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三四三：盖了棺，定不了论

《传习录》三四三：盖了棺，定不了论

嘉靖戊子冬，德洪与王汝中奔师丧至广信，讣告同门，约三年收录遗言。

继后同门各以所记见遗。洪择其切于问正者，合所私录，得若干条。居吴时，将与《文录》并刻矣。适以忧去，未遂。当是时也，四方讲学日众，师门宗旨既明，若无事于赘刻者，故不复萦念。

去年，同门曾子才汉得洪手抄，复傍为采辑，名曰《遗言》，以刻行于荆。洪读之，觉当时采录未精，乃为删其重复，削去芜蔓，存其三分之一，名曰《传习续录》，复刻于宁国之水西精舍。

今年夏，洪来游蕲，沈君思畏曰：“师门之教久行于四方，而独未及于蕲。蕲之士得读《遗言》，若亲炙夫子之教。指见良知，若重睹日月之光。惟恐传习之不博，而未以重复之为繁也。请裒其所逸者增刻之。若何？”洪曰：“然。”师门致知格物之旨，开示来学，学者躬修默悟，不敢以知解承，而惟以实体得。故吾师终日言是而不惮其烦。学者终日听是而不厌其数。盖指示专一，则体悟日精，几迎于言前，神发于言外，感遇之诚也。

今吾师之没未及三纪，而格言微旨渐觉沦晦，岂非吾党身践之不力，多言有以病之耶？学者之趋不一，师门之教不宣也。乃复取逸稿，采其语之不背者，得一卷。其余影响不真，与《文录》既载者，皆削之。并易中卷为问答语，以付黄梅尹张君增刻之。庶几读者不以知解承而惟以实体得，则无疑于是录矣。

嘉靖丙辰夏四月，门人钱德洪拜书于蕲之崇正书院。

《论语》中孔子有个说法——“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本来，太平盛世，礼乐征伐这种事是应该由天子发出的。世道混乱时，可能出现礼乐征伐自诸侯王发出的情况，如此一来，难免失之偏颇，十世之内，一定会显现出弊端来。乱到连诸侯也失势时，礼乐征伐可能由大夫发出，这种情况下，五世之内一定会显现出弊端来。至于到了家臣主导礼乐征伐的程度，三世之内必见弊端。

钱德洪谈及“今吾师之没未及三纪，而格言微旨渐觉沦晦，岂非吾党身践之不力，多言有以病之耶”时，心中一定是泛起一丝悲凉的。倘若王阳明泉下有知，对自己“致良知”之学影响力不及一世——三十年——连“陪臣执国命”的影响力都不及，一定也会唏嘘不已的。至于其中的缘由，钱德洪说中了一点——“学者之趋不一，师门之教不宣也”——门下弟子的取向、目标不同，是阳明先生“致良知”之学不能广泛流传的根本缘由。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圣人是“大而化之”者，总是会先于常人数十上百年，后人对其思想的体会和把握，要许久之后才能真正跟上。比如孔子，老人家没世的几十年里，尽管有曾子、子思这样的弟子撑撑门面，孔门圣道仍然不免有为杨朱、墨翟等诸子学说掩蔽的危险。后来，若不是孟子站出来振臂一呼，若不是此后董仲舒、朱熹等人的接续奋斗，若不是有王阳明的再理解、再深化，哪里会有孔门圣学的源远流长？恐怕不免也像阳明心学一般“格言微旨渐觉沦晦”了。

非但历史是层垒的，思想何尝不是层垒的？拒绝吐故纳新，拒绝传承发展，思想没有不最终僵化掉的。或许，王阳明的思想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出在王阳明自己身上。他对主奴关系的奋力摆脱，注定了他的思想在主奴关系盛行的几百年里，难以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思想解放的今天，回过头去看他时，有没有神化他的历史意义。

几千年的人类历史，孔子只有一个。几千年来，王阳明有只有一个。孔子的思想里，装得下王阳明。王阳明的思想里，几乎容不下早他几百年的朱熹。这是一种遗憾，恐怕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明嘉靖七年冬天，我和王汝中到广信（今江西省上饶市），去处理先生的丧事，向同门师友们发送讣告，约定三年之内收集整理完成先生的遗言。

随后，同学们都把他们各自的记录陆续寄了过来。我挑选了其中比较合乎先生思想的，加上我自己的记录，一共有若干条。在吴地时，我曾想把这些记录和《文录》一起刻印出来。但是正逢我回家守丧，所以没有成功。当时，天下讲授先生学说的人与日俱增，宗旨好像已经在天下得以昌明了，所以没有必要再作刻印，所以我也不再去考虑这件事了。

去年，同学曾才汉得到了我的手抄本，又从别的地方四处收辑，取名《遗言》，在荆州刊刻发行了。我读了《遗言》，觉得他的采录不够精准，所以就删掉了其中重复繁杂的部分，只存留了三分之一，并命名为《传习续录》，在安徽宁国的水西书院刻印了。

今年夏天，我到湖北蕲春出游，沈思畏先生说：“阳明先生的学说已经在天下传播很久了，却唯独没有在蕲春大放异彩。蕲春的学子们读了《遗言》，就像亲自得到了先生的教诲。明白了良知，就像是重新看到了日月的光辉。他们倒并不因为其中的重复而感到累赘，只是担心《遗言》收录得不够广泛，所以麻烦您把散失的部分都增加进去，怎么样？”

我说：“当然可以，先生致知格物的主张，开导启示了后来的学者，学者刻苦钻研思考、默默领悟，不敢仅从知识上去理解继承先生的学说，以受到切实的影响。所以，先生终日强调格物致知不厌其烦，学生们整日听讲习练不厌其烦。因为先生指点得专一，学生们领悟得也十分精微。先生还没说到呢，弟子就已经明白要讲什么了，师生之间早就心领神会了，当时教学双方的诚心可见一斑。如今先生逝世还没超过三纪（一纪为十二年），但他的格言和宗旨便已经慢慢变得晦暗、沉沦了，这难道不是因为做弟子的我们身体力行得不够，因为言行上的弊病造成的结果吗？弟子们的取向、目标不统一，所以先生的学说不能得以充分宣扬。”

正因为如此，我又搜集了一些遗失的内容，编成一卷。而其余真伪难辨的内容和《文录》已刊刻过的，就删掉了。并且我把中卷改成了问答的形式，再交给黄梅县令张先生，让他增刻发行。希望读者不仅仅从知识的视角来理解这本书，还要注重在切身实践中体悟先生的学说。这样，我自己便不会再怀疑做这件事出这本书的价值了。

嘉靖三十五年夏四月，弟子钱德洪恭谨拜望先生遗迹并题写书跋于蕲春崇正书院。

此时，距王阳明去世已经二十八年了。关于阳明先生的功过是非，早已经盖了棺。至于他的思想能否万古流传，以钱德洪为代表的诸弟子也算是穷尽了各自的心力，只是还没有个定论。

王阳明之后，再无王阳明是一定的，但种种迹象表明，王阳明之后，定然会有阳明思想的传承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