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的《道德经》被誉为是最高哲学，在整体哲学素养最高的德国，据说每一个家庭都有一本《道德经》。在一定程度上，《道德经》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调。
学者说《道德经》论述深奥，富含哲理。但在普通人看来，《道德经》的论述其实似是而非，似乎所有的问题都能说得通，似乎哪儿都有，但是，又什么都说不清楚。这种哲学，在文化上造就了“写意”的特点；在民间，他是“差不多”思维模式的源头。文化上的写意不就是百姓嘴里的差不多吗？只是，文化是艺术行为，写意是审美标准；而老百姓嘴里的差不多，则是一种不严谨的表现。当很多“差不多”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就变成了“差很多”。
简单的说，老子的写意式样的哲学，一度让所有中国人都在“写意”，造成一种含糊不清的文化氛围。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老子的思想传到了庄子手上，而庄子又是个有才华的人，他用更通俗、更形象的语言把老子的思想升华了，让哲学和文学连到一起，密不可分。庄子本身就是文学大家，同时也是哲学大家。
文学和哲学的联姻，引发了另外的一个问题。政治需要哲学思考作为基础，思考成熟之后，需要形成文字，因此又和文学有关，因此文学和哲学又衍生出中国式政治学。同时，司马迁以文学的笔调写历史，于是文学又和历史学连在了一起。所以文、史、哲，包括政治，在有些时候，全都以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中国的很多古典著作，你搞不懂到底是文学作品，还是哲学作品，是历史作品，或者是政治著作。
看起来混沌一片。
然后就到了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是选择文官的一种行政制度，和现在的公务员考试一样。严格来说，科举制度的考试内容应该是政治经济学、公共行政学，也应该包括现在公务员考试《申论》的一些内容。
也就是说，科举考试和文学没有关系，即使科举考试有写作，那也是公文写作，和诗词歌赋没有关系。
但实际的情况是，从唐朝开始，一大批文学爱好者都在参加科举考试。而且，当那些文学爱好者在科举考试中落榜的时候，人们还会觉得很奇怪：他读了那么多书，诗文写得那么好，为什么考不中呢？
其实风马牛不相及，两者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
当代中国社会，文学为什么没落了？因为哲学从文学中分离出去了，政治经济学也从文学中分离出去了，甚至连结合的最紧密的历史学，也从文学中分离出去了。
剩下的就只是孤零零的文学。
很多人开始疑惑：文学到底有什么用？是啊，没有了政治经济学的实用性，没有了哲学的高度，没有了历史的内容，文学本学本身还剩下啥？
很多人的答案是：啥也不剩。既然啥也不剩，那就是啥也不是，既然啥也不是，那么还要他干嘛？
所以文学落寞了。到这时我们才明白：古代那些读书人，甚至包括李白那样的大诗人，他们的初衷，并不是文学，而是仕途，也就是要当官。他们是因为要当官才学文习字的，直到现在还有很多家长会跟孩子说：好好读书，读了书以后当大官。这就是科举制度留给人的假象。
事实上，政治家和文学家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格形象，一个是严谨、认真，忍辱负重；一个是天真、浪漫，豪放潇洒。
有着诗人气质的人，去参加科举考试，肯定是难以成功的，即便成功了，也很难有作为，李白和杜甫都当过官，但最终都失败了，这就是最好的例证。宋朝那几个比较成功的大官，比如王安石、欧阳修、韩愈等等，在我看来，他们的政治头脑远远比文学思维强大，所以他们首先是政治家，然后才是文学家。换句话说，具有政治头脑的人，可以在科举考试中获胜，然后他们也可以成为文学家或者诗人。但是仅仅只有诗人气质的人，无法成为政治家。李白是这样，比李白更早的屈原也是这样。是政治家同时又是文学家的，还有三国时期的曹操。
那么，脱离了哲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的文学，到底是什么？
文学的本质是：从人格出发，关照人性，落脚于情怀。
这种表述不一定正确，但是，人格魅力、人性关怀、伟大情怀，这三个要素缺一不可。
文学就是文学，虽然有时候也会达到哲学的高度，但他本身并不需要哲学，文学的根基是人格魅力。文学更不是哲学，所以老子的《道德经》是纯粹的哲学著作，和文学没有任何关系。
《庄子》是以文学的笔调写哲学，是一部把文学和哲学高度融为一体的神奇著作，《庄子》为哲理散文的写作提供了一种样板，是一种文学样式的开山鼻祖。司马迁的《史记》，用散文的形式写历史，开创了历史散文的先河。历史散文，哲理散文，由《史记》和《庄子》开端，成为中国文学的两种比较主流的样式。
所以中国的大作家，往往都是在散文上取得比较大的成绩。唐宋八大家是这样；现代的，鲁迅有《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等名篇，朱自清有《背影》、《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名篇；当代作家，易中天用散文的形式写历史，余秋雨用散文的形式写文化，梁晓声用散文写社会。
而散文，又最能代表中国的哲学主流。老子那种似是而非的哲学样式，被画家和书法家理解为写意，被普通的百姓理解为差不多，那么作家应该怎么理解呢？就是形散而神不散。
深读《道德经》就会发现，老子写下的每一个字，都有具体所指，只是他并没有说得那么明确，也就是说，他有具体的思想，但表达很含糊，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散文的核心不就是这样的吗？形散而神不散就是散文的灵魂，也是《道德经》的灵魂，更是中国文化的灵魂。
说到底，在源头上，有些事情是明确的，只是后来越来越模糊，以至于分不清界限了。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明清以来，科举盛行，文化凋敝。所以看中国文学，要跳过明清，看唐宋，以及唐宋以前的文学著作。
所以，在文学上，我们也应该不忘初心。把祖宗的优良传统捡起来，不要在泥沼之中弥足深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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