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好奇的是,像王冬龄、邵岩、沃兴华那样的书法家,明明字写得很好,为啥非要写丑书?
▲中国美院王冬龄教授记得小时候村里有位妇女发癔症,自称蛇仙附体。
打那以后,她的行为就异于常人,主要表现在但凡科学解释不了的,她都能解释。
后来十里八村的人只要遇到解决不了的事情,就来请她帮忙看看,看好看不好不知道,不过鸡蛋、罐头、红糖倒是收了不少。
时至今日,我都不信邪,但我非常同情那位发癔症的妇女。
▲国家画院研究员邵岩那个年代农村生活艰苦,妇女的压力比男人大,白天既要洗衣做饭带孩子,又要下地干活,晚上还要纺线织布。
如果认为自己不是女人,而是神仙,也许会快乐一些。
同情归同情,但并不意味着我也要当神仙,毕竟这是一种病态。
妇女说自己蛇仙附体,是因为压力大,书法家写丑书,又何尝不是因为压力大。
▲复旦大学沃兴华教授不同意我看法的人必然会说,书法家无非是写写字,能有什么压力。
起初我也这么认为,不过一个人付出数年的努力成为书法家,或是成为授业解惑的书法教授,怎么着也要在书法史上留下一笔,不一定浓墨重彩,但一定要留。
一味传承古人者多是默默无名,唯有创新才能历史留名,比如变俊逸为雄强的颜真卿,比如“一扫二王恶札”的米芾,比如“后王胜先王”的王铎。
对于当代的书法家来说,留名是目的,创新是方法,怎么创新却成了问题,这便是压力。
▲王冬龄的书法你要说了,创新值得鼓励,为啥不走正道呢?
深挖传统已无希望,况且他们的年龄也不允许。
既然书法提倡个性,何不利用余生有限的时间极力往个性上写,于是“乱书”、“盲书”、“射书”等丑书出现了。
▲邵岩的书法你可能要问了,知道他们写的是丑书,为啥还有这么多人追随呢?
人都是在走投无路时才会迷信,而且是什么都信,去请那位发癔症的妇女的人,不正是如此吗?
换言之,那些追随丑书大师的人,不正是对书法无计可施了吗?
无计可施就要请人解惑,而那些大师皆为名声在外的书法家、书法教授,权威的力量让人不由自主地认为:跟着他们准没错。
▲沃兴华的书法我不反对创新,但反对打着创新的口号胡作非为,反过来还仗着自己特殊的身份信口雌黄,说是在推动书法发展。
当然,我无法证明那些书法家创新的书法是丑书,但坚信他们的创新是不理性的,是不值得提倡的。
之所以坚信,是因为他们的创新会把后来者引入歧途,甚至像迷信者一样变得不可理喻。
总而言之,书法家应该有社会责任感,不能为了一点私利,就放弃理性,从而为祸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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