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翻拍自本书封皮
去岁仲春，初次研读厉以宁教授的《文化经济学》，从专业视角探究“文化”的内涵与作用、文化产品的特性、发展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应有之义、文化与经济社会的关系等，以便更好地理解时下文化领域的现状、问题与政策举措，偏重于专业知识的积累。而今年春天，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之下重读此书，更能体会到作者寓于字里行间的人文关怀。
图2截自北大官微
一、疫情防控的“超常规效率”
今年一月湖北武汉突发肺炎疫情，武汉多家医院物资告急、医护人员日夜不休，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中央统筹调配全国各类资源，优先保障湖北省和武汉市防控急需的医护力量和医用物资，确保居民生活必需品供应。多地工厂克服诸多困难，火速复产复工，加班加点生产口罩、防护服等紧缺的重要医用物资；全国各地先后派出246支医疗队，共计4.26万名医务人员前往湖北，与当地医务人员并肩作战，有效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火神山、雷神山医院迅速拔地而起，从方案设计到建成仅用十天时间；16家方舱医院相继改造完成，累计收治超过1.2万名新冠肺炎轻症患者……截至三月中旬，湖北省内各市县疫情风险均降至中、低等级，武汉方舱医院全部休舱，援鄂医疗队陆续撤离。
生命重于泰山，在来势汹汹的疫情面前，这样的“中国速度”令人震撼、让人心安、感人至深。用厉以宁教授书中的术语来说，这展现出的是“超常规效率”。从经济学角度来说，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是生产要素的投入，也就是资源如何投入生产、资源如何分配组合。一般情况下，资源投入者必须选择最有利的物质技术条件，使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发挥出尽量大的作用。但实际上，效率有两个基础，除物质技术基础外，还有道德基础，也就是劳动者的道德水平、劳动的觉悟和积极性。如果仅有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那么只能产生常规效率；当效率的道德基础发挥作用时，就可能涌现出诸如疫情防控期间的超常规效率。
效率的道德基础，来自于集体的凝聚力和社会的凝聚力。凝聚力是无形的，它指人际关系达到一定程度的协调，是道德力量发挥作用的结果，也是产生效率和提高效率的动力。厉以宁教授指出，“同甘靠制度，共苦靠精神、靠认同”。当一家企业迅猛发展时，其内部的收入分配和奖励发放需按规章制度执行；但当企业陷入困境时，仅靠规章制度的强制力难以留住人心，就要靠“共渡难关的精神力量”和“对所在群体的认同”，这些都是超越个人利益的考虑。
书中运用抢险救灾的例子，指出这类超常规效率的体现是道德力量促成的结果，“也就是说，群众性的抢险救灾行动，充分反映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是几千年来流传下来的高贵品质的凝结。”由此可见，厉以宁教授提出的资源配置的“第三种调节”，即道德力量调节或文化调节，是对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的有益补充，在特殊情境下发挥出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在优秀道德、习俗、乡规民约等的感召下，全国各地人民自发自愿自觉支援湖北武汉，彰显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优良传统。
图3热干面加油漫画
二、隔离期间文化产品供给
为防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在鼠年春节期间，全国普遍实行居家隔离。随着春节假期延长和线上工作模式兴起，人们居家隔离的心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种普遍的“无聊感”产生，这让我联想到了书中的“生活的单调化问题”。西方的一些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例如中世纪的欧洲就是生活单调乏味的典型。如果说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庄园主对农奴的剥削、文化休闲娱乐的匮乏导致了中世纪欧洲的生活单调化，那么生产力大幅提升的近代工业化社会、后工业化和信息化社会为什么还会出现新的生活单调？
厉以宁教授指出，尽管西欧国家陆续实现了物质财富的极大发展，但人们在展望未来时，甚至比过去更为担惊受怕，比如担心因机器普及而失业、担心恐怖主义肆虐而威胁人身安全、担心核武器的扩散而引发全人类的劫难、担心离婚率居高不下而难以享受天伦之乐等。由此可见，如果只埋头追求物质财富的增长和积累，而忽略精神财富的创造与分享，人们的生活质量难以真正提高，更遑论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的增强。
与西欧国家自中世纪以来的“生活单调化的问题”不同，疫情隔离期间人们的“无聊感”多是由于短期内诸多感受的叠加——对疫情发展走向的忧虑、对春节难以团聚的遗憾、无法参加文化休闲娱乐活动的乏味等。为缓解广大群众的焦虑不安，各方力量迅速行动，加大文化产品供给。中宣部、广电总局紧急协调影视作品版权拥有方，向湖北武汉等地区捐赠了一批优秀影视作品的版权；文化和旅游部发布了在线剧院模块，三十余部荣获文华奖的舞台剧完整版视频可免费在线观看；国家文物局汇总全国各地博物馆线上资源，推出六个批次、共计三百场线上展览；学习强国平台的“直播中国”和“在家上学”板块，直播武汉美景和各地抗疫故事、共享优质线上教育资源……
除了文化事业相关单位的迅速行动，文化产业各经营主体也纷纷响应，将全部或部分线上付费资源转成免费、开展相关线上活动以振奋抗疫信心等。书中开篇即强调文化产品的特殊性，其中之一就是必须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营利性的文化产业与非营利性的文化事业平行发展、各有分工，而在注重社会效益的非营利性文化活动和文化产品供给方面，二者共同参与并发挥各自的长处。此外，厉以宁教授指出，文化产业的国际走势之一是“高新技术化”，此次疫情隔离期间的文化产品供给情况，突显了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趋势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图4截自文化和旅游部“在线剧院”
三、命运共同体与必胜信心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初期，社会上各种声音混杂，比如年轻一代与中老年人的戴口罩之争、湖北以外地区对武汉等地的排斥等。但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专家学者和主流媒体的正确引导下，各种非理性的争吵、争论和争议逐渐平息，取而代之的是全国各地、各行业的普遍认同——团结协作、科学抗疫、此战必胜。厉以宁教授在书中第四章文化调节和第六章文化自信等部分中，多次强调“认同”的含义及其重要性。
厉以宁教授认为，“认同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现象。认同在现代社会中，越来越被社会承认是超越市场和超越政府的一种社会力量，它的基础就是文化。”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和筛选，人们普遍认同、共同遵守的价值追求和行为准则，最终凝练成为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成为社会成员发自心底的文化自信。由此，书中提出了一个全新概念，即“社会和谐红利”。这一概念由人口红利、体制红利等引申而来，强调了社会和谐在经济发展中的优势作用。“社会和谐红利”是社会各界的共同企望、是文化积累的成果，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体现和文化自信的反映，在疫情期间则表现为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的坚定信心和有力举措。
进入三月后，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生产生活逐步恢复正常，但其他国家和地区却面临着疫情的爆发和蔓延。我国迅速采取措施，积极分享防控经验，加紧生产和运输外国急需的防疫物资，向疫情严重的意大利、塞尔维亚、柬埔寨派出抗疫医疗队专家组等，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彰显同舟共济的大国担当。
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世界经济将受到较大冲击，但经济学早已说明，生产本身不是目的，人并非仅仅作为劳动力而生活于世。“人不是为了生产，生产是为了人。生产的目的是使人们的生活不断得到改善，使人们得到关心和培养。”厉以宁教授指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强调“以人为本”，因此可以用“劳动者的最大利益”作为“衡量经济中是非善恶的判断标准”。疫情面前，生命重于泰山，全力开展医疗救治工作；疫情过后，各行业有序恢复生产，这样才能保障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能为全球共同抗疫贡献出最大力量。
图5截自人民日报官微
那一年春天，比任何时候，都充满希望。
2020.3.26 于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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