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
鲁思·本尼迪克著
这本书被誉为现代日本学的鼻祖，从一个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的角度去看日本，东西方观点碰撞，从二元对立的角度去解读日本。
作者在59岁的时候完成了这本书，她提出“每个人的性格，包括她自己，都可能是丰富而矛盾的。”作者的这部作品和自己的家庭环境有着很大的关系，从小生长在单亲家庭，母亲在她的眼中呈现的就是坚强与软弱的矛盾体，在她受命研究日本文化之后，她就对日本文化中的双重性有很大的兴趣，当时作品出版之后给西方眼中的日本刻板印象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她认为日本的耻感文化来自于外部制约，不断将中西方文化进行比较，并从中自省。
战争带来了民族之间毫无隐藏的正面交锋，想要取得胜利就需要从方方面面去了解敌人的天性，只是一味的谴责对方是没用的，要通过敌人的眼睛去了解他们如何看待自己。文化人类学在其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人类学家必备的素质之一就是有一颗了解差异的心，他们必须要对差异的细节足够敏感并且愿意去调查差异背后的行为动机及造成的影响。人类学家乐于看到与自己认知完全相反的习惯，这是他们研究的最好素材，他们会从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文明社会中找出细微的不同，细节再独立也与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随时接受一套与自己认知完全不同的价值观。
从异国的人类文化学家的角度可以更加客观的描述一个民族的特点，比较文化才能够更有说服力，了解民族差异有助于产生包容，对其他文化的了解有助于对自己文化的热爱。
“日本的整个体系很特别，它既不是佛教的，也不是儒家的，而是日本的-既有其长处，也有其弱点。”
各就其位的制度体系
作者先从战争中的日本与美国的对比作为开头，从士兵到最高领导层，两种文化就截然不同。
日本人对秩序等级的依赖和美国人平等自由的信仰简直就像磁铁的南北两极，差异巨大，平等是现在主流宣传的生活方式，美国人不太在乎细枝末节的礼仪，只要方向是正确的，凡事都可以大而化之。
但是日本却是以“不平等”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国家，遵循登记制度是他们古老的传统，这从日语中的敬语就可以看出，不同的人要用不同的称谓和动词形态，还要外带附加不同的礼仪动作，他们从出生开始就受等级制度的教育和熏陶。无论什么年纪，家庭关系的情感纽带都是很牢固的，这又和美国的自由主义很不相同了。
“日本人一向根据登记制度来维持他们在世界中的秩序。”
他们遵守各就其位的道德体系，正如美国人将平等与自由视为平常一样。
贯穿一生的“亏欠”
“恩”暗示着回报，也是爱的一种，他组成了忠诚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越爱就越应该回报恩情，这样的道德观形成了日本人内心极为尊崇道德上的报恩，这与西方世界有很大的不同。
虽然西方人也有报恩但是不会像东方一样有如此深厚的内涵。他们对于回报很敏感，所以不轻易将自己卷入陌生的帮助之中，无论是接受帮助还是帮助别人，都会让他们背负厚重的愧疚。因为有“施恩”的这层意思在里面。
对恩情受之有愧造成了日本独有的羞耻文化，“不亏欠”是交往中最重视的一点，对琐事极度敏感和脆弱。
恩情是一种债务，而且是永远都存在的债，必须被偿还，是和责任放在一起的。而报恩是一种美德，不是责任。
遵纪守法是国家最高权威---皇恩的回报，也是一种债。
除了责任和义务之外，作者还提出日本特有的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义理”这是一种应当履行的义务，但是自己内心并不想做，却害怕与众不同的随大流行为。义理代表的是强迫和无奈仅仅是为了不遭到别人的非议。维护自身名誉的行为。
“对名声的义理要求人们遵照各自的身份地位生活，一个人如果做不到，他就不配有自尊。”
不同的文化对于自尊有不同的定义，如果想否认那个不同民族的自尊首先要了解它是在什么基础之上定义的自尊。、
尽最大可能的规避耻辱出现的场合，他们对于失败极其敏感，对尊重的渴望很强烈。
注重身体享乐
泡澡是日本文化注重身体享乐的一个很好的体现，每个人都是潜在的佛，只要能够开悟就能纯真的灵魂中发现美德，与西方传统的正义战胜邪恶不同，日本文化倡导的则是义务与义理相冲突的主题，人情会妨碍履行义务。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日本小说都是悲剧结局，因为要忠于自己的职责而不是人情。
“诚”与“自重”
对于诚日本的意义是不同的，他们一个人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满怀热情的遵循国家精深指示的道路，而自重则是要严格遵守礼节而不是坚持自己的权利。自重是小心谨慎的代名词。
羞耻是美德，能够促进一个人更好的遵守规则，他们在意周围的评价，这与西方的倡导自由和特立独行有很大的差异。
作者从文化，政治，经济，家庭，传统各个方面搜集了足够多的资料之后，用西方学者的分析态度来向大家展现了一个矛盾冲突表象下的日本文化根源。
从现象观察到本质理解，对日本会有一种重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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