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3-05

构建道前文化，补足修行短板

一

禅修是直指本心的，主要是通过向自己内在的开发，这种无形的力量去改变有形的现实。在这个世界，我们凡夫所看到的各种现象都属于有为法。世尊说，离有为法，趣无为法，即得解脱。我们修行无为法就在于修自己的心，通过发心，我们确实能够改变很多的东西，只不过平时容易被忽略。

说到禅宗，我们一直以来存在两个比较大的问题，一个就是我们参禅的人不太重视福报，另一个，我们看祖师语录，祖师一直劝我们了生死，除此之外其他的事情都没有什么意义。这话本身没有问题，佛教修行不共世间的地方确实在这儿。但是大家要体会，祖师说这话的目的是策励我们的出离心，让我们不要在红尘耽搁得太久，但这并不代表说我们只有了生死这一件事情要做，其他事情都可以忽略了。比如说我们现在的道场，如果没有相应的条件，我们不可能具备这样一个因缘让大家来禅修；如果我们没有基本的福报，可能是否能来道场都是个问题—可能家里会有各种各样的琐事违缘阻扰我们，根本就来不了。

很多人修禅之所以出现很大的偏差，就是在福报、在人天乘这一关一直没有打通--有了一个非常大的法，却没有相应的根器去承载。汉传禅宗这一法现在只有我们中国大陆得以保存，全世界包括台湾和香港的佛弟子想要参禅，都只能到大陆来，找相应的祖师道场去参。参禅这一法如此殊胜，为什么我们没有把它保存好，没有很好地去弘扬？这不是法的问题，而是我们现代人的根器不足。根器不足的原因是缺了相应环节--人天乘环节的修行。

教理的学习跟我们平时禅修时的用功方法是不一样的。用功方法的目的是让大家以最快的速度契入理论，把功夫用上，直指我们本心。而教理的学习需要一个长久的过程，去补足我们之前的缺失，尤其是人天乘这一环节。这是一个系统、有次第的过程，如果人天乘这一环节的缺失得不到补足，我们对“生死无常”、“暇满人身”这些法类的理解就都很肤浅了，更不可能借此指引我们趋向解脱。就像电脑没有经历过386、486的时代，我们对现在的电脑性能就会感觉很正常。而只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有了参照物的对比，才知道其价值所在。

大家一般所了解的禅宗大德们的开悟，是他们在开悟之前所经历的探索过程。比如虚云大师，他在五十六岁开悟以前所经历的学教，以及在深山里三年苦行等等，这是一个非常漫长而且繁复的过程。但开悟以后并不代表说就没事干了，祖师们开悟以后同样在世间做事情，他们会恢复到跟前面培福的历程非常相似的状态，只不过用心不一样了。比如惠能大师，他在开悟以后并不是立即去度人，而是在猎人队里待了十五年。这十五年当中他在做什么？他依然需要靠外面的世界来磨练自己这一颗虽然已经悟到本来，但是没有彻底调伏的内心，这依然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我们离开悟的层面还很远，还需要大量的时间去补足在人天乘环节的缺失。只有这样，在整个的修行过程中，我们的人格才是健全的，才不会让人感觉我们是一群怪异的、另类的，一群逃避社会的人。

二

​在人天乘这一环节，最重要的是文化的建构，就是圣贤之道。祖师大德设定这些道的目的，主要是针对人类共性的问题，只有站在人类共性的层面，把共性的问题处理好，把这个框架建构起来以后，我们才可以去借以处理我们个人的一些细琐的问题。这种文化的建构，我们可以用“道前文化”来命名，就是说用儒家文化或者道家文化来补足我们在这一环节的缺失，尤其是作为居士。

儒家文化在演进的过程中，大致经历了这么几个变化。首先，孔子建构这套体系的根本还是在道，是围绕着道去建立儒家文化的。到了西汉董仲舒的时候，由于封建王朝刚刚开始，急需一套相应的意识形态来匹配中央集权，于是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调天人感应，旨在达成君权神授的共识。这一次对儒家文化的改造，主要是意识形态方面，道的成份变弱了很多。整个汉唐，在大一统的背景下，儒家文化受到更多的重视，变成了一种繁琐的经学。传到南宋的朱熹，因为有经历南渡逃亡的忧患意识，再加上其本身于佛法层面的悟解，他在孔孟心法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道学和理学。与以往不一样的是，他更注重内在的本质。他以非常博大的学问体系重新建构了儒家文化，回归到修身这一点，注重了心的本质。到了明代王阳明创建心学，就连朱子这种外在的理学都被他扫得干干净净，他认为一切全是从内心而出，圣人之学完全就是内心之学。他所提出的“致良知”基本恢复了儒家的本来面目。

儒家这种渐进发展的脉络，从某种程度上也是我们民族兴亡、民族文化的脉络，如果我们对此没有足够的认知，足够的体会和足够的还原，就没有办法去触摸它在不同时期跟佛法对接的成分，也就是人天乘跟佛法的二乘或者大乘对接的成分，而如果我们抹去了这个成分，直接去建构佛法的终极观念，它会形成什么状态呢？

三​

​举个例子，王阳明心学的建立，现代统一的看法是从我们禅宗汲取的精华，汲取禅宗的精神来建构他的理论体系。但最后他又以这套体系来抨击禅宗，认为禅宗这一派都是自私自利的人，光想着自己了生死。对此我们还没办法反驳，因为朱元璋称帝以后把佛教赶入了山林，客观上确实导致了这种偏执的出现，直到今天，很多所谓的禅和子还都抱着这种理念。

作为王阳明这样一个重量级的人物来谈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能把他当作一个不懂的、行外的、一般的人去对待，我们必须深刻地反思佛教自身的问题所在。脱离“有”去谈“空”，那不是真正的佛法的空性，而是一种顽空，是逃避。我们现在看到的教内的弊端，就是没有人去承担责任，反过来说承担责任的人是执着，佛法就是这么一步一步没落的：口里喊着了生死，开悟，实际却是干着自私自利的事；把佛法最精华的部分，承担的部分，对社会奉献的部分泯灭了。佛陀对世界的建构和认识跟一般的凡夫是不一样的。佛陀对世间的很多事情不是说他做不了，而是他不愿意做，也就是孟子所说的“是不为也，非不能也”，这与现在末流佛教徒的“是不能也，非不为也”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如果我们的人格无法构建起来，我们的胸襟打不开，我们的格局、思想进入不了更高的生命境界，这时去谈一个跟我们的根器不匹配的大法，最后的结局只能是让别人去毁谤法--传播大法的人本身不具备足够的条件去驾驭、去融合这种大法，就会让别人误解，质疑这个法存在的合理性。

道不单是一个玄妙，虚无的东西，我们作为一个修道的人，一个学道的人，面对现在这个多元文化背景的时代，如果对这个世界没有进行一个合理地、深刻的解构，没有在这个解构的基础上，建立全新的文化观，就难以让普世的人，尤其是能够主导主流价值观念的社会精英去接受。

四

​我们再以净土法门为例，看一下祖师当时的状态。

慧远大师开创莲社时，在他的身边既有刘遗民、宗炳等一直追随的佛弟子，还有道家的陆修静，儒家的陶渊明、谢灵运。

对中国思想文化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这些人，无论哪一个都足以影响一个时代。

当年的庐山还是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这些人在这里共同修道，如果没有一个高尚的、凌驾于他们思想层面、文化层面的东西，这是不可能的。

当时净土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完备，他们靠什么弥补？怎么观想去念这句阿弥陀佛？当时的123个人又是靠什么往生的？大家可以参一参。

我对此的理解是他们的资粮很厚：这些人的人品很高端，格局非常广大，心地非常清明，都是一些艺术家、哲学家、文学家；

他们所处的魏晋时期也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最玄妙的时代，当时有一批这样的社会精英、贵族，他们有时间、有钱、有文化，致力于考虑超越于物质层面、心灵层面的哲学命题与生命问题。

这种种的契合就使得佛法能够在当时弘扬开来。

所以我们谈佛法，既要谈佛法的精髓的层面，也不能够脱离物质和现实的层面。

社会学在谈人类的构建时分了三个层面：物质层面、精神层面，还有一个是美学层面。

物质层面就是我们现在所生活的、一般的现实层面。只有当你在物质上没有匮乏的问题，衣食无忧，或者说你对物质本身没有太强的欲求，或者说你经历过后能够放下，这时才可以谈精神层面。

精神层面是相对自由的，广大的。但是光有精神层面是不够的，当精神层面进化到美学层面，人就处在一种完全自由的状态，趋向更高贵的一种灵性追求。音乐、绘画领域那些大师为什么终其一生能够沉浸于一种绝对的美境当中，就是因为他进入了那个状态。

我们可以以此来解释这一批净土宗的大德为什么能够往生。

在慧远大师组建莲社的时候，这批人在信仰构建之前，每个人可以说都进入了这种状态，甚至有的人远远地超越了这个层面。

当他们的经验世界、学术理论，以及整个的学术构建不足以支撑他们进一步向前走时，就需要有更高的生命诠释出现，而就在这时他们遇到了佛法，在一个瞬间就打破了他们无法逾越的最后一层障碍，这就是佛法说的顿悟。

顿悟不是说我们之前什么都没有做，突然就悟了。

当一个人的灵性达到这个层面之后，不单是一个思维层面的问题，不单是破除疑惑的问题，而是给予了他一种全新的能量。

这批人的内心非常清静，非常博大，所以能够跟道最近距离的触碰，这种触碰就是我们所说的得到了感应，得到了佛法的加持。

佛法的加持，不是说我们把仪轨研究得多么透彻就会得到，而是看我们的心跟佛法的距离有多近，或者说是我们心的清净度和广大度到了什么程度。

他们瞬间感应到的，是一般凡夫可能终其一生都不能够触碰的那种欢喜、博大和自在，所以他们不需经历太多的复杂的修行方式就能往生。

五

圣贤之道的建构是非常灵活的，我们听到的开示，所学的前行，种种方式都是为了让我们剥离内心的尘埃，让我们一步一步去接近这个道，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要面对的就是大文化的背景，文化是一种集体的共业。

佛法唯识里有一个概念：众同分。

众同分是一个心不相应行法，所谓心不相应行法就是说它不会简单地随着你心念的力量发生太多的改变，它是由大家长期的共业所形成。

比如说人类有人类的众同分，我们通过六根来触摸世界，我们把自己看到的这个有限的世界当作是真实的，并通过别人来证明这种真实性：因为处于一个共同的众同分里面，大家一致认为它是真实的，所以就更加认可它是真实的。

我们今天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追求十分合理，这个世界非常真实，这是我们的众同分所决定的，但是天人肯定不这么看。

道宣祖师在《天人感通录》中讲，天人在接近我们大概几十万公里的地方就会停下，不敢再接近，为什么呢？因为天人说我们这里太臭了!天人的清净状态不是我们能够理解的，他没有办法接近我们人类。

所以说，我们的众同分决定了在我们有限的经验世界中所认为的，这个世界的快乐以及我们存在状态的合理性。

如果没有高智慧的人来点醒，没有善知识的出现，我们从来不会对它怀疑，因为人的我执力量是非常强大的，不单是个人的我执，是整个三界没有出轮回的我执，这种俱生我执是非常强大的，每个有情都带有自己的我执。

经过我执的加固后，我们是不想出轮回的。如何点醒我们这种粗猛的我执状态，这就是文化的使命。

前面提到文化是一种集体的共业。

如何去理解“集体的共业”？就是说文化是一批先贤像孔子、孟子，经过他们高智慧的过滤之后，形成的最适合人类生存的一种规则和心法，然后又被后面无数个圣者，在他们相应的时代因缘下进行更新，能够让我们在当下这个时代可以继续按照这个方向去运作。

所以我们去理解道的前提，首先是要让自己的心灵回归到这样一种经过无数圣者加持的、最符合我们本身民族文化特色的心理状态，去洗炼，去汲取营养，之后我们才可以借助它去解决我们共性的和不共的问题。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所走的每一步，我们所修习的、所追求的道，不是一个所谓的狭义的佛法的道。

六

我们最终要处理的是整个世界的问题，但具体的做法是以个人身心的体验为前提来进行，这就是我们儒家文化和西方文化一个根本不同的地方。

中国的圣贤并不是不具备解构外在物质世界的能力，但我们的整个文化体系一直在这个方面非常谨慎。

因为暇满人生就这么匆匆百年，非常短暂，圣贤希望我们在有限的时间内只做有限的事情，这个有限的事情是什么呢？求道！

儒家格物致知的目的是通过观照外在的一切合理和不合理的现象，去寻找它的根源在哪里，造成这些问题的本质在哪里，最后发现都出自于正心和诚意。

儒家的这套体系后来为什么能够和佛法接轨，就是因为从一开始的立意就是向道发展。

即便孔子并没有把最后的那一关打破，把生死轮回的本质说清楚，这是他的时代使命使然。

当今佛法在西方的传播步履维艰，就是因为出现了文化冲突的问题。

西方文化早期的构建中也有关于对心的经营、开启，但随着他们的逻辑体系、物质体系、科学体系的发展，到了最后这方面变得越来越淡，比重出现了严重的失调，整个体系的繁荣都是建构在外界的东西。

而我们东方文化、儒家文化也会去谈外界的东西，但是最终是回归到内心。

因为只有进入到内心，你才会入道，才会见证真正的人生本来面目和世界的本源。

我们的道是通过内心来开启的，不是假借于外界的任何方式，外界的方式都非常有限，所以中国的圣贤之学是近佛法之道的。

最后归结一下，谈这些问题本身是让我们正视自己的短板，正视自己的传统，正视自己的本源，正视我们是在一个从低级生命向高级生命转化的中间状态，这个最重要，不是最后的终点而是过程。

我们修道一直修的是这个过程，我们现在最错误的就是拿着一个终点，拿着一个所谓的“空”理论--我们自己理解的“空”的理论，来批驳我们“有”的状态，否定了我们的中间状态，否定了我们最应该去着力的地方，最应该用功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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