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厂

船厂是一种具有现代特质的工业品类，其现代性主要体现在宏大、豪迈、粗放，以及如蝼蚁般密布其中的劳工、在夜色中留下壮观倒影的钢铁构件和向天空舒展其巨形爪牙的塔吊。如果那个据说将大英图书馆某个座位底下踩出两个坑的老汉，有幸亲历船厂的话，他一定会将其作为攻击帝国的堡垒而加以利用。而事实上，当年的大英帝国，确实拥有纵横天下，驰骋四海的钢铁舰队和遍布于英伦岛上的各式船厂，拥有白色、黑色、黄色、褐色、灰白色、灰黑色、灰褐色的各式人种的产业劳工。在我的印象中，那些劳工应该是头戴鸭舌帽，身穿花格子呢单排扣西装，拎着铝皮饭盒出入于冒着浓烟的工厂大门的，饭盒里装着妻子新烤的黑面包、昨晚吃剩的半根红肠、一小瓶朗姆酒和半包香烟。而事实并非如此。

船厂的一切都是雄伟壮阔的，当一艘十万吨级的集装箱船在45度斜面的船台上被缓缓推向海平面之时，我亲眼目睹了一位资本家的老婆哭了。泪水濡湿了她用粉、膏以及各种乳液精心掩饰的眼袋和眼袋下的皱纹，使之还原成老妇人无可救药的本来面目。她是牙医的妻子！牙医们用一生的积蓄投资于梦想中宽广的海洋，是日耳曼人的传统。而现实却在二十一世纪初叶给予了牙医们格外丰厚的回报，当他们的船还在船厂的船台装配拼接之时，船价已翻了一倍。当他们再次筹集资金订造装载量更大行驶速度更快的船之时，那些还在蓝图中的梦想之舟，已被高价抢购一空。据我所知，这接踵而来的飞来横财，冲垮了牙医们精心构建的切实防线和心理期许，并将他们推向了颠狂迷乱的深渊。使之忘却了自己的职业身份、儿时的梦想以及安份守成的中产阶级理念。

在我看来，德国牙医以及他们的家人，有着源于传统和良好教育的温文尔雅和颇为繁琐的礼仪，甚至还有不值一提的人道主义。他们会反复酝酿新船的名字而将其纳入家里最得宠的孩子之一，或者将家里最得宠孩子的名字赋予其并寄予了无边的期许。在船只下水或者交付的之际，他们会带着家人孩子踏上蓄谋已久的中国之旅。整个度假计划经过精心的策划，不但要亲眼目睹一家人的梦想投奔大海，还要领略这个东方帝国伟大而又遥远的历史、人文和哲学。因此，他们的旅行箱是由无数只皮箱组合而成的，他们的旅行地图，也按照他们编制的行进路线作了密密麻麻的注脚和备忘。同样，对于下水或者交船仪式的细节，他们自然是提出过份认真的指导意见。有时，已不再是指导意思，而是一本译好中文的详细的仪式须知和流程图，并恳切要求最好依此而行。不过，还是有盛装出席的牙医夫人，在敲香槟环节因激动手软而砍不断系瓶子的绳子，甚至还有在致辞时语无伦次，体现其不该体现的体贴和关怀。比如，一位年轻的牙医夫人热泪盈眶地致辞道，他们挣钱了，挣到了意想不到的大钱。但是在华氏104度毒辣太阳底下的车间、船台以及船舱之间，她看到了衣衫不整的工人，满面污垢的老人以及在高空中憋着尿屎的年轻姑娘。她与心不安，她希望给予每周休息两天，酷寒酷暑休假的劳工待遇。她还准备从她的基金会提取一定的份额，充作工人的营养费。自然，我们对她盲目干涉内政的议论不予理睬，翻译也不会把她的原话讲给大家听。

在我眼里，欧洲女人是迷人的。这不仅在于她们高大壮硕的身躯，轮廓鲜明的面容，动力充沛的宽臀，还在于缘于文明大陆的百变姿态和永不失色的优雅。上午，她们会和我们一样，一身运动衫裤出没于海滩、草地和街道，唯一不同的是她们跑步，我们散步，也称快走。中午，她们会在各种仪式和会议上出现，宽檐的礼帽一定装饰有夸张的郁金香、白玉兰或者紫蔷薇，大长腿一定套上肉眼无法辨认的玻璃丝袜。晚上，她们会一袭长裙，在酒廊或者画廊弹一曲《幻想即兴曲》，或者手持一杯淡黄色的高脚香槟，与你侃侃而谈“蛋白质的碱基序列”或“人的躯体是否存在自我意志的表现”。在我有限的陪同欧洲女访客的经历中，我发觉，我们的区别，不仅在于身体构造的不同，更重要的还是在宗教、文化、教育、传统等等各个方面，这样的女人，只适合仰望。

当然我们也有神秘莫测、似是而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东方文化。因此，我们的赠品是一把檀香木扇子，一串沉香木念珠，一幅纯丝绸的围巾以及一部足以让其破解一生的《楞严经》。而他们的礼物却实在多了：德国造电动剃须刀，德国造电动牙刷，德国造电饭煲，最后是船厂的每个中层管理者一人一辆大众牌汽车。这是船厂的鼎盛时期，按船厂厂长所言，是他人生的顶峰。

几千年来，我们对水以及与水有关的一切，天生有一种恐惧感。我们只习惯坐轿甚至也不会骑马，我们宁可花费数不尽的金银财宝动用不要钱的徭役，挖一条几千里长的人造河来南北通衢，也不愿意让渔夫涉足哪怕是海边的沙滩。当年，欧洲人驾一叶扁舟，顶风冒雨，饥一餐饱一餐来到东方，我们以为他们是来采办茶叶的，或者垂涎于我们的花瓶、饭碗和茶杯。我们的平底船只适用于家门口的水泊而不是大洋，甚至没有发动过一次象样的海战，载入历史的只有痛不欲生的“零丁洋里叹零丁”和传说中的“海盗郑寡妇”。据说郑寡妇出身南洋妓女，嫁给海盗后又极会生养，因此在男人堆里获得了神灵般的地位和荣耀。云帆数百部曲数万嫣然比肩当时横行四海的葡萄、西班两牙的舰队，甚至引得远在世界另一头的阿根廷盲人博尔赫斯为她写了一则故事，这位痴迷于东方文明的大师将郑寡妇描绘得光彩照人，智勇双全，并自作主张地套用了西人看东方人的惯常想象，如坍塌的鼻梁、柔软的腰肢、不可避免的雀斑和神秘色彩的郑姓家族。

这个船厂的荣耀，几乎都来自于俄罗斯人所带来的脱胎换骨的新世界，如同这片国土上一切的重工业。据说，当年俄罗斯人坐着一艘俄罗斯造的汽艇，在这个岛的周边绕了一圈，这一片海域便被命名为四大渔场之一。其他三个渔场我并不了解，但这个船厂缘于这个渔场的事实我是知道的。讲故事是人类的天性，而讲一个粗枝大叶的故事则是俄罗斯人的特性，比如220V民用电压、秦岭淮河以南不供暖气、集中烧饭洗澡的筒子楼以及在山洞挖出的规模巨大机械工厂或者油库，林立的烟囱、横亘于城市乡村的高压电线和泼瀑而下的水电站，万吨轮船也是其中之一。我曾在船厂的档案室里见过一幅 50年代的宏伟蓝图：10座一万到十万吨级的船台和10座一万到十万吨级的船坞整齐地横卧在沙滩或者泥涂之上，岸上是宽阔无比的造船平台和漫延数里的钢结构厂房。这已不是工厂了，而是一座长着獠牙的城堡或怪兽。当然，这只是空想，而这一空想，却在某个特定的时期真实呈现了。当吕泗洋发现鱼群集聚之时，这个岛就便驶出了几千条捕鱼船，岛上不分男女，皆下海捕鱼，女船长、女大副、女轮机长、甚至女撒网手此彼涌现，直至酿成“吕泗洋海难”。我无法弄清连续几十年超量的渔获，到底去了哪里？且不说我们年少时每日的餐桌，没有多出一条鱼来。甚至长期以来，我见识了各种年号的鱼票，如同父母视为命根子的全国粮票，视为珍宝的自行车票和缝纫机票一样，均是定量供应的。

我到船厂已是“竭泽而渔”的末期，也是“计划”的晚期。在空旷的场地，还有密如蛛网的轨道、陈旧锈蚀的液压升降平台，以及大吨位斜坡船台、横跨船台的大型龙门吊车。很难想象，这里曾经造出成百上千艘各种型号的渔船和货船，木质和钢质均有。在石砌的车间里，房梁之间来回穿梭的行车，曾出现在两元钞票里的苏式机床卷出了连绵不断的钢丝残渣……工业以其特有的坚硬、规则、残忍的特质在钢铁背后散发着迷人的光泽，毋庸讳言，这对于不谱世事的年轻人有着天生的吸引力，甚至有鸟瞰人世的感叹。有一回，我陪本地的摄影师爬上正在高空旋转的塔吊，塔上视野开阔无比，透过他的摄影镜头，我看到了烟雾笼罩的穿山地峡、蚂峙门锚地静止不动的炮艇、国际水道小山一样移动的外国轮船。而近在咫尺，一幢没有粉刷的车间屋顶，一只黄白相间的猫在晒太阳，缓缓地伸出了懒腰。同样是这个俄式塔吊，在我们的仰望之中，它的吊臂曾狠狠地甩在了一艘在建的货船，打翻了船体边的一根跳板，两个干活的焊工，像两只轻巧的燕子，随着跳板飞了出去。后来那个驾驶吊车的女工是我扶下来的，她有一双俊俏的眼睛和瘦削的肩膀，在被人遗忘的三四个小时里，她把尿屎都拉在自己的裤档里，自然我嗅到了不该嗅到的女人味道。此后她不再登高作业，而十年后她报销医药费时告诉我一只乳房已经切除了，她说自己的乳腺癌或许是那次惊吓所致。

事实上死亡在船厂并不算回事，死法也各有千秋。我觉得，在高空中飘落或被铁板砸碎远胜过躺在床上等死。我想象在高空中自由落体时虚空乌有之感和铁板飞来脑袋开花时宇宙崩裂感，这不仅是壮烈，更深意义是完美的收场。在学徒期间，我和师傅两人骑在铁三角架上焊接几十米高空中的垂直焊缝，透过隔热面罩的玻璃片，绿色的焊液在钢板之间的缝隙里燃烧、层层堆积，整个过程是麻木的、机械的，且是沉重的，沉重是背负从甲板延伸下来几百条铜丝绞成的焊线和地球那迷人多姿的吸引力，以及一切生灵与生俱来的飞翔感。师傅为了克服万有引力对我俩的诱惑和魇蛊，向我讲解他与师娘在床第之间种种方式和技艺，混浊的声音经过面罩的阻挡更加含糊不清，就像我对于男女之事含糊不清的理解一样，在脑子里将师娘描绘成妖冶粉嫩、下得了庭堂上得了双人床的曼妙女子。或许是对师娘的不切实际甚至不怀好意的期望，在一年多的高空和底舱作业之中，我完好无损，甚至连一块皮也没有碰破过。而事实上，师娘并不完美，五官摆放也没有恰到好处，相对于玲珑的上身其下身的宽度和高度过于突兀而有失观瞻。多年后师傅离开船厂死于海难，我陪同师娘走访了有关部门，在她的点滴回忆里，我发觉他俩的床第之欢并没有师傅吹嘘的那么狂热和奔放。

我们爱喝酒，爱谈女人。而船厂确有好多女人，参与各样工种，这真是一桩奇怪的事。说实话，她们也并非是粗枝大叶，一身油腻，出于劳作反而精瘦骨感，均有黝黑的面容和一对亮晶晶的大眼睛。有一个女工曾在落满铁锈的底舱里，教会了我市面上最流行的舞厅舞，让我初次体味到女人柔软的腹部和不坚挺的胸部。当时，她在工厂内外拥有不同凡响的名声。导致她死亡是评选“技术能手”之前的一个赤热的午后，只身一人钻入了不透风的舱底去焊接一个关键部位，而当她被扛出来时已触电多时，厂医解开她被焊花烫破的灰色工作服做人工呼吸，我看到了她衣服里面触目惊心的苍白以及略微歪斜的黑色乳头。她没死，脑子却烧坏了。出院之后她喜欢找有关人士回忆往事：“我俩一共睡了几次？三次还是四次？第一次在哪里？那时我们还是小年轻，在818型的机舱里还是在826型的驾驶台里”。由于她的病休工资单由我开出，她也来找我，给我买了阿诗玛牌香烟。在我面前她异常清醒或者异常糊涂，绝不提起教我跳舞之事。她去精神病院里的路上跳车摔死了，我扛着工厂敬献的花圈参加了她的葬礼，落棺之时，我也撒了几滴眼泪。

上世纪80年代的某一个夜晚，一群像风一样迅猛的年轻人，冲出船厂又逃回船厂，又像一剪风一样，群殴在工厂的平地、楼梯、车床顶，甚至在房梁上次第展开。据说他们动用了船厂一切可以拿得动的工具和器械，扬起的尘土和飞溅的血沫，至今仍留在几间老旧车间的墙壁里。于是有几个人倒地不起，又有几个人终身残疾。这段未被官方证实的历史片断没人说得清缘由。在生活区站门岗的跛腿老方是亲历者之一，他说自己是被自动割炬砸破头的，而残疾的却是左腿。那致命的一击他给我模拟了数百次，我以为，只要他侧身偏一下头，对方就会砸空。只要他撒腿就跑，对方就不会砸中。只要他装死，对方就会从他身上跨过去，追逐另一个的肇事者。但他强调，那不就是孬种么。当时我俩坐在门卫室破旧的木椅里闲聊，方凳作桌摆了一小碟盐烤花生，一包袋装榨菜，两条不新鲜的青鱼，一壶本地产最便宜的老酒。而他那从乡下娶来的寡妇，正在我们身后摔摔打打拿儿子出气。

受惠于WTO，德国牙医来船厂考察。他们对我们整齐划一工厂制服，整齐划一的操作动作，整齐划一的职业化微笑给予了相当的满意。当我们将打磨得锃亮闪烁着钢铁内在光泽的船体交付他们时，他们的监理戴着白手套顺着舱壁一一摸过，出来后白手套仍是一尘未染。大规模成批量生产的程序，要求人每天站在某一个工位上，时时重复一个操作步骤。或许有人终其一生，只会一个动作，这就叫标准，也就是规范。虽然我们做不到欧洲人用机器重复操作一个动作，但我们拥有将人训练成重复操作一个标准动作的手段和能力，而且也只有我们独有。我的师弟曾在一次酒后，用点焊法在将要下水的德国货轮的船壳上，书写了“厂长是个大傻瓜”的巨型楷书，他被开除了，外事无小事。

厂长烟不离嘴，他那庞大的身躯与船厂宏大的厂房、船台相吻合。流传于坊间的传奇故事主要集中于他的酒量以及在海南的经历，据说他曾被当地人用枪指着脑袋。在一个慵懒的午后，他向我描述了当时当地的风情，毒辣的太阳、墨绿色苔藓的街道、黑府绸裤衫的男女、一纸可有可无的车客渡船订单，当他拎着两盒杏花楼月饼坐上出租车时，被绑架了。最终被放了出来。他说，至今也无法得知当地人绑架他的目的，想获得一份情报？敲一笔竹杠？还是一定要他做成这笔生意或者不让他做成这笔生意？他在船厂拥有神一般的敬仰，当他下车间走访工人时，甚至有女工哭了起来，我相信，这是出自内心的、纯洁的、无私的爱戴。他与很多首长合过影，多年来一直挂在工厂办公楼的走廊、会客室和形象中心里。他也曾坐在船东家的游艇，沐浴着春风地生啖刚钓上来活鳗、牡蛎和龙虾，品尝杜松子酒。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他向外国人展示了中国人雍容大度，有理有节的儒家风度，涉及敏感话题他摆了摆手，无可奉告。像外交家一样。

我不知道那个遥远的德国有多遥远，但我知道，至少在近一二百年间，在它不经意之间，影响和改变了世上大多数人的生活和理想。众所周知，这个以冷静严谨出名的国家，也曾是极左和极右的温床。人们都说，二十世纪的一切乱象均缘于其皇帝威廉二世和仁丹胡子希特勒。也许并非如此，我猜测十九世纪或者二十世纪的许多新奇思想和理论，流入德国被其修正后，才有了严密的组织性和具体的实操性。与德国牙医和他们的妻子一起吃饭时，我常想，那些举止文雅、字斟句酌的手艺人中间，会不会隐藏着厄尔布氏麻痹症患者或者流落街头的不成器画家。显然不会，当今，他们在海洋上纵横驰骋并分发到地球各个角落的已是全新的东西：20英尺标准集装箱。而以他们孩子名字命名的集装箱船，将作为他们的生命来延续，有味道，也有灵魂。

2018/0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