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眠之夜，读过《围城》，除了反思夫妻相处之道，钱先生的遭遇更让我唏嘘不已。我一个外行人发发牢骚。
梁文道曾说中国近代文脉断过，木心更直接，别人问他国内文学水平，他答：“四十年来，中国文学进进退退反反复复，现在耆老（原指六七十岁的老年人）的一辈作家，差不多全是搁笔在他们的有为之年，所以只能说半途而废。”
乍听此言，第一反应就是想辩解，但就自己仅知的几位作家而言，此话已是事实。按王小波的话，一大波好诗人、作家转去当了翻译家，冯至、穆旦、王道乾、朱生豪等。部分饮恨自戕，如老舍、傅雷。更多是搁笔，不再创作。
钱先生的《围城》写的那么好，转去研究古代文学（《管锥编》）；沈从文先生的《边城》灵动细腻，转去写中国古代服饰；汪曾祺先生的短篇小说唤起我的乡土人情，很有味道，转去写饮食(也有京剧，但小说曾间断多年)……钱沈两位真是遗憾,写得那么好！
曾读费孝通先生的书，想到他当年何等的意气风发——博士的毕业论文（社会学）一经出版，便成为西方多国社会学专业的必修教材。他有本随笔《远方是生命的航程》，书的前后两部分亦是他人生前后期，前面神采飞扬、心怀家国，后面却隐隐透着一丝英雄气短，看了让人有些难过。
作家们或绝笔不写，或避重就轻。那时兴起了一阵伤痕文学，冯骥才的代表作《雕花烟斗》真是具有东方美——含蓄（有写，蜻蜓点水地写），最大感受只此二字。
季羡林老爷子真性情，写了本《牛棚杂记》，开头有几句很让人心酸，他本主要研究语言学和佛学，艰难时期过后，他曾“盼星星，盼月亮，一盼盼了十二年。东方太阳出来了，然而我的期待却落了空。”悲剧之后，却没有人写这段历史，希望破灭后，他提起了笔。
我姥爷经历过这个时期，他对幼年的我很疼爱，他过世时我年龄尚小，长大后，我很想知道当时情境。偶见书中记载，多是寥寥数笔掠过，如盲人摸象，不见全貌。直到看到季先生这本书，加上陀思妥耶夫斯的《死屋手记》，才得以在脑中复原那段令人心悸的历史。
令人遗憾的仅是近代文学上的一段空白吗？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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