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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圣巴托罗缪大屠杀：16世纪一桩国家罪行的谜团》
科里尼遇刺与两天之后发生的大屠杀在时间上非常接近，这一点在当时的人们和之后的历史学家脑中都留下了深深的烙印。随后发生的圣巴托罗缪大屠杀影响了人们对8月22日科里尼遇袭事件的看法。人们很难否认24日清晨科里尼被杀事件不是22日遇刺事件的延续，也很难否认两次事件不是受同一人指使。然而，这两件事的关系绝非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显而易见。
查理九世得知科里尼遇刺时正在同吉斯公爵亨利打网球。据大使苏尼加和米基耶记载，国王顿时脸色煞白。
科里尼试图利用这个机会最后一次劝说国王公开介入尼德兰事务。在他看来，这是避免新一轮内战的唯一办法。但是，查理九世却没有做出答复。
国王显然不确定自己是否有能力控制住民众。他承诺派遣一队火枪手守卫在科里尼住所的门口，并命令负责住宿的司务长将主要的新教贵族聚集在距科里尼府邸最近的地方。国王还向各地方总督发出通牒，通告刺杀事件，宣称将严惩凶手并再次公开要求遵守和平敕令。
至于吉斯公爵亨利，无论他多么痛恨科里尼，大概也不会背信弃义地破坏他刚刚在国王的要求下与科里尼达成的公开和解。
太后卡特琳娜·德·美第奇一直是人们非议的对象。自1559年亨利二世去世后，她一直活跃在政治舞台。长子弗朗索瓦12岁即位，仅仅当了一年多国王。查理九世在继承王位时年仅10岁。1572年，国王成年，渴望摆脱母亲的监管。然而，各国大使不会胡言乱语：太后的影响依旧举足轻重。那些相信这是一起有预谋的袭击案的天主教徒旁观者会自然而然想到太后，认为只有她有能力策划这样一起谋杀。
1570年以来，查理九世一直渴望和解，与太后抱有同样期望，这点毫无争议。我们看到，法国国王惩罚违反和平敕令的行为，下令尊重新教徒的权利。他主要担心如何巩固自己的权威。他已经意识到，稳定的民心是巩固王权的先决条件，臣民之间的和解与“如兄弟与同胞般”相待是王国复兴不可或缺的前提。
新教徒将对洛林家族的怒火重燃，导致战事再起。而在这场新的战斗中，异端将被永久根除。这正是极端的天主教徒所希望的。他们或许就是刺杀科里尼行动的煽动者。
真切的恐惧感无法掩盖天主教徒出于狂热而组织的活动给他们带来的慰藉。这种仪式化的集体行为增强了他们的凝聚力。而且，恐惧感也未能动摇天主教徒对圣人代祷，尤其是对圣母代祷的信赖。这种信赖令人心得到慰藉，因为代祷能够帮助他们度过生命中的重重考验，还能让他们通过忏悔最终得到天主的宽恕。
皈依新教与这批人受教育及技术培训程度高有关。这使得宗教分裂表现得更为明显，也或许使得在忠于传统信仰的人眼里，宗教分裂更加令人愤恨。因为正是城市中的显要人物破坏了宗教统一。
凶手为了能够安全地实现自己的意图，不引火烧身，不招致这一行为定会引发的仇恨，就需要雇用杀手实施计划。我们能够找到许多愿意执行计划的人，他们希望借此获得奖赏或能够对未来抱有某些期望。
他们没有意识到，在这个新教徒遭到多数人仇视的首都中，人们的信念是何其坚定，让国王及太后的愿望化为泡影。国王与太后不会对这一突发的暴力事件感到吃惊，但又被它弄得措手不及。这一事件造成的巨大冲击将破坏他们精心设计的巩固和平的机制，并将引发一连串悲剧的连锁反应。
直至8月22日下午，科里尼一直拥有国王的公开支持，但为何旋即失宠？是因为查理九世突然惊慌失措起来？还是因为国王面对失控的局势，在重压之下被迫采取了权宜之计？或者说我们能够认为，御前会议的决议是一种防御手段，是在国家危难之际采取的应对措施？
信仰和公共秩序这两个不同的领域便被清晰地区分开。在信仰方面，国王倡导仁慈的手段；而为了维护公共秩序，国王废除了新教进行任何形式活动的许可，因为这有可能给叛乱创造机会。
绝对的国王，即一位至高无上、无人能与其分享权力的君主，是君权唯一的代表。这是查理九世一直以来的愿望。他嫉妒科里尼的权势及其所受到的尊重。科里尼是私人武装，也是异端宗教团体的领袖，逃出了国王的掌控，他的权威让王权蒙上了阴影。这也许就是国王对他最大的不满。国王因不愿意破坏和解，将不满一直压抑到圣巴托罗缪这一天。
御前会议的决议是合法的，因为海军上将不再以臣民自居，行为与反叛者无异，并且他在新教地区拥有与国王同等的权力，这些都表明科里尼和他的支持者妄图“颠覆王国”。太后美第奇重申了国王的司法独断权：“但最后，感谢天主，一切都已重归平静。人们将承认这个王国只有一位国王，只有他拥有司法权，他将根据义务和公正行使这项权力。”安茹公爵亨利也表示赞同这个为了拯救国家而做出的必要决定。
之后发生的大规模屠杀令事态急转直下。虽然吉斯家族可能愿意成为为荣誉而战的复仇者，但是国王不可能将大屠杀的责任全部推卸给吉斯家族。因此，从8月25日起，胡格诺派谋反的提法就被搬上桌面。接下来，御前会议在次日便开始为依靠国王的司法主权处置威胁国家安全的暴乱者寻找论据。
法国国王8月26日后所宣称具有的这种能够违背普通法律的君主权力由两方面因素构成：国王无须预先审判，只需基于简单的怀疑即可直接处决。这是一种在国家理性思想落于笔墨之前，因感到危险迫在眉睫而引发的国家理性逻辑。然而，这种逻辑不是——或者说尚且不是——某种意识形态或者学说的产物。它产生于紧急情况之下，是使国家以最快速度回归“正常”并最大限度降低损失的方式。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怀疑查理九世之前称自己对迫不得已动用此权力而深感“遗憾和痛苦”。
御前会议成员承受的唯一压力来自对新教徒的畏惧和怨恨。新教徒的言论突然唤醒了他们的恐惧，令他们担心会出现威胁国家存亡安危的局面。他们做了最坏的打算，因此，除了采用预防性的司法处决，再无任何其他解决办法。
海军上将科里尼的尸首被抛出窗外，落在道路上，并被人们百般凌辱。此举就是有发生新动乱危险的明证，而御前会议成员事先没有预计到它的严重性。海军上将的尸身由孩子们用绳子拴着在巴黎的街巷中来回拖拽。尸体被去势、斩首，半个身子被烧焦，扔进塞纳河后又被打捞上来，最后倒吊在蒙福孔的绞刑架上。民众的失控所体现出的已经不是国王审判的暴力，而是民众复仇情绪的爆发。第一次圣巴托罗缪屠杀之后，第二次屠杀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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