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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都是“大器晚成”,为什么我们还要这么心急?

张之洞都是“大器晚成”,为什么我们还要这么心急?

作者: 唐弈 | 来源:发表于2017-07-06 00:11 被阅读1035次

    现在焦虑的人好像越来越多,焦虑人群也越来越低龄化。越来越多的人迫不及待地想要成功,财务自由这个词开始频繁出现在一个个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口中。这就是我们,总是口口声声说处在“本该奋斗的年纪”,但实际上却总是期盼着能一蹴而就,真面临需要脚踏实地步步落坑的时候又望而生畏。

    我们都太心急,似乎都忘了自古以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首位便是“修身”。想当初左宗棠入仕之前便是安心在家读书,为日后做大事积蓄底蕴,若没有这段时间的“精心沉淀”后面能不能这名重天下的“中兴名臣”也尚未可知了。要知道,并非年少成名的才叫成功,才有大才实才远见之才,这成功自然也有年轻有为和大器晚成之分了。人生数十载,充满变数,少年天才也或成仲永,如此倒不如做那个笑到最后一鸣惊人的楚庄王。

    而今天要和大家聊的清末权相张之洞亦可以算是青年多磨大器晚成典型。他虽十三岁便一举考取秀才,十六岁便夺得顺天府乡试第一。这十六岁的少年解元,在科举史上是多么的罕见。有多少读书人年届不惑,还在为取得生员资格而焚膏继晷,又有多少读书人两鬓斑白还在为举人功名而伏案苦读,但张之洞,仅用16年光阴,便走完了很多人一辈子都走不完的科举之路。

    少年神童,这似乎是一个仕途顺遂的天之宠儿了。实则不然,此后的十年,神童张之洞在通往会试的途中却是连遭失利。先是父亲病故,他照例需守丧三年。丧期满后的那次己未科会试,恰遇他的堂兄张之万任会试同考官,他不得不循例回避;第二年,朝廷为咸丰帝三十岁举行万寿恩科,岂料张之万又被派为同考官,他又再次回避;待到同治元年,时距其中举已有九个年头,他终于得以参加会试,其文章虽做的花团锦簇、诗句珠圆玉润,亦被其房师范鹤生激赏不已,赞其文笔有《史》《汉》之风,并极力向主考官推荐,岂料主考并不赏识,最终落第。

    第二次参加会试的时候,皇天不负有心人苦心人。张之洞终于在初试发榜时被取中一百四十一名贡士,复试更是榜列一等一名,但在几天后的殿试中却又因发抒胸臆,不袭故常,直指当今人才缺乏,是因为太拘资格,科目太隆,又加之捐纳杂税,鱼目混珠,导致朝廷下诏天下推举将才时,应者寥寥;又直言当今天下大患在贫,吏贫则黩,军贫则无以为战,请求皇上亲倡节俭,除积习,培根本,厚风俗,养民生,致富裕。

    要知道这种论调已大大超出了殿试文章“四平八稳”的常格,另大多数阅卷官不喜,主张将其列为三甲之末。好在受当时的主考官、大学士宝鋆欣赏,力排众议将其列为二甲之首,即第四名;最后由慈禧圈定名词的时候,幸好当时刚垂帘听政的二十八岁的慈禧太后,正思有所作为,认为张之洞的策论直指时弊,难能可贵,将其由第四名勾到第三名,这才有了这青年探花之名。这一甲第三和二甲第一的待遇,可谓是天壤之别。

    但在之后的十六七年,这位青年探花的仕途却并未有多么的顺遂。直到四十三岁的时候,他还只是个从五品的洗马。但也正是这一年,张之洞的仕途开始发力,之后的三四年时间里,张之洞先是由从五品升为正五品的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后又升至正四品衔的侍讲学士,之后又连升三级至从二品的山西巡抚,贵为封疆大吏。

    而这一连串的升迁,自是与张之洞过往十几年的深厚积累是分不开的。这几年的飞黄腾达可以说是过往岁月的厚积薄发。

    要知道“大器晚成”的前提你得是“器”,如果张之洞没有前四十多年的修身,没有锻炼干实事的能力,那即使机会来了,也轮不到他。毕竟在满人清朝,汉大臣要位列封疆大吏仅靠关系是不够的,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哪个不是靠的自己的真本事。让我们从张之洞发迹之前及他任晋抚时的几个故事,来瞧瞧张之洞的政治智慧和办事能力。

    那是光绪六年的十一月下旬,正值醇王福晋四十大寿。这醇王福晋是何人?对清史有了解的读者想必都知道,同治皇帝驾崩时并无子嗣也无亲兄弟,所以继位者若从近枝血脉中选择的话,便只能从咸丰帝的侄辈也就是同治的堂兄弟中择褚。当时有两个候选,一是恭王之子载滢,二是醇王之子载湉。不过当时慈禧与恭王的叔嫂联盟已有裂缝,且载滢当时已有十一岁,慈禧并不喜欢他,而载湉则刚刚四岁,慈禧可完全按自己的意愿进行培养,更重要的是载湉的生母那是慈禧胞妹,是真正的自家人。自然,这载湉便成了后来的光绪帝。

    皇上生母、太后胞妹的大寿,其隆重程度可见一斑。作为姐姐,慈禧也为妹妹亲自在御膳房挑了几样食品糕点,装了满满的八大盒命人送往醇王府。但在过午门时,送食太监因未带出宫令牌被护军拦下,这小太监也不是什么善茬,之前因偷运大内物品出宫被护军拦下,与护军结怨一直耿耿于怀。此次,仗着奉太后之命又是给皇上生母送食,硬要没有令牌强行出宫。口角之争最终演变成肢体碰撞,太监更是故意将食盒打翻诬陷护军,还到慈禧面前颠倒黑白,说是护军不把太后放在眼里,自己只是一时忘带令牌,却好说歹说就是不让出宫还踢翻了食盒。

    慈禧大怒,并令刑部立即拘捕护军,最终判几个当事护军或革职销旗,发配黑龙江当苦,差遇赦不赦;或革职圈禁五年;而涉事太监则仅是罚俸责打。如此判决,对护军处罚之重对太监偏爱之深,令阖朝大臣不满。

    一时之间,六部九卿的官员们纷纷私下议论:明明是太监理亏在先,为何只指摘护军一方?明明是太监护军相互殴打,为何单说护军殴打太监?护军盘查,乃职守所在,即使出现殴打之事,也不可处以如此重的惩罚。革去护军,已属不轻,消除旗档,听之可骇,还要加上充当苦差,遇赦不赦,一辈子永无出头之日!

    如此判决,奉行职守的遭到严惩,违反宫禁的反倒无事,今后谁来遵制,谁来守则?百官皆叹:门禁必将渐成虚文。

    更有一大批清流纷纷拜折上奏:护军稽查无大错,太监仗势该训斥,谨防由此而生的弊端。但没几个意识到这种奏折对从谏如流的明君来说或许相宜,但对师心自用的慈禧来说却未必合适。你这明摆着说太后判错了,说太监仗势,太监杖谁的势,还不是慈禧的势,你们这是想让慈禧承认御下无方,下“罪己诏”吗?

    而张之洞则显得聪明得多。他深刻的明白慈禧这人死要面子,奏折决不能有半点指摘她的意思,这是最基本的原则。其次,慈禧当下最恼火的护军。若是一个劲地为护军辩护,则反而会适得其反。

    既然太后不能指摘,护军不能辩护。那剩下的唯有从“太监”着手。他只是委婉曲折的提醒太后,注意前朝宦寺干政的危害,重申加法,杜绝乱萌,让太后自己醒悟,更是将护军因打太监而致罪的事实说成了因抗懿旨而获疚,贬太监而抬高了太后,传达了护军不敬太后确该受罚的意思令慈禧舒心。

    这封既没有一句为护军辩护之意,也没有半字触犯太后至高无上的威严,而是仅仅扣住抑制貂珰得势的祖训家法的奏章,也确实起到了意料之中的效果,同时也改变了张之洞的命运,大大加重了张之洞在慈禧心中的分量,为其荣膺封疆揭开了序幕。

    巡抚三晋,作为张之洞仕途上的第一个重任。其在任上的功绩可以说是卓著的,更为他日后荣升粤督打下了政治基础。

    当时的山西,主要有四大弊病。一是穷困,善多地少,土地瘠薄;二是捐摊繁杂,除了铁捐、绸捐以及文武乡试的承办费这几项大的无法豁免的捐摊,还有其他形形色色、各州县自定的捐摊,加起来有二三十项之多,这些银钱都要加在百姓头上,搞得怨声载道;三则是山西全省废庄稼而种罂粟,而这种罂粟的多,吸鸦片的自然也不少。当时的山西乡间十人有十人吸,城市十人有七人吸,至于吏、役、兵三种人,几乎十人有十人吸,自然这山西的第四个弊端便是官场腐败了。

    张之洞深知:为官一任,必须要做一两件醒目的大事。琐琐碎碎的小事,做得再多,付出的辛劳再大,到头来都不值一提。年终朝廷考核时,那些鸡毛蒜皮的事,自己都不好意思上报,而值得报的事情有没有,结果朝廷的考核只能平平而已,擢升无望。只有集中力量做它一两件大事出来,把它做得有声有色,做得熠熠生辉,什么时候说起来都脸上有光,甚至在你离任多少年后,当地的百姓还记得起、数得出。这种政绩最为重要,是擢升的最好凭据。是不是和我工作和职场很像?

    所以张之洞这新官上任的两把火便决定烧在这铲除罂粟和整饬吏治之上。

    这铲除罂粟并不容易。虽说作为巡抚来看,种植罂粟的弊病显而易见,着实可恨。鸦片只能提一时之神,并不能养生活命。一旦遇到大旱,远近无粮,这时你手上有再多罂粟有再多银钱也是无用,更别说吸食鸦片让人精神萎靡、病气沉沉。但愚民只图眼前之利,并没有长远打算。当时罂粟制成的鸦片膏,按成色分上中下三等。上等一两二钱银子一斤,中等一两,下等七钱。收成好,一亩地可收鸦片膏五十斤到六十斤,最不好的也有三十斤,通常可收四十斤,也就是说可卖到四十多两银子。若不种因素而种庄稼的话,即使种麦子,又收成好,一年下来,也只能得到三四两银子。若种包谷,高粱等杂粮,则只有一两良银子的收入。罂粟苗是先年秋天下种,第二年秋天收获,按两年计,一年也可收入二十多两银子,是种庄稼的六七倍。

    如此高的利润,骤然铲除则必将损害百姓的眼前之利,而且山西的捐摊如此之多,百姓不种罂粟,靠种庄稼又如何负担得起如此繁重的捐摊,再加上补种庄稼的种子又该如何获得?

    张之洞采取的是软硬兼施的方法。先是对农人晓以大义,劝其自行铲除。若再三劝告不听,则采取强硬手段,确实后来也的确动用了地方官兵强行拔出。另外,凡改种庄稼的农户,州县发给种子和部分农具,秋收只收半税,以弥补亏损。

    当然这里面无论是种子、农具还是只收半税,都将面临着另一个大的那题,那就是银钱。而解决银钱问题,则不能不说张之洞晋抚任上做的最为成功的一件事:清查三十年未清的藩库了。清理藩库则一能够对现有的银钱有个了解,二能够追回部分被各级官员借用贪污的银两,整饬吏治。当然,三十年未清的藩库涉及到多少任巡抚、全省多少官员可想而知。张之洞敢于这样做,而且最终能做成功。自然离不开朝廷有人撑腰,身边有人扶脚了。当时他请朝中的张佩纶、陈宝琛帮忙弹劾山西藩库贪污案的罪魁祸首藩司葆庚和冀宁道王定安,更有户部尚书阎敬铭为其作证;身边也有杨锐、杨深秀等人帮忙。历来成大事者都少不了这两样,说白了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资源和团队。今天就不做过多展开了。更重要的是他贯彻抓大放小的原则,把主犯定罪之后,其他官员只要定期归还银钱并不做追究。这样做既避免了整个山西官场的瘫痪,又充实了藩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这句老祖宗的话确实是有一定道理的。

    虽说,张之洞在晋抚任上大事只做了这么几件,但正如他所想的,这几件干得漂漂亮亮的事,足以让他在朝中站稳脚跟,给慈禧和醇王留下了能干实事的好印象。这不,他仅在晋抚任上两年,便升任两广总督。当时的两广总督的地位虽还在直隶总督之下,但与两江总督已不相上下甚至犹有过之。

    这粤督任上的趣闻轶事,我们就等下次分解吧。来日方长,诸君不妨学学张之洞,好好沉淀,蓄势待发。

    最后插一段《权相张之洞》里的一段“才论”,与各位分享:

    才有大小之分,才亦有花哨和实在之别。治国之具要得是大才实才远见之才 ,赵武、曹参、周勃、汲黯、诸葛、魏徵,都是历史上有实在建树的治国大才。而其才之修炼,一在于心境上,不汲汲于一时之功名利禄而淡泊宁静,因此能识大识远;二在处世上,不求一时之哗众取宠,而求实实在在为社稷苍生谋求福祉,不求头顶上的五彩光环,而求脚底下的坚实基础。此即惟朴素乃长久之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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