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神”程勇，趴在警察故意开得很慢的囚车的窗户边，检阅着汹涌而来十里长街式的留恋和崇敬。音乐响起，影院泛起一片啜泣。我强抑着澎湃的呼吸和心跳，开始盘桓起一个问题：这电影基本是被剧透到无以复加了：公众号们把相关的故事框架、新闻原型、制度背景甚至剧组艺术水准都翻个底朝天；情节整体没有脱出新闻原型的模板；观众们在充分的心理准备下走进影院——都这样了，这股强大的冲击力到底从何而来呢？
想来想去，比较确定的一点是，影片每一秒都在竭力让这个故事“落地”：让它尽力从新闻原型留给人的侠义、崇高、神圣的刻板标签中挣脱，让它的逻辑从残破的街闾、混乱的夜店、满口沪语脏话、旧礼堂的假药推销会中生长起来，让它的矛盾在日常生活的某种“范式”——绝望和希望的涨落交替与刹那明灭——中变得血肉丰满、可触可感。主创们再次拿起一贯趁手的草根风格，但这次，“底层”不是单纯的低级笑料，文化氛围；它成了出发点，成了一切逻辑的载体。唯有全方位、无死角、散发到草野中、弥漫在尘埃里的现实主义，才足以直指我们内心的隐痛。
问题是老问题：绝症，有药，没钱。苦难由“病”和“穷”两部分高度耦合而成；但显然，影片很少刻意去单纯地对“病”大作文章——它甚至让患者在求生的挣扎中爆发出荒诞又悲情的生命力，比如，黄毛抢药后一大段警匪片似的激情四射的追逃；吕受益为了掩盖等不到人的尴尬，加了一屉包子，程勇表示，这么能吃，究竟咱俩谁像病人。病是前提，是最大公约数；影片要突出的，是除掉这最大公约数后余下的“治病能力”的悬殊，这主旨被“张院士”明明白白道来：“这世上只有一种病，穷病，这病你治不过来的。”
的确，温饱问题快要从我们身边每个角落消失了；但只要没到共产主义社会，总还会有别的苦难，可以强大到一夜抹平我们日常语境下的贫富差异，可以瞬间把人抛回十八世纪《悲惨世界》卷首语的人间：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影片所表达的，正是这类苦难在当下的最高代表：21世纪的程勇为白血病患者走私药，18世纪的冉阿让给饥寒交迫的侄女偷面包。这么一说，似乎，程勇是冉阿让，思慧是芳汀，曹斌是沙威？有一点这方面的影子。
不过，这里是中国，并不可能有一位开篇就从天而降的卞福汝老主教和他泛着神光的银烛台去指引一切；在这里，人间的问题，要在人间解决，要靠朴素的人性、良知，要靠作为生存本能的利益博弈、顽强斗志，要靠表层制度下暗涌的拖延、模糊……这里是中国。在中国，上帝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牧师得用蹩脚的英语在银幕上磕磕巴巴地“God bless you”,接着影院里一阵哄笑。没有卞福汝，也就不会有冉阿让、沙威、芳汀；没有神——所以，“我不是药神”。
他真的不是神。程勇一开场就是个胡同里卖神油、律师面前打老婆的猥琐中年，吕受益可怜巴巴让他吃橘子，他也不心疼，翻翻白眼讲讲价钱——可谓一亮相就被摆在道德边缘。直到老父手术无着危在旦夕，儿子窘迫无依快被夺走，他才接手这笔生意。“张院士”一威胁，他迅速打了退堂鼓，上有老下有小，没底气没办法。要等得吕受益妻子嚎跪街头，他于是去看望老伙伴；老伙伴创痛惨叫刺得他精神崩溃，于是二度出山——这还不是神性，还是人性，是孟子那个“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的人性。他在印度街头望着湿婆神像，回去卖药五百块一瓶，马上要成神了——不过影片没忘了让他提前办个收益不错的纺织厂，留下一丝逻辑缓冲。
患者一方呢？思慧作为患者群的群主，她甫一出场就在夜店，外表一路光彩照人，她可从没有被影片安排去“劳动致富”，例如捡垃圾或创业。一样是为了女儿，雨果让芳汀在堕落之前，安排她卖完劳力卖头发，卖完指甲卖牙齿……直到没得卖了，才把她扔进深渊，芳汀是真的纯洁无瑕了，这是浪漫主义。思慧选择夜店很直接：药价让人绝望，这里来钱最快。观众不必关心她有没有什么万不得已。这是现实主义。黄毛为了掩护程勇夺车而逃，可说到底，是在他的命与程勇的自由绑定的前提下选择这么干的；他冲出码头，轻松邪魅一笑，可见他低估了危险。程勇为黄毛大嚎：“他只是想要活命，他有什么错！”，而不是“他为我而死，我好心痛！”——那是琼瑶剧。程勇要退出代理了，程勇没赶上吕受益的去世，这时的患者和家属，对他并没有表达鉴于以往功劳的“理性的感恩”，只有悲愤中“失望的仇恨”。大家都很朴素，很直觉，都是常人。
警官曹斌刚一出现，我还以为要安排个沙威出来。结果他的戏份极少，而且是坚定的人性代言人，从头动摇、模糊到了尾，基本没有情与法的冲突。程勇落网，是安排在“张院士”被捉、黄毛惨死，他暴露得不能更充分的情况下发生的。程勇的“十里长街”戏，是开车警官故意吩咐让车慢一些才有的。执法者在影片中总体消极的表现，虽说极大保证了影片的过审，但其实也符合我们的国土风情。我们真的可以想象中国有警官曹斌，但真的不好想象中国有警官沙威，沙威难以在我们的土壤里长起来。
为了给残酷的矛盾留一点消解的缝隙，电影对医药公司代表的角色，确实做了感情涂抹。不过我猜，主创肯定完全把握了知识产权观念在当今观众中的普及，所以这个仇恨引导到底是个比较容易消解的引导。影片大体上只安排医药公司做了产权制度下某些惯例自卫，也没有使劲安排他们绞尽脑汁作大恶。主创知道观众很快冷静下来会想，如果世界上没有原创激励，就没有新药创生；然后没有矛盾了：病了，没药，有钱也没用，全剧终。倒不用绝望，成了一团漆黑。我善意地揣测，剧组的引导只想给观众一个简单的感情出口，让大家不要窒息得喘不过气来。
简单的逻辑先走完一遍，好像都没什么大善，也没什么大恶。但残酷的事实还摆在那里，肯定有地方不对。观众开始追问，哪里不对呢？谁有罪呢？
请注意，追问开始了，影片的使命也就圆满完成了。
追问开始了，观众们开始一点点检视天价药的贸易细节，挖掘中间环节，讨论国内外药品法规，医保制度，甚至部委官媒开始表态。大家后来几乎追问到了科学与哲学层面，什么效率与公平，人生的意义。这正是创作者的最终目的，他发个端，开个头，银幕射向现实，现实开始融动。
我们不能苛责影片矛头不对，揭露不深刻，没有解决方案……这就是个剧组，不是经济学研究小组，更不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他们没法负责理性分析，没法负责解决问题。他们努力把一个残酷的矛盾摆放得淋漓尽致，“你们看，就是这么残酷”；然后小心翼翼设法将它安全护送到公共讨论、决策设计的空间里。仅此，我们已经要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了。
最后想说，这篇札记标题里有个“在草野”，部分原因是这部影片让我对“知政失者在草野”这句话有了新的认识。动辄“肉食者鄙”固然不对，但另一方面“脱离群众的危险”是真的存在。当医疗问题不再是简单的死亡率数字、价格数字，不再是“看病难、看病贵”这些感官刺激不足的文件术语，而是捧着橘子可怜巴巴望着摇篮里的儿子幻想当爷爷的年轻患者——这些画面传达到有能力改变现状的人群中间（如医药相关商人和顶层决策人员等），我想是会起一些作用的。否则，可能人们的想象力哪怕突破天际，还是只会在那几个数字、几个术语里打转，毕竟任何人，只要离开残酷矛盾的前沿太久了，“恻隐之心”都会钝掉。钝掉了，方向就失真了，指挥就不灵了。
2018年7月9日星期一
于同济大学四平路校区图书馆
（附录《悲惨世界》（李丹，方于译文）卷首语：只要因法律和习俗所造成的社会压迫还存在一天，在文明鼎盛时期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并使人类与生俱来的幸运遭受不可避免的灾祸;只要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还得不到解决;只要在某些地区还可能发生社会的毒害，换句话说，同时也是从更广的意义来说，只要这世界上还有愚昧和困苦，那么，和本书同一性质的作品都不会是无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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