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对“智”有着极大的戒心，他说：
“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
“智慧出，有大伪。”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
“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老子对”智”持批评态度。这里的“智”，从轻处说，是小聪明的意思，从重处说，是巧诈的代名词。
曹操与刘备煮酒论英雄，曹操说：“论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何谓英雄？多智为英，大胆为雄。多智又大胆，惟独没有道德观念，这与今天我们说的英雄是道德楷模的意思完全不一样。所以老子说：“使夫智者不敢为也。”这里的智者，就是类似英雄的概念。一将成名万骨枯，英雄纵横四海的时代，就是天下大乱的时代，英雄愈多，百姓的生活愈痛苦。所以老子强调：“智慧出，有大伪。”“绝圣弃智，民利百倍。”
老子说话的对象不是普通人，而是统治者，所以他告诫：“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老百姓为什么难以治理？还不是在上者智慧太多，以为百姓可以以巧治之。所以统治者以智治国，反而伤害国家。不以智治国，反而是国家的福气。
老子为什么这么说？他是告诫统治者，你不能和老百姓对着干，老百姓耍心眼，玩巧诈，你不能和老百姓耍心眼，玩巧诈。如果你这么玩，国家就玩蛋了。老子说：“信不足焉， 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统治者最重要的是取信于民，如果百姓玩巧诈，你也玩巧诈，那你的巧诈有公共权力作基础，谁也玩不过你，天下岂不离心离德？
老子曾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统治者清静无为，无所事事，反而老百姓可以自我化育，自我素朴。但老子说：“民之难治，以其智多。”两者不是有矛盾吗？前者的说法好象百姓有善良的本心，可以自己做得很好，但后者又说百姓智慧太多，不好治理。哪句话说得对？
我们看《道德经》第二章全文：“不尚财（今本为‘贤’字，据高亨先生考证，当为‘财’字），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从这章可以看出来，百姓的“智慧”，是从统治者学来的，尚财、贵难得之货、表现自己的欲望，老子认为这些都是统治者表现出来的东西，统治者有如此的表现，才会出现百姓争、盗、乱的智力巧诈。所以，统治者要想治理好国家，首先要收好自己的智慧之心。
如果深入思考这个智慧之心是什么心呢？实际上就是分别之心。
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可道之道为什么不是常道？因为一说出来就有分别。可名之名为什么不是常名？人类要辩识事物，必须给它取个名字，一取名就有个分别。知道事物彼此之间的分别是知识，对知识善加利用就是智慧。人类不对知识加以利用何以生存与发展？这有什么问题呢？老子主张弃智不是反文明吗？
其实问题就出在这里，智慧是对事物之间的分别加以巧妙的利用，然而此种利用必然导致人类使事物之间越来越分化，以至于忘记了世界本来是一个整体。
事物彼此处在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种亲密的关系老子用恍恍惚惚、庄子用混沌来表达。老子、庄子为什么用这样的词？因为既然整体不可分割，这种不可分割的状态根本说不清楚，如果你说清楚了，显然就有区分了，有差别了。
百姓为了利用万物以厚生，不得不对万物加以区分，有了区分，就有了好坏贵贱之别，有了好坏贵贱之别，人人趋向于好的贵的，好的贵的有限，于是争夺生。所以“智慧出，有大伪。”本来利用万物以厚生，但竞争过份的结果，反而伤生。
怎样避免这样的局面？老子说：“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浑朴的天然一体状态散失了，万物皆成器具。圣人能用之，故能成为宰制万物的长官。
圣人凭什么宰制万物，因为“大制不割”，对万物没有分别，完全以浑然一体的态度看万物。因此，圣人治国，无为而不为也。为什么无为？因为一为就是一偏，故无为也。因为无为，让万物自行运作，但冥冥中似乎又有个主宰控制着这一切，让其自然而然的朝着某种趋势运动，故无不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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