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宁波这个城市可谓因书结缘。几年前因读了余秋雨先生所写《风雨天一阁》一文，便对天一阁这座世界排名第三，亚洲第一的古老藏书楼心生敬意。于是在一个人的旅行返程中，选择了在宁波中转。天一阁之于中国的读书人，应该类似于布达拉宫之于藏民那般神圣。就如余秋雨先生所说：天一阁的分量已远远超过它的实际功能。它是一个象征。
我从网上预定的酒店名为书房酒店，选择的理由之一是距天一阁广场较近，二是因为对这个名字有好感。酒店设计以书为主题元素，一踏入酒店，书香气便扑面而来。令我犹感特别的是：房门看上去就是一个放满各类书籍的书橱，每个房间需对应各自的书名刷房卡，才能进入房间。我不由猜想酒店老板的设计理念，旨在表达书籍是人类认识这个世界的通关密码吧。
范家老宅的布局与苏州园林颇为相似。当我终于站在这里，感到与其他行程相异之处是多了一份肃穆和仪式感。也许是因为游客相对较少，又或者大多数游客来此的目的与我有几分相似吧，大多都安静地参观，不见一般景区的喧闹。我在天一阁感受到了古典园林中应有的幽静。在游览完范宅其他院落之后，我终于站到了天一阁的楼前。
做为范宅灵魂区域的天一阁藏书楼，比我想象中要小很多，且因年岁久远给人一种破落促狭之感。整个藏书楼属于禁入范围，藏书楼前假山也是属于游客止步区域，那些山石由于常年处于婆娑树影的遮蔽之下及池水的浸泡之中，布满了斑驳的青苔，与天一阁藏书楼一样给人数百年苍桑之感。不知有多少人曾在此深深地凝望过这座古老的藏书楼，它穿越四百年波诡云谲的历史风云。其间数次朝代更迭，无数次战乱，各种天灾人祸，尤其是一段极为荒诞的年代之后，仍能屹立在这里，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书籍作为思想与文化成果的体现形式，成为人类精神和文明传承延续的载体，它的命运亦是一个国家及其国民命运的缩影。从秦朝的焚书坑儒，到清朝罗织严密的文字狱。在中国数千年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上位者对于思想文化的控制从未真正的止息，书的命运可谓跌宕起伏。乾隆朝工程空前浩大的《四库全书》以编书之名，行禁书、毁书之实，据统计有3100种，15万册书籍惨遭横祸，当然天一阁藏书楼的部分藏书亦未能躲过此劫。这惊人的数字背后，不知曾抛洒过多少爱书之人哀泣的泪水呢？
在近几年读过一些历史典藉，对中国历史略有了解之后，便认为生而为人，生活在明清两朝，实在为一大不幸。而这源于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开启及以后一直贯彻实施的文化专制主义。余秋雨先生在《六百年郁闷》一文中有如下表述：
“由草根起家而夺取了全国政权，朱元璋显然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他按照自己的政治逻辑汲取了宋朝和元朝灭亡的教训，废除宰相制度，独裁全国行政，滥用朝廷暴力，大批诛杀功臣，强化社会管制，实行特务政治。如此一来，国家似乎被严格地掌控起来了，而社会气氛如何，则可想而知。
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不一样，朱元璋的文化专制主义是一种系统的设计、严密的包围、整体的渗透、长久的绵延。这一套制度，乍一看没有多少血腥气，却把中国文化全盘捍塑成了一个纯粹的朝廷工具、皇家仆役，几乎不留任何空隙。
当文化本身被奴役，遭受悲剧的就不是某些文人，而是全体文人了。因为他们存身的家园被围上了高墙、被统一了话语，被划定了路线，被锁定了出口。时间一长，他们由狂躁、愤怒而渐渐适应，大多也循规蹈矩地进入了这种“文化-官僚系统”。中国文化的集体人格已经从根子上被改造。
以高压专制所造成的文化心理气氛，剥夺了精英思维，剥夺了生命尊严，剥夺了原创激情，后果非常严重，就连科学技术也难于发展了。
到了清代，文字狱变本加厉，文化气氛更加狞厉。一个庞大国家的文化灵魂如果长期处于哆哆嗦嗦、趋炎附势的状态中，那么，它的气数必然日渐衰微。鸦片战争以后的一系列惨败，便是一种必然结果。”
看到这些文字，我禁不住要为中国文化和文人而哀泣了。与天一阁藏书楼创始人范钦同时期的西方已逐渐走出黑暗的中世纪，文艺复兴已经开始逐渐显现出其巨大的影响力，正在悄然地改变世界文明的走向。而中国光耀东方千年的文明之光却在此期间骤然暗淡下来，并不幸地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我暗自惴测范钦因爱书，而一生执着于藏书活动是否是默默地与当时高强度的思想控制的一种无声的反抗。毕竟人将自己沉浸于书海之中，在文字构筑的宏大世界里能够暂时摆脱外界的束缚，获到精神上的自由。
民国时期做为新文化运动反对阵营的代表人物之一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一文中以一种褒扬的语气说真正的中国人是驯化了的生命。但以今日之观点视之，这恰恰是明清两朝几百年进行严酷的洗脑及思想文化控制所导致的恶果，乃是国民之大不幸。
从历史的发展规律不难看出，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脉总会因多元与包容而璀璨、强盛，因保守与排外而僵化、衰弱。而文脉的盛衰与否又会反作用于社会经济发展。
中国文脉在吟唱着“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有位佳人，在水一方”优美的诗歌为代表的黄河大合唱中盛大出场。《诗经》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文化的美丽开端，
在中国南方的文明发源地长江流域，一位“扈江离与辟芷，纫秋兰以为佩“的高贵形象屈原吟唱着”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的天问向我们走来。于是，《楚辞》这震撼华夏大地的男高音发出的最强音终与来自黄河流域的大合唱遥相呼应，成为中国文脉发源之双璧。
中华民族最初的文化光源，曾如此耀眼而夺目。只是可惜的是，经过两千多年的照射，在明清两朝被层层地包裹和束缚后，逐渐远离源头，走向了暗淡。
若把中华民族比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便是这巨人的两大动脉。而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各种思想就是巨人身上纵横交错的血管，源源不断地输送血液，使其保持鲜活的生命力。
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竟曾经存在过延续了一百三十多年的稷下学宫，以极高的礼遇汇集各地人才，让他们自由发展学派，平等地参与争呜，造成了学术思想的一片繁荣。正因为它的存在，春秋战国进入一种既高度自由又各自精致的和谐状态。
稷下学宫摆脱ZF的控制而成为一所独立的学术机构，一座自由的文化学宫。因正为有这样的机构存在，才出现了孟子、荀子这样的集大成者。也只有在那样的学术氛围之下，才能产生《周语上》所写“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亦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以及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闪耀着朴素的民本思想光辉的主张，直到如今也并未过时。
在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文化的繁盛与璀璨使其与古希腊三贤时代成为并肩而立的双子塔，傲然屹立于东方的顶峰。
朱熹诗云：“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正是不同思想和文化的碰撞催生出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使其被称为中国思想史的绝唱。
但秦朝统一之后，为确保在它统治下中国的统一，采取了许多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统一思想的政策。一切史书，除秦朝史书外，其他“百家”之说和其他文献，除由博士官存档保管者外，都应上交政府，予以焚毁。以确保一个天下，一个政府，一部历史，一种思想。秦朝“焚书坑儒”之举，无异于自断血脉。结果，秦朝正是由于它的严酷统治而迅速灭亡。
汉朝虽然也想实现全国思想统一，但吸取秦朝严酷到极端的做法所引发的恶果，采取了折中的方法：在百家中扶植儒家，使它成为正统；但对私人传授其他各家思想，没有刑罚措施。虽只保留了一条主干道。但最初河较为宽阔，尚有包容性，故能一定程度上保持思想文化上的多元生态。正因如此，汉朝才能实现长治久安，未重蹈秦朝的复辙。
汉代之后，华夏大地再次陷入数百年的分裂动荡之中，但期间也经历了多民族文化融合，多种外来文明的输入与发展，使中国文化突破了原囿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或的限制。在此基础上实现大一统的唐朝思想文化的多元与兼容并包，促成了唐朝审美大爆发的辉煌时代。宋朝因宋太祖所立“不杀士大夫”的祖训，重文轻武是贯穿南北宋的主旋律，奠定了宋代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格局，使得有宋一代成为中国文人普遍向往的朝代。因而，中国文化在唐宋两朝被推了顶峰。唐诗宋词那阔大悠远的意境与优美丰富的想象力穿越千载，仍被后世热烈地吟唱着，经久不衰。成为中华民族当之无愧的独特文化符号。
但明清之后，急转之下，严密排除异已成为绵延数百年的主调。由朱元璋开始实施的文化专制主义，大力推萗朱熹的理学。当一家学说被放入神龛供奉起来，成为统治者指定的唯一标准和绝对真理，成为被统治者利用，控制思想文化的利器，便会发生严重的质变，其灾难性后果就已经注定了。
当《四书》必依朱熹注释，《五经》必依宋儒注释，否则就算做异端为主导的被称作八股文的科举考试，将士大夫驯化成失去自己的思想，成为代圣人言的传话筒，产生的结果必然是泯灭个性与差异，当然这是统治者所乐见与期望达到的。于是中国文脉开始从渐趋狭窄的河道流入了一片洼地，最终成为一潭死水。
什么的土壤便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实。一个人能成取得什么样的成就，除其自身的天赋与努力之外，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更是有关键性的作用。被盛誉为诗仙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李白，若是不幸错生在明代，天性爱游山玩水的李太白恐怕只会被当作流民，死于非命，应该是没有成为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的机会。因为明朝严密的里甲制度将人变成了土地的附属物，一辈子不允许随便迁移。除非他能够像徐霞客那样几乎完美地经历万历皇帝不上朝的三十年，及其后危机四伏，无瑕自顾的明末时期，专制的手已无力对民间的流动实施严密的管控。北宋的苏轼虽然在宦海沉浮多年，后期更是不是被贬谪，就是走在被贬谪的路上。但若将他放置在宋朝后的任何一个朝代，在经历过乌台诗案后都恐难有一线生机。那么也就不会有千年之后仍人人都喜爱的可爱又可亲的全才苏东坡了。明代泰州学派的一代宗师，思想家和文学家李贽，因抨击封建礼教被视为异端，最终被诬告下狱，自刎于狱中便是有力的例证。
明朝开国皇帝的一系列创新举措:专门设立特务机构监视上至王公官吏，下至普通百姓思想言论。在严密监控与酷法竣刑的双重枷锁之下，中国人不幸地走向了被驯化了的生命这条不归路。
清朝统治者对朱元璋的政治制度赞赏不已，从而将其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并以此为基础，后来者居上，更加变本加利，其严密罗织的文字狱在历史上留下了臭名昭著的一笔。明清两朝将以顺为核心的中心思想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明清两朝数百年，中国文脉并未走向更为广阔的未来，反而是在各种钳制之下，走向了一条越来越僵化，越来越狭窄、越来越扭曲与变形的通道。当百家争鸣逐渐演变为一家之言，那种强压之下的虚假繁荣的颓势，便成为无法阻挡的宿命了。
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言：一个民族最大的遗憾不是无知，而是封闭通往真知的大门。
第一次鸦片战争真正打败大清的并不是只有4000名英军的坚船利炮，而是大清子民那呆滞的眼神，麻木的表情，佝偻的身躯与僵化的思想。
被称为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在被流放新疆途中将所整理《四洲志》委托给好友魏源，其耗费数年心血终于编纂出我们所熟知的旨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海国图治》。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这部心血之作因触及上层利益很快被大清帝国列为禁书。当漂洋过海来到日本之后，却备受追捧，成为日本明治维新思想启蒙书籍。两个国家的命运从此也就南辕北辙了。直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令大清帝国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此后，日本开始逆风翻盘。这个在漫长的历史中，一直以中国为师的国度，开始吸引大量的有志之士前去寻求救国图强良方。
牛顿说：“如果我比别人看得更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上。”但在文化专制和恐怖主义的双重枷锁之下，数百年间，中国文化只能躲在巨人的羽翼之下，遥遥地仰望与膜拜。英国学者在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这被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的答案也就昭然若揭了。
常常看到文明有无优劣的辩论，各方对此持各种观点莫衷一致。有时从统治者视角与普通民众视角观察同一种文明，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文明的发展也应有不同的阶段，高级阶段的文明应具有极大的多元性和包容性，且始终保持一种开放的状态，与不同民族的文明保持一种输入输出的互融关系。所有的传统与文明，都是一条滚滚向前的河流。唯有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不断地扬弃、修正，并在适应新的社会变革之中，不断发展变化，方能保持持久鲜活的生命力和创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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