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疟疾：一将功成万骨枯》系列是去年写的关于“疟疾”的综述，主要介绍了疟疾致病的机理，以及奎宁和青蒿素的发现过程，从“大微生物观”来阐述人类和微生物的这场旷日持久的较量。
其中提到了一类控制疟疾的有效灭蚊剂——DDT。这种东西就是那本《寂静的春天》所反对的，因为此书，美国掀起了环保主义的热潮，最后导致了一系列环保维权法案的推出。DDT也因此被顺理成章的禁用了。
就在它被禁用的1960年代，人类站在对抗疟疾的路口，一条是继续寻找更好的杀虫灭蚊剂，一种是寻找更有效的抗疟药物。因为环保法案的推出，第一条路自然而然的被排除在外。剩下的这第二条路最终成就了中国首个自然科学诺贝尔奖，这不能说不振奋。
可是随着奎宁青蒿素的迅速耐药，疗效被慢慢局限，我们研发药物的速度又怎么可能赶得上疟原虫更新换代的速度呢？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抗生素领域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好像一个伟大将领的出现，其背后将倒下无数白骨英魂。这种抗生素之路的收益太小，风险却太大。所以我们又不得不回到那个世界疟原虫最低的年代，站在那个路口重新抉择：是灭蚊还是抗菌？
很显然我们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但是却完全可以利用好我们手头的工具，通过剂量的调节和科学的使用，使环境污染最小而灭蚊效果又奇佳。要知道DDT的发明，可是单项荣获了1948年的诺内尔医学奖，而屠呦呦的诺奖是和其他两个人分享的。
好钢得用在刀刃上！
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停用了30多年的灭蚊神药DDT，在2005年又被世界卫生组织呼吁重新提起，专门对抗疟疾。
这是怎么回事？当年DDT的害处难道被人们遗忘了？让我们来梳理一下DDT被禁的这将近40年的历史吧！
1969年，各国开始禁止生产和使用DDT，美国是最早的，可是禁止生产之后直接导致蚊子开始传播疟疾。美国在DDT被禁之前，还持续资助斯里兰卡的一个DDT防蚊项目，资助的最后一年是1968年，斯里兰卡整个国家只有17个感染病例。到了1969年DDT被禁止，感染人数从17个变成50万。
DDT被禁之后影响最大的是那些非洲国家。
非洲在2000年感染疟疾的人数是1.73亿人占全球疟疾病例的50%以上，因为非洲的医疗和食品条件太差，所以全球91%的疟疾死亡都发生在非洲，疟疾的平均死亡率是0.5%，但是非洲肯定比这个高很多，咱们按1%算，每年因为疟疾感染死亡的非洲人大概是173万。其中一半是五岁以下的儿童。这在人道主义上很难让人接受，所以世界卫生组织作出了重启DDT的决定。
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前，他们仔细统计了各方面的论文和研究，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在这几十年里，因为禁止生产DDT直接导致蚊子传播疟疾死亡的人数大约是2000万，比希特勒杀的人还多。DDT虽然可以导致一部分鸟类的死亡，但是只要规范的使用，就能把害处降到最低。
疟疾本来有机会从人群中消失，欧美就赶上了大量使用DDT的那一波风头，所以现在欧美几乎没有疟疾感染，感染的人也是非洲印度的输入性感染。亚洲国家中日韩都赶上了风口，我国是1983年才官方禁止DDT，虽然年代算早，但因为执法不严格，偷偷生产使用的现象普遍存在，等到实际禁用要到90年代中后期。正是由于这种延迟，才阴差阳错的降低了疟原虫的总体数量。而东南亚的很多国家，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因为经济落后，气候潮湿，疟疾仍然很常见。
有这样一组数据显示，平均1000个非洲人里有220个人患疟疾，而1000个南亚人只有20个。所以非洲算是一点儿风口都没赶上，等到刚想用DDT又被禁了，尤其是南部非洲没有能力偷偷生产DDT的国家，这才造成了每年死上百万人。
之后非洲对抗疟疾主要靠联合国的医药援助，比如奎宁，青蒿素和蚊帐。但是和泼洒DDT相比，前者是守，后者是攻。
守效甚微且投入巨大，而且问题重重不便开展，比如：几个人用一个蚊帐？一周用几次？破了怎么办？
所以，对于疟疾非常严重的非洲地区重启DDT项目的益处远远大于它对环境的害处。
DDT的重启从2005年到现在已经实施了11年，非洲的疟疾感染者已经下降了45%，这是一个立竿见影的效果，远好于青蒿素和奎宁。
全文完
最后致谢卓老板，文中的大量数据资料都来源于卓老板聊科技！这里标明出处，聊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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