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制两千年 : 封建帝王的权力规则》：谌旭彬 / 浙江人民出版社 / 2021-7 /
文丨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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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秦汉而至于明清的两千多年里，“百代皆行秦政"，是中国的“秦（政）制时代”。由此，可以产生几个有意思的问题：秦制的本质是什么？秦制何以施行两千余年？同样都是实行秦制，为什么还会出现王朝更替，或者说，秦制失灵的条件是什么？
秦制之所以能够成为历代王朝奉行的统治路径，自然说明了它在统治方面具有极大的优势，凭借这种优势，秦始皇才得以剪灭诸侯一统六合。刘三解在《秦砖：大秦帝国兴亡启示录》一书中，认为“秦制”的本相是通过“吏治国家”（废分封，置郡县），将人变成各级官吏账本上的“数目字”，成为国家随时可以调用的资源，从而能够获取足够的财政、军事资源转化，强化王室对社会的控制力。而与此同时，刘三解也指出，“秦制”天然就具备了崩溃的源代码，正是秦制巨大的压制力和攫取的残酷性，造成了秦王朝的速亡。
秦朝灭亡以后，秦始皇强力推行的秦制的核心——郡县制则延续了下来，期间承前启后的关键是“汉承秦制”。严耕望在《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中认为，汉承秦制以后之所以能够平稳过渡，原因在于“两汉承袭秦代规制，而运用变化，臻于完备矣”。同样是实行郡县制，与秦始皇一步到位的剧烈变革不同的是，汉朝能够因应中央与地方强弱关系的时势变化，通过一系列政策调整，在几代人百余年的同向努力下，由汉初高祖恢复封建，与郡县制度双轨并行，逐步推行中央集权政策，到汉武帝中叶以后，郡县制才终于稳定成为主要的地方行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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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腾讯历史频道主编谌旭彬的新作《秦制两千年 》，则将“秦制”放到两千多年的时间跨度里，审视历代王朝兴衰的逻辑。谌旭彬指出，商鞅之道和韩非之术构造出了秦帝国，此后两千多年里的历代王朝，都依着这条路径一直不停地走下去。“外儒内法”是历代帝王秘而不宣的权力法则。
秦制的理论基础是商鞅的“国富而贫治，民愚则易治”，韩非子则将商鞅的弱民、贫民、愚民之道进一步具体化，使之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商鞅的变法通过什伍、连坐与告奸强化对民众的控制，将有力量的大家族打散为无力量的小家庭（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打击阻碍国家直接管理百姓的封建贵族，将人的社会地位与军功直接挂钩，核心目的是为了提升秦国王室对资源的汲取能力（削弱封建贵族力量的后果是秦国君权的加强，但秦孝公一死，商鞅即被贵族势力诛杀）。
因此，谌旭彬总结出秦制的两大基本特征：（1）以官僚集团而非贵族作为政权的统治基础，同时又时时防范压制官僚集团，抑制世家大族的势力；（2）施政的核心诉求是尽可能地提升人力与物力的汲取强度与总量，为此，必然致力于消灭一切有影响力的人与组织，追求一种散沙化与原子化的扁平社会结构，为此不惜牺牲社会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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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君王秘而不宣地施行秦制，原因就在于秦制在汲取资源方面的有效性。汉武帝公元前141年刚登基就发布了一道“求贤令”，核心目的是打破汉初军功集团在官职上的久任制和世袭制，重塑官僚系统作为自己的统治基础，从而削弱诸侯王与朝廷勋贵的势力。曹操抑制豪强与兴办屯田，前者目的在于消灭地方上的豪强，以更加直接、低成本地加重对百姓的剥削，后者则将百姓变农奴，驱使他们战时流血，平时流汗，由此建立起了比其他军阀更加强大的人力物力汲取机制，这是曹魏能够在乱世之中胜出的核心原因。
隋唐时期科举取士和历次变法，则是秦制最成功的“进化”。科举除了给读书人制造“永远有机会进入统治集团”的幻象，还承担着重塑官僚集团的功能，即避免旧官僚集团演化为新诸侯、新贵族（因为秦制官僚都倾向于巩固社会地位与财富，并将之传给后代）。而历朝的新政改革，基本上都是以增强朝廷汲取社会资源能力作为核心驱动力，如北魏孝文帝的均田制改革、唐德宗的两税法、王安石变法、张居正的“一条鞭法”，等等，主要目的都在敛财（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是例外，范仲淹想缓解民生疾苦、整顿腐朽的官僚系统，新政仅维持一年就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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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秦制也有失灵的时候。秦制王朝的灭亡是有规律可循的，亡国原因归结起来有三条：（1）外敌压迫或入侵；（2）内部利益集团（即统治基础）发生分裂；（3）底层民众脱离原子化状态，变成有组织的力量。多数末代王朝都具备了其中二条，甚至是三条全中。
从技术上分析，秦二世胡亥亡国的原因，一是清洗旧官僚集团，“尽除去先帝之故臣”，“杀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阳市，十公主矺死于杜，财物入于县官，相连坐者不可胜数。”最后连丞相李斯都难逃一死，造成秦朝官吏人人自危，纷纷加入了反秦的阵营。二是没有来得及驯化六国中有社会活动能力的贵族、游侠、豪杰、文士和宗族势力，尚未将他们变成原子化的个体，乃至于陈胜振臂一呼，各国豪杰就纷纷响应。
明清的亡国则颇为类似，即踩了第二个雷。作者指出，明亡的真正原因并非“党争亡国”，而是崇祯起用阉党治国。宦官虽然比官僚集团好使唤，但此举也造成了统治集团的内部分裂，官僚集团从此变得消极怠政，消极于人力、物力的汲取，明帝国的统治力因此削弱。慈禧则试图在“清末新政”中削弱督抚的军权、财权、人事权，最后离心离德的地方督抚无意再维系清廷。
北宋亡国则与赵匡胤的国策有关。宋亡的常见解释是，“重文轻武”的国策造成军队战斗力低下。但作者指出，影响北宋军队战斗力还有一个核心因素，就是赵匡胤对军队的定性：“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宋太祖平定天下后，吸取了前代的教训，将全国的无业游民和流氓无赖（尤其是在饥荒、水灾后）招募到军队里，用优厚的俸禄将他们养起来，让他们变得惜命，如此一来，无业游民也就不敢为非作歹了，还可以利用他们来控制良民。但是，游民本就游手好闲，“养兵”的后果，是牺牲了北宋军队对外的战斗力，最终造成了金军长驱直入，直抵汴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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