的一位师兄，他做出了同样的宣判，但是他被社会所理解。
因为他为了说明判罚的依据，不仅陈述了犯罪事实和相关法律规范条文，甚至大画笔墨解释为何行为符合该条文而非其他，也就是说他将“司法解释”贯彻到了判决书中。如此一来社会也并不是“无端找茬”，只要解释符合逻辑符合理性，大家并没有寻衅的想法。
为何我引用我师兄的案例呢？因为在目前的中国，的确存在太多的信息不平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程序法规定，所有法院实行公审制度，然而因为很多行政制度的阻挠，不论是查卷宗还是公审资格，都是触手难及的。
这种信息不平等还出现在很多领域，但是在舆论监督上，我认可管控，但我不认可暴力的一刀切的毫不加解释的管控。为什么说我的是谣言？在没有具体证据证明我造谣之前，理论上国家没有权力认定我为造谣。更何况审视国家的舆论管控，是采取所谓的“关键词屏蔽”制度，我认为这侵犯了言论自由权，即使在法律上依旧如此。
另一方面，我困惑于政府相关组织的能力问题。就红黄蓝事件，即使是通报依旧满是敷衍之色，第三方机构得出的怎样的结果批倒了之前的医院证明？这些事项没有人知道也就总有人怀疑。
所以法治法治，并不是有法即可治，没有透明的执行，法治不过是空文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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