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论

春秋既经，战国其代。古者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众生纷杂，百态群居。君子处乱世，苦性命之危浅，疾名德之不彰，故英俊特达之士，吐华垂文，标其姓氏，悬诸日月焉。

于是俊逸蜂起，诸子述略。孟轲膺儒而好辩，庄周阐道以遨游；墨翟尚俭约之教，尹文课名实之符；野老治国于地利，驺子讲政于天文；申商刀锯以治理，鬼谷唇舌而纵横；尸佼囊收杂术，青史曲缀街谈，承流而枝附者，不可胜数，但得一技之长，并驰于青云之上，餍禄邀荣，得志于当世矣。

逮秦并七国，刑名天下，秉韩非《五蠹》之议，焚诸子百家之书，是以秦而无文，文以秦分，故曰先秦者，文章之鸿沟也。

后，汉灭赢项而礼乐不传，叔孙通粗晓之才，略加理董而高祖有至尊之叹。降及汉武，《春秋》异传而《尚书》分鼎矣。成哀二世总辑诸子，先后使刘向、刘歆父子雠校，歆乃总群书而奏《七略》。《七略》后亡佚，班固作《汉书》，删其要为《艺文志》，其三曰《诸子略》，所录凡十家，乃后世所传诸子名目之要，然伪文托名之作甚蕃，不可胜究之语频仍，后世视之如驱蚊蝇。降及魏晋，谰言间出，琐语竞录，充栋填笥，鱼目混珠矣。

余谓六艺之盛，盖出于乱世而成于入道见志者之手。使孔孟处周公之世，而无陈蔡之劳，四海不容之郁结，则志遂而道行，文典经史，讵其口出？虽智，惟一能臣耳，故仁人处世，非不逢时，逆境而多思也。

自风雅寂声，九流俱起，郁为文栋，其屈子之《离骚》哉！西汉淮南王安为之传曰：“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旨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涅而不滓者也。推其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王逸以为悠游婉顺，扬雄叹其体同诗雅，惟班固以为露才扬己，忿怼沉江。

王、扬溢美之辞，自不待论，班孟坚之语宜特指屈子为人，若乃论其辞，实“下笔不能自休”之嫉语，何谓“露才扬己”耶？余观《离骚》章句，誉尧舜之耿介，称汤武之严祗；刺桀纣之猖披，伤羿浇之误国；虬龙、香草以喻君子，云霓、娥眉以比奸邪；叹君门之九重，每一顾而掩涕；驾云龙以委蛇，说迂怪而骋游；令丰隆求宓妃，托鸩鸟媒娀女。班孟坚承父业而修《汉书》，语多务实而戒浮华，所作《两都赋》，钟嵘谓之嚼蜡。盖屈班文风相抵牾耳。孔子云：“吾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司马子长读屈辞，数悲其志，及见贾谊《吊屈原赋》，又怪其以彼之材而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苦若是。奈何依彭显之遗则，从子胥以自适欤？余谓彼本楚国同姓，与国俱亡，去就安可论哉？唯其志洁如斯，乃使后之踵武者影从也。

屈子既死，《离骚》以外有《九歌》、《九章》、《天问》、《渔父》、《卜居》、《招魂》、《远游》传世。其后，宋玉、景差之徒润其色，《高唐赋》、《好色赋》诸篇颇得屈笔五彩之妙，而尤以宋玉之作为上乘。自西汉始，王褒作《九怀》、东方朔作《七谏》、刘向作《九叹》、严忌作《哀时命》、贾谊作《惜誓》、王逸作《九思》，相继模其体式，蹑其旧迹，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