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这本书印象最深刻的是这样一段话：“牛爱国三十五岁时知道，自己遇到为难的事，世上有三个人指得上。一个是冯文修，一个是杜青海，一个是陈奎一。指得上不是说缺钱的时候可以找他们借钱，有事的时候可以找他们办事，而是遇到想不开或想不明白的事，或一个事拿不定主意，可以找他们商量；或没有具体的事要说，心里忧愁，可以找他们坐一会儿。坐的时候，把忧愁说出来，心里的包袱就卸下许多。赶上忧愁并不具体，漫无边际，想说也无处下嘴，干脆什么都不说，只是坐一会儿，或说些别的，心里也松快许多”，用书中人的话来说，其实就是牛爱国能和这三个人说的着。
因为我们说的着——读《一句顶一万句》
那个通讯并不发达的时代，反而散发着一种迷人的浪漫，那就是，为了能找到那个说得上话的人，为了那一句知心的话有人听，一个人甚至愿意走出家门，一路追寻，从南到北，从东向西，即使这种慢慢追寻的过程中，那种想一吐而快的冲动，也在慢慢的消磨殆尽，甚至最终可能改变了自己的初衷，从当初的追寻变成单纯的游玩，或者，变成要做另一件事，但就是这种有处可逃的感觉，太让人迷恋。反观当下，我们不用花费很多时间找寻，不用跋山涉水，想念可以很快变成聚会，距离可以通过电讯缩短，这为我们节省了很多时间，但是静下心来想想，这些被节省下来的时间，我们是不是做了更有意义的事情，还是，原来的那种找寻其实本身就充满了意义？有时候，不禁想，如果杨百顺，如果牛爱国有手机会怎么样，那些他们在心里杀过的人，会怎么样，会被他们拉入黑名单，还是会被屏蔽朋友圈，或者，这浮躁的社会真的让他们作出后悔的事。发达的通讯科技到底是让我们的距离更近还是更远，没有了时间的沉淀，我们的友谊会不会更禁不起考验。
因为我们说的着——读《一句顶一万句》
那时一个人很容易就可以摆脱过去，从杨百顺可以变成杨摩西，再从杨摩西可以变成吴摩西，如果对当下不满意，只要换一个地方，就可以抛弃之前的生活，重新开始。但是现在，没有人可以做到这样，逃离变的不那么容易，因为你有一个手机，有一个微信号，有的人还会有微博，就算这些你都没有，你总要有消费，有消费记录，所以你做了什么，你身处何方，成为人尽可知的事情。这时我们反而怀念那种从前慢的生活。
因为我们说的着——读《一句顶一万句》
所以，最难得的，就是在这样一个每一件事物都变的很快的时代，能拥有几个说得着的人，能在即使什么也不说的时候，只是坐坐，心里也能轻快许多。即使逃离变的不那么容易，也能让心灵有处安放，有所憩息。但愿你能有自己的冯文修、杜青海和陈奎一。因为，我们人人都是牛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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