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冶/文 源于网络/图
评论家伍尔夫
读伍尔夫的小说，能得出这样的印象：小说家伍尔夫是个想象力丰富、内心细腻敏锐、一身诗意的女性，意识流的文字独具特色，别开生面。直到读了她的评论文集，这本《论小说与小说家》，了解到她同时是个多产的、广博的、深刻的评论家，好感顿时变成了钦佩，觉得她很了不起，甚至是伟大。
由于她的博学。她对英国、俄罗斯、美国、法国等多个国家数个世纪的文学作品和作家都有钻研，对诗歌、戏剧、小说、散文诸多类型熟稔至极，用信手拈来形容她是不够的，她是浸泡在那文学的海洋之中自由地呼吸潜泳，因此，读她的文学评论，才有畅快、丰沛之感。她是读了特别特别多的书，不断地思索和整理之后，才能达到那样的深度与广度。
由于她的女性视角。《妇女与小说》《一间自己的房间》这样著名的长篇评论，唯有读过，才明了伍尔夫之所以是伍尔夫的意义所在。同为女性，同为作家，她对女性前辈们的认知是感同身受的、刻骨铭心的，为她们的才华横溢欢欣鼓舞，为她们的才华被狠狠压迫而痛心。所以她到她们的时代和她们的内心深处去体验那痛苦与屈辱，并站在女性整体的位置，站在历史之中，站在女性文学的肌理里，讲述她看到的、感受到的一切，然后说：“女人如果打算写小说，她必须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这恐怕，是前人从未发过的呼声。
由于她的独特论点。十九世纪跟二十世纪文学流派的不同之处，所做对比新颖有趣，她对现代主义文学的分析、要承担的责任、对未来的铺垫，很有见地，仅仅总结、陈辞是不够的，伍尔夫破陈出新，大胆质疑和提出自己的思想论点，这需要的不仅是知识和勇气，还有自信，与灼见。
由于她的实验性。伍尔夫本人是一位勇于实验者，是探索文学新形式的先驱，在她的评论文章中，她说文学形式无所禁忌，只要真实，只要为了生活和人性，她的小说作品，也同样是在融合中、求索中写成的，这过程，格外艰难苦痛。
这样一位文风优美、学识广博、精思善行的女性文学评论家，不可多得，她带来的撞击、沉思、洞察，激起阅读者一层又一层风起云涌般的思绪。
男权下的所谓女权
自古以来，从物质到精神，男性为何富裕，女性为何贫困？由此，造成的男性权威社会，对女性有怎样的影响？
由教育说起吧，伍尔夫这样着眼。她透过历史资料想象，在牛津、剑桥之类的高等学府中，财富怎样一代代地不计其数地累积在那地下，她亲见地上的男学生和男教授们，过着怎样优渥、自由、交游广阔的生活，同时他们写着《妇女智力、道德、体力之低劣》等研究女性的文章。将丰厚的金钱、才智、资源集中反馈给学府学子的传统，让上层阶级的男性一代又一代地在各领域出众、有领导力和具备研究学问的能力。
这个时候的女性呢？金钱上，从来没有一枚金币是属于她的，“一战”后女子学院才刚刚兴起，贵夫人们拿不出区区几万英镑支撑学校办下去，她们人人生育了十几个子女，生活范围是围着家庭打转，极少远游，出行必有人陪同才可以，直到伍尔夫生活的时代，女性踏上男子学府的草坪还是不被允许的，进图书馆是需要证明文件的。一代又一代的女性，早婚、生儿育女、默默无闻、物质和心灵极度贫穷。
从社会到生活，从教育到家庭，方方面面，每一个微小的角落，每一处细碎的缝隙，都是男性权威在建立规则，在发号施令，在加强自己的地位、禁锢女性的身心。这个时候的女性，有何权利可言？对女性贞节的崇拜、强调，这种异样的权利，反而成了整个社会合力打压女性的有力工具。
男权，就是社会权，这种情况下，所谓“女权”是完全不存在的。
她们如南丁格尔所说，没有半个小时是属于自己的，她们倚赖男性而活，不被允许挣钱，更没有能力自己独立生活，所以，她们就不必有一间房间来独自居住和思考，不必在智力和思想上提高，不必去表达创作，不必去抗争，不必逃，因为无处可去。
古代女性与文学
十六世纪之前，英国文学中，妇女没有留下诗歌创作的只言片语，十八世纪末，中产阶级妇女才渐渐开始集中写作和表达。女性写作，这样一件简单的事，经过了漫长而黑暗的默默反抗，才从那繁重的家务、生育、隐忍里萌芽，带着伤痛和愤怒，扭曲和呐喊。
消散在历史长河里的一个又一个曾显露过文学才华的女性——被社会视为狂乱的异类的女性，伍尔夫描述着她们时，令人痛惜不已。何尝是女性这个性别能力全面低下，她们有过的闪光和锋利，全都被她们的父母、丈夫、儿女、朋友、整个社会“手推脚踹”地给埋葬了下去。连自己的房间、金钱、时间都没有的人，哪来的思想和感情要表达，要表达什么？！
古今中外，莫不如是。漫长的文学史河中，女性作者的身影极为罕见，就算出现了，看起来也显得很滑稽，逃不开先把她当女人，然后才把她当作家的一番审视。
粗略数来，中国古代的历史上，有“唐宋八大家”，有“初唐四杰”，有“建安七子”，有“竹林七贤”，有“三苏”，有大小“李杜”，有“元白”，有“关白马郑”，毫无意外，全都是男性，文学领域被诸多金光闪闪的男性名单长久地照耀着，却照不见半分古代女性的思想与情感。费劲地一想，较为知名的女作者单个单个地蹦了出来：李清照、谢道韫、蔡文姬……对，还是有个知名的才女团体的——“秦淮八艳”。别人是“家”是“杰”是“贤”是“子”，到了女性这里就香艳得很，她们写过什么？不知道。
在广阔的文学领地，女性是失声的，她们不用发出自己的声音，她们的深闺情思、思夫、节烈、愁闷，由男性作家的“闺怨诗”“节妇词”代为表达。现在想来，为什么以前读那些闺怨诗的时候觉得有些别扭，因为在男性笔下，女性的生活和心理，全是围着男性转，而且悲喜忧愁也都因为他们，不似李清照，可以醉酒，可以划船，可以嗅青梅，可以泼香茶，可以作人杰，可以思项羽，可以“九万里风鹏正举”。
李清照仅此一个，她还是代表不了在文学史上整体消失了踪迹的女性同胞。正如伍尔夫虚拟的人物，莎士比亚的妹妹，有同样的天才又能怎样，仅因男女之别，教育、生活、交际就全然不同了，天分只能被繁重琐碎的家庭生活消磨殆尽，终生写不出一个字一句诗来。
被消失的母亲
在政治、军事、文学、艺术、博物、科技等等社会领域消失了的女性到底去哪儿了？她们出现在家庭中，并且面目模糊，组成了一个整体——母亲。即便是这样一个整体，地位也是靠不住的，是从属于男权社会的规范之下的。
曾经，女性的一生，如伍尔夫所叙，如果社会不再需要后代，女性就没有任何价值了。因为生理构造的特殊，女性与生育紧紧绑缚在一起，一代又一代，在生儿育女中这么度过，喘不得一口气，没时间抬头看看比家庭更远的地方，仿佛女性就约等于为社会生产后备军的机器。同时，在思想上，再用“贞节牌坊”“烈女节妇”的所谓名节愚化和压死了她们，让她们没想过、也不敢去反抗，去追求什么自我。
历史上有名的母亲——三迁的孟母、刺字的岳母、画荻的欧阳修之母等等等等，她们是没有自己的名字的，从父从夫从子就够了。母亲们被叫作张王氏、孟姜氏、杨李氏，代表着夫家，代表着父族，是男权社会的背景板，是女性荣耀的最高位。直到现代社会，直到我最亲最近的奶奶的丧礼。她被司仪一直叫作“刘老夫人”，可她不姓刘。她有名字。叫赵秀兰。
世人喜欢歌颂母亲，歌颂母亲，仿若就歌颂了女性全体，歌颂了女性的忍辱负重、恭顺温良、贤德才能，此外再无其他。真是讽刺。一个性别整体，如同一个被工具化了的附庸，丧失掉了自己，丧失掉了才华与理想，丧失掉了其他可能，来被社会赞扬。
直到现在，我们离伍尔夫并不遥远的时代，大部分的女性仍在婚姻和生育里迷失着，也许是被社会的颂扬与内心的自我搅扰得不得安宁。一边是婚姻即生育，生育即独育，一边是大龄剩女，全民逼婚，高龄产妇警告，围城内外，只有女性，被伪装化了的社会俗成激起一层层接连不断的焦虑。
“男性反对女性解放的历史，或许比女性解放运动的故事本身更加有趣。”伍尔夫写。
不够，远远不够
何其庆幸，在一代代女性及有见识的男性艰难的抗争下，我们生活在了现代，伍尔夫憧憬的美好的近一百年后。她在1928年想象，女性在各方面都大展才能和抱负，女性作家历经一百年的积淀，能写出更完美和出色的作品。如今，女性的确在很多方面都能据有一席之地，更不乏有才华者，有理想者。
有一间自己的房间，独立挣钱，有充裕的时间，在千百年来的女性看来，天方夜谭的事情在我们现代普通平凡的女性身上发生了，物质上，教育上，精神上，都得到了她们梦想都不敢梦想的，独立自主的权利。
一想到，这是沉默在历史中、成千万上亿、从来没有过名字、没有过梦想、没有施展过才华、被儿女和孙辈抹掉个人痕迹的女性前辈们，我的奶奶、我的母亲一般的人们，一代代推举着、推举着，如浪涌般将自由与独立远远地、远远地推举到了我们跟前，我就觉得，这份来之不易的权利太过珍贵，太过沉重，我不能，我们现代的女性不能，白白地让它消失，对它视若无睹。心胸中翻涌起的，是一种使命感。
这种使命感，能让我们对一百年后的女性说，在我们的年代，即使对女性来说仍有诸多恼人的限制和困扰，可我们拼博，我们坚持，我们做到了，不辜负先辈，不辜负自己，不辜负时代，实现了别人不能替我实现的梦想，成就了别人不能成就的我自己。
只是肆意地纵享这刚刚得来的、还残破着的权利，是远远不够的，女性的觉醒非一朝一夕能做到，也非一二百年就能达成，她们被迫消失了太久，她们背负了太多，需要做的也太多。如果有一天，这种不平等彻底地消失，成为一个历史名词，才算女性将这方面的努力做得足够了，这离不开每一个同为女性、了解这份深远的苦涩的女性的自我奋斗。
一百年前，伍尔夫说：“当我要你们去挣钱并且拥有自己的房间，我是在请求你们面对着真实去生活。”
在我们之后的一百年，或许有一位女性能回答她：“感谢你们做到了，我真实并且真诚地生活着，为自由，为理想。过去已永远成为过去。”
往期内容：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