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使猪：今天讲什么？
唐老蛋：300年前，人们相信上帝，相信宗教，前现代人放弃了力量，他们相信自己的生命有意义，相信他们的生命就是一个剧本，最后好人总能上天堂。然而随着科技的发展，现代社会的人文主义观点的主导下，人们不再相信生命的意义，不再相信生命的剧本。
天使猪：是啊，许多人都说我们现在没有了信仰。
唐老蛋：信仰是什么？信仰是对虚构想象的共同体坚定不移地相信。科技让我们知道，我们存在的这个世界是没有神的，那些只是想象的共同体，目的是为了维护我们的社会秩序，仅此而以。
天使猪：有时我倒是觉得，300年前的人比我们幸福，现代生活就是在一个没有意义的宇宙里不断追求更多的力量罢了，想一想都让人觉得没有意义......
唐老蛋：赫拉利教授认为，科技会用另一种方式让人生命的意义再度回归。
天使猪：真的吗？快去看看
让我们以堕胎为例。虔诚的基督徒常常反对堕胎，而许多自由主义者则拥护堕胎权，双方主要的争议点其实在于事实，而非伦理。不论基督徒还是自由主义者，都认同人命神圣，谋杀是一种可憎的罪行。但他们对某些生物学事实有不同意见：究竟人命是始于受孕那一刻、出生那一刻，还是两者之间的某一刻？事实上，有些文化甚至认为，就算到了出生那一刻，生命也还没真正开始。比如卡拉哈里沙漠（Kalahari Desert）的库恩人（!Kung）和北极的因纽特人（Inuit），都认为人命始于婴儿得到名字之后。婴儿出生时，家族会先等待一段时间，如果决定不留下他（可能因为肢体畸形，或因为经济困难），家族就会把他杀掉。这时只要还没有举行命名仪式，就不算是谋杀。 这些文化的人群可能也和自由主义者或基督徒一样认为人命神圣、谋杀是种可憎的罪行，却能允许杀婴。
宗教的自我宣传往往只强调它们美好的价值观，只不过，上帝却往往藏在那些用小字印制的事实声明之中。比如天主教，总宣扬自己是博爱和同情的宗教，这不是太好了吗？谁能反对这些事呢？既然如此，为什么现在不是全人类都是天主教徒？因为如果真的去读那些小字，你才会发现天主教同时也要求你盲从某个“永远不会犯错”的教皇，就算他曾经号令信众发动十字军东征、把异教徒绑在木桩上活活烧死时也不例外。这些具体的指示，并不只是来自伦理判断，而是来自伦理判断与事实声明的结合。
当我们从缥缈的哲学领域回归历史现实时，会观察到宗教故事几乎总是包括三个部分：
1.伦理判断，例如，“人命神圣”。
2.事实声明，例如，“人命始于受孕那一刻”。
3.伦理判断与事实声明相结合，给出具体的指示，例如，“就算受孕才刚一天，也不得堕胎”。
对于宗教的伦理判断，科学无法加以反驳或证实；但对于宗教的事实声明，科学家就大有意见了。只要是事实的问题，例如“在受孕一周后，人类胎儿是否已有神经系统、是否已有痛觉”，生物学家就远比牧师有资格回答。
为了解释得更清楚，让我们深入研究一个真实的历史案例。宗教自吹自擂的时候对这个案子绝口不提，但这件事却对社会和政治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在中世纪欧洲，教皇的政治权力无远弗届。不管在欧洲何处，只要发生冲突，他们都会声称自己有裁决权。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主张，历任教皇都曾一再提到《君士坦丁赠礼》（Donation of Constantine）。根据这个故事，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在公元315年3月30日签署一份谕令，授权教皇西尔维斯特一世（Sylvester I）和后继者永远控制罗马帝国西部领土。历任教皇将这份珍贵的文件留存下来，每当有雄心勃勃的君主、喜争好斗的市民，或是桀骜不驯的农民起身反抗时，教皇就会拿这份文件作为强大的宣传工具。
中世纪欧洲民众十分尊重流传久远的帝国法令，他们认为文件历史越久远，就承载着越多的权力。他们也坚信，国王和帝王都代表上帝，而由于君士坦丁让罗马帝国从异教领土变成了基督教帝国，因而备受尊崇。如果现在市议会想做的事与伟大的君士坦丁本人所下的谕令有所冲突，对中世纪欧洲人来说，显然就该服从古代的文件。于是，每当教皇碰上政治上的抗争，他总是高举《君士坦丁赠礼》，要求对方服从。虽然也不是每次都管用，但是《君士坦丁赠礼》仍然是教皇宣传和中世纪政治秩序的重要基石。
如果仔细研究《君士坦丁赠礼》，会发现这个故事是由三个不同的部分组成的：
表1 《君士坦丁赠礼》的内容组成部分
古代帝王谕令的道德权威绝对不是什么理所当然的事，大多数21世纪的欧洲人都会认为，现代公民的期许当然要比那些早已作古的大帝下达的谕令重要。但这种事情没办法用实验或方程式来确认，因此科学根本无法加入这场道德辩论。就算有个现代的科学家时光倒转700年回到中世纪，他也无法向当时的欧洲人证明，为何不该用古代帝王谕令来解决当代的政治争端。
然而，《君士坦丁赠礼》的故事基础不是只有伦理判断，还有非常具体的事实声明，而科学非常有资格为之证实或证伪。1441年，天主教神父兼语言学先驱的洛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发表了一项科学研究，证明《君士坦丁赠礼》实为伪造。瓦拉分析了这份文件的风格、文法以及所用词语和词组，证明有些词语在公元4世纪的拉丁文里根本还没有出现，很有可能是在君士坦丁大帝死后约400年才伪造出来的。此外，文件注明：“3月30日，君士坦丁第四次担任执政官，加利卡努斯（Gallicanus）首次担任执政官。”在罗马帝国，每年选出两位执政官，文件以执政官的任期作为年代标记也是惯例。但糟糕的是，君士坦丁第四次担任执政官是在公元315年，而加利卡努斯在公元317年才首次担任执政官。如果这份这么了不起的文件确实是在君士坦丁的时代写成，绝不可能有如此离谱夸张的错误。这就等于美国国父杰斐逊等人把美国《独立宣言》的日期写成“1776年7月34日”一样不可思议。
今天所有的历史学家都同意，《君士坦丁赠礼》是在大约公元8世纪的时候，在古罗马教廷伪造而成。虽然瓦拉从未质疑这份古代帝王谕令的道德权威，但他的科学分析确实影响了这份谕令的具体指示，也就是欧洲人应该服从教皇的谕令。
2013年12月20日，乌干达议会通过《反同性恋法》，认定同性恋活动属于刑事犯罪，某些行为可能被重判到无期徒刑。整件事情得到基督教福音教派的推动和支持，他们认为上帝禁止同性恋行为。作为证据，他们引用了《利未记》18:22（“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及《利未记》20:13（“人若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他们二人行了可憎的事，总要把他们治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在过去几个世纪里，同一个宗教故事造成了全世界数百万人受苦受难。这个故事也可以简单整理如下：
表2 《利未记》中故事的内容组成部分
这个故事是真的吗？关于“人类该服从上帝”这个伦理判断，科学家无从置喙。就个人来说，谁都可以有自己的想法。你可能认为人权比神权更重要，所以如果上帝命令我们侵犯人权，我们就不该听上帝的话；然而，没有任何科学实验能够判断这个问题孰是孰非。
而对于这里的事实声明，也就是要说在3000年前，宇宙的创造者命令智人不得从事男男行为，科学就有许多意见了。毕竟，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主张声明是真的？参阅相关文献会发现，虽然这项声明在书籍、文章和网站中数百万次地出现过，但一切都指向一个源头——《圣经》。因此，科学家就会问，究竟《圣经》是谁写的？在什么时候写的？请注意，这是一个事实问题，而非价值问题。虔诚的犹太教徒和基督徒声称，至少《利未记》是上帝在西奈山吩咐摩西写的，而且从那一刻开始，从未有一字增减。科学家又会继续追问：“但我们怎么能确定？”毕竟，就连教皇都曾经说《君士坦丁赠礼》是君士坦丁自己在公元4世纪写的，但事实上却是在400年后教皇的手下伪造的。
我们现在已经有大量科学方法来找出是谁、在何时写成的《圣经》。相关科学研究已经进行了一个多世纪，如果对这些发现有兴趣，有许多文献可供参考。归纳这些结论可以发现，多数经过同行评议的科学研究都一致认为，《圣经》是许多不同文本的集合，而这些文本则是由许多不同的人类作家、在他们声称所描述的事件过了几百年之后写成的，即《圣经》时代过了许久，这些文本才终于集结成一本宗教经典。举例来说，虽然大卫王的时代应该是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但一般认定《申命记》是在大约公元前620年、在犹大王约西亚（Josiah）的宫廷写成，并将其作为加强约西亚权威的宣传活动。《利未记》的成书年代甚至还要更晚，绝不早于公元前500年。
至于说古代的犹太人很小心地保存了《圣经》文本、绝不增删任何一字，科学家也指出了破绽：《圣经》时代的犹太教根本不是以经文为基础的宗教。相反，当时的犹太教正如许多中东的邻近宗教一样，是典型的铁器时代异教，既没有犹太会堂、犹太初等学校，也没有拉比，甚至连犹太经典都没有。当时拥有的是繁复的圣殿仪式，多半就是将动物献祭给一位善妒的天神，希望他保佑人民，并赐予每季雨水和战争的胜利。此时的宗教精英是来自祭司家族，只谈出身，不论智力。祭司多半是文盲，忙着处理圣殿仪式，无暇书写或研读任何经文。
在第二圣殿（Second Temple）时期，另一批对立的宗教精英逐渐形成。他们部分受到波斯和希腊的影响，撰写和诠释文本的犹太学者地位越来越高，最终成为我们所知的“拉比”，而他们编纂的文本也成了《圣经》。至于拉比能享有何种权威，则是出于个人的智力，而非出身。这些新的文人精英和旧有的祭司家族之间的冲突已无可避免。拉比的幸运之处在于，罗马人为了镇压犹太起议（Great Jewish Revolt），于公元70年一把火烧毁了耶路撒冷及圣殿。圣殿成了残垣断壁，祭司家族霎时失去了宗教权威与经济权力基础，甚至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以犹太教圣殿、祭司和英勇战士为特点的传统犹太教，从此消失于历史；取而代之的是个以书籍、拉比和吹毛求疪的学者为特点的新犹太教。学者的强项在于诠释，而运用这种能力，他们不仅能解释为何全能的上帝允许自己的圣殿被毁灭，还能说出一套道理，解释为何《圣经》故事里的旧犹太教与当时的犹太教大不相同。 5
因此，从目前最科学的证据来看，《利未记》里反对同性恋的看法，反映的不过只是古代耶路撒冷几个祭司和学者的偏见。虽然科学无法判断人类究竟是否应该服从上帝的旨意，但对于《圣经》的源头就有许多话可说。如果乌干达的政客认为，只要两个男人在一起找了些乐子，创造出宇宙、银河和黑洞的那股力量就会因此震怒，这时科学就能派上用场，驳斥这个实在没道理的念头。
神圣教条
事实上，要分辨伦理判断与事实声明并不总是那么容易。宗教有种麻烦的倾向，即喜欢将事实声明转化为伦理判断，使得原本应该很简单的争议变得混乱而模糊。例如，原本只该是事实声明的“《圣经》由上帝所著”就常常变为道德命令：“你应该相信《圣经》是由上帝所著”。于是，只相信某项事实声明就成了美德，而怀疑这项声明则成了罪过。
同时，伦理判断之中却又往往隐藏着事实声明，支持者不会特别去提，因为他们认为这早已是不证自明的事实。于是，像“人命神圣”这种伦理判断（无法用科学测试），里面就可能包含着“每个人都拥有永恒的灵魂”这种事实声明（而这是可以用科学来争论的）。同样，美国民族主义者宣称“美国民族是神圣的”，这种看似属于伦理判断的说法，实际上仍是以某些事实声明为基础，例如“在过去几个世纪，美国引领着大多数的道德进步、科学进步和经济进步”。虽然我们不可能用科学来检验究竟美国民族是否神圣，但只要拆解一下这个论题，我们就能用科学来检验美国带来的道德进步、科学进步和经济进步是否确实高于正常比例。
正因为人类的价值观里永远都藏着一些事实声明，也就让萨姆·哈里斯（Sam Harris）等哲学家认为，科学能够解开一切的道德困境。哈里斯认为，所有人的终极价值都是相同的——将痛苦最小化、快乐最大化，因此，所有的伦理争论都是关于“如何将快乐最大化”的事实论证。 宗教激进主义者想上天堂，是为了快乐；自由主义者想增加人类自由，是因为这样能得到最大的快乐；德国民族主义者也认为，如果让柏林控制整个世界，每个人都会更快乐。哈里斯认为，宗教激进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之间并没有伦理上的争议，只是对于如何达到共同的目标而彼此出现了在事实上的意见不合。
然而，就算哈里斯说得没错，即所有人都重视快乐，实际上也很难用这种观点来平息伦理争议，特别是“快乐”根本没有科学上的定义或测量方法。让我们再次以三峡大坝为例。就算我们同意，这项计划的终极目标是让世界成为一个更快乐的地方，该怎么才能判断“制造出廉价电力”会比“保护传统生活方式”或“拯救稀有的白鳍豚”更有益于全球的快乐呢？只要我们还无法真正理解这种意识，就无法为快乐和痛苦制定出通用的度量标准，也就无法比较不同人之间的快乐和痛苦，更不用说跨物种的情况了。十多亿中国人享有更廉价的电力时，会产生多少单位的快乐？整个白鳍豚物种灭绝时，又会产生多少单位的痛苦？再回归到根本，难道快乐和痛苦真的是个可以用数学相加或相减的实体吗？吃冰激凌很愉悦，找到真爱更令人愉悦，但难道只要有足够的冰激凌，累积起来的快乐就能等于找到真爱的快乐吗？
因此，虽然科学在伦理争论方面能发挥的作用比一般想象的要多，但仍是有限的，至少目前如此。如果没有一些宗教元素作为引导，就不可能维持大规模的社会秩序，就算是大学和实验室也需要一点宗教的支持。宗教能为科学研究提供伦理上的理由，也因此能够影响科学研究的议题以及科学发现的使用方式。因此，想要真正理解科学的历史，就不能不谈宗教信仰。科学家很少会谈这一事实，但科学革命的背景也正产生于史上最教条武断、最褊狭，也最具宗教色彩的社会。
猎巫行动
我们常常认为科学与世俗主义、宽容包容的价值观有关。但真若如此，我们绝对难以想象科学革命竟出现在早期的现代欧洲。在哥伦布、哥白尼和牛顿的时代，欧洲的宗教狂热者全球密度最高，而容忍度又是全球最低。科学革命中那些杰出人物生活的社会，驱逐了犹太人和穆斯林，烧死了成批的异端分子，把每个爱猫的老太太都当作女巫，每月满月之日都要发起一场新的宗教战争。
如果你在约公元1600年前往开罗或伊斯坦布尔，看到的是拥有多元文化和充满宽容的大都市，逊尼派、什叶派、东正教基督徒、天主教徒、亚美尼亚人、科普特人、犹太人，甚至偶尔还有印度教徒，比邻而居，和平共处。虽然也有意见分歧和争端骚乱，奥斯曼帝国也经常出现宗教歧视，但和欧洲相比，这里仍然是自由主义的天堂。如果你再去当时的巴黎或伦敦，看到的会是城市里充斥着宗教极端主义，只有主流教派得以生存——在伦敦他们杀害天主教徒，在巴黎他们杀害新教徒，犹太人长期被驱逐，而穆斯林连进城都是一种奢望。然而，科学革命却始于伦敦和巴黎，而非开罗或伊斯坦布尔。
讲到现代性的历史，一般把它视为一场科学与宗教之争。理论上，科学和宗教都是为了追求真理，而因为各自推崇不同的真理，也就注定有所冲突。但事实上，科学或宗教都不那么在乎真理，因此两者十分容易妥协、共存甚至合作。
宗教最在乎的其实是秩序，宗教的目的就是创造和维持社会结构；而科学最在乎的则是力量，科学的目的是通过研究得到力量，以治疗疾病、征伐作战、生产食物。就个人而言，科学家和神职人员可能很在意真理；但就整体而言，科学和宗教对真理的喜好远不及秩序和力量。因此，两者一拍即合。对于真理毫不妥协的追求，其实是一次灵性之旅，在宗教或科学机构之内却很少见。
因此，对于现代历史更准确的一种看法，其实是科学与特定宗教（也就是人文主义）达成协议的过程。现代社会相信人文主义教条，而科学的用途不是为了质疑这些教条，而是为了实现它们。就算在21世纪，也不太可能有纯粹的科学理论取代人文主义教条，但让两者目前携手同行的契约可能会瓦解，取而代之的是科学与其他后人文主义宗教之间截然不同的契约。接下来的两章，将会谈谈科学与人文主义之间的现代契约。至于本书的第三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将会解释这项契约为何正在瓦解，又将由什么新的契约取而代之。
第6章
与“现代”的契约
“现代性”就是一项交易，所有人都在出生的那天签了契约，从此规范了我们的生活，直到死亡。很少有人能够撤销或超越这份契约，这份契约决定了我们吃什么、做什么、想什么，也决定了我们住在哪里、爱什么人，甚至如何死亡。
这份契约乍看之下非常复杂，于是很少有人会去了解自己究竟签了什么。这就像下载某个软件后，有一份使用同意书，里面有几十页的法律术语，可是你只瞄了一眼，就立刻向下滚到最后一页，勾选“我同意”，接着完全忘了这件事。但事实上，这份契约简单到不可思议，只要一句话就能总结——人类同意放弃意义、换取力量。
在现代社会之前，多数文化都相信人类是某个伟大宇宙计划的一部分。这个计划的设计者是某些万能的神或是永恒的自然规律，人类无法改变。这个宇宙计划让人的生命有了意义，但同时也限制了人的力量。人类就像舞台上的演员，脚本让他们所讲的每个字、所掉的每滴眼泪、所做的每个手势都具有了意义；但同时也对他们的表演设下严格限制。哈姆雷特不能在第一幕就杀了克劳狄斯，也不可能忽然离开丹麦而跑到印度打坐冥想，莎士比亚不可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同样，人类也不可能永生不死，不可能免于一切疾病，也不可能一切恣意妄为，这些事情并不在脚本之中。
前现代人放弃了力量，他们相信自己的生命有了意义。对当时的人来说，是否在战场上英勇战斗、是否拥护合法的国王、是否早餐吃了禁忌的食物，甚至是否和隔壁邻居有了奸情，都被赋予了重要的意义。当然，这会带来一些不便，但却能让人心里觉得受到保护。如果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比如战争、瘟疫或干旱，大家还是能安慰自己说：“我们都是在一场宇宙大戏里扮演着自己的角色，这一切都是神或自然法则的旨意。虽然我们不知道脚本，但可以放心，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有其目的。就算是可怕的战争、瘟疫或干旱，也都是某个更伟大计划里的场景。而且，我们知道这位剧作家值得信赖，故事最后一定有个美好而有意义的结局。因此，就算发生了战争、瘟疫或干旱，也都是为了最后的美好结局；就算现在看不到，来世总会等到的。”
现代文化则不再相信有这种伟大宇宙计划的存在。我们并不是活在高于日常生活的戏剧之中，生活没有剧本、没有剧作家、没有导演、没有制片人，而且，也没有意义。就我们目前最进步的科学所知，整个宇宙就是个盲目而没有目的的过程，充满各种杂音和愤怒，但这些都毫无意义。我们只是在一个行星上占据着再小不过的一点位置，存在着再短不过的一段时间，如麦克白所说的那个可悲演员，在台上得意或失意了一会儿，就再也悄无声息。
既然没有剧本，人类也不是在什么大戏中扮演什么角色，虽然人类还是可能面临各种可怕的事，但并不会有什么神来拯救我们，或是让这一切痛苦有什么意义。整件事不会有什么快乐的结局，也不会有什么悲惨的结局，其实根本就不会有结局。事情一直发生，一个接着一个。现代世界并不相信目的，只相信原因。如果要给“现代性”安个座右铭，应该会是“坏事总会发生”。
但是，如果说坏事总会发生，而且没有什么剧本或目的，那么人类也不用将自己局限于任何预定的角色。只要能找对方法，我们就能为所欲为。除了自己的无知之外，没有什么能限制我们。瘟疫和干旱的背后没有什么宇宙意义，我们能够消灭它们；战争并不是通往美好未来的必然灾难，我们也能创造和平；我们死后并没有天堂等着我们，但我们能够在地球上创造天堂，并永远活在天堂里。我们只需努力克服一些技术困难。
投入更多研究资金，就能促进技术突破、加速科技进步。新科技会促进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又能为科学研究投入更多资金。时间每过去10年，我们就能享受到更充足的食物、更快速的交通工具和更有效的药物。总有一天，我们会累积足够多的知识和先进的技术，也能够发明各种灵丹妙药，让人青春永驻、快乐幸福，而且这一切将不会有什么神灵前来阻挡。
于是，这份现代契约对人类形成巨大的诱惑，但也伴随着巨大的威胁。“无所不能”似乎是唾手可得，但在我们脚下却有一个完全虚无的深渊。具体而言，现代生活就是在一个没有意义的宇宙里不断追求更多的力量。现代文化的力量是史上最强的力量，而且还在不停研究、发明、发现与增长。同时，现代文化也比以往任何文化感受到了更大的存在性焦虑。
本章讨论现代社会对力量的追求，下一章则会审视人类如何利用这种不断增长的力量、如何以某种方式将意义重新带回这个无限空虚的宇宙。没错，我们现代人曾承诺放弃意义以换取力量，但也没人逼迫我们实现这个承诺。我们认为自己够聪明，能够尽享这份现代契约的好处，而无须付出代价。
银行家与吸血蝙蝠有何不同？
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携手并进，进一步推动了现代社会对力量的追求。整部人类历史中，科学多半是以蜗牛的速度向前发展，经济更是遭到深度冰封。虽然人口的缓慢增长确实使生产随之增长，而且每次科学偶有进步，都有可能推动人均经济增长，但整个增长过程极度缓慢。
如果在公元1000年，100个村民生产了100吨小麦，到了公元1100年，可能是105个村民生产了107吨小麦，这种增长可以说有名无实，既不会改变生活节奏，也不会影响社会政治秩序。今天所有人都在热切追求增长，但在前现代时期，人们对此却毫不在意。不论王公贵族、牧师神父还是农民大众，都认为人类生产大致就是维持稳定，某人想得到更多，就只能偷别人的，而且到了他们的孙辈，生活水平大概也不会有什么发展。
这种停滞现象，大部分原因在于很难为新计划筹措资金。没有足够的资金，就很难排干沼泽、建筑桥梁、开辟港口，更别提培育新的小麦品种、发现新的能源来源，或是开拓新的贸易路线了。当时资金稀缺，是因为没有信用的概念；之所以没有信用，是因为人类不相信增长；而之所以不相信增长，正是因为经济停滞不前。于是，停滞就成了恶性循环。
假设你住在一个每年都会爆发痢疾的中世纪城镇，你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到治病良方。于是，你需要资金成立一个工作坊，购买药草和各种罕见的化学品，支付助手薪水，还得前往各地拜访名医。另外，在你全心投入研究时，还得养活自己和家人，但你自己没什么钱。你想去找当地的磨坊主、面包师和铁匠，拜托他们在这期间满足你的需求；而你也向他们保证，等到你找出治病良方就会财源滚滚，也会还清债务。
但很遗憾，磨坊主、面包师和铁匠不太可能同意，因为他们今天就得养活家人，而且对你能否找到治病良方并没有信心。他们可不是三岁小孩，而且从小到大，他们哪里听说过有人能为可怕的疾病找出新的药物？想得到食物和各种生活必需品，就得支付现金。但你还没找到这种药物，而所有时间又都投入研究，怎么可能有钱？你只好心不甘、情不愿地回去耕作，痢疾依旧每年给城镇带来苦难，但却没人试着找出治病良方，也没有产生任何交易。如此，经济没了活力，科学停滞不前。
到了现代社会，因为人们开始相信未来，促进了信贷这项奇迹，才终于打破这个恶性循环。信贷正是“信任”在经济上的表现。如今，如果想开发新药物，但手上资金不足，我们可以去向银行贷款，或是寻找私人投资或创投基金。2014年夏天，埃博拉病毒在西非暴发疫情，你猜猜那些忙着开发抗埃博拉药物和疫苗的制药公司股票表现如何？它们的股价简直是一飞冲天。特克米拉（Tekmira）制药公司的股价上涨五成，百欧克斯（BioCryst）更大涨九成！在中世纪，每当瘟疫暴发，人们只能泪眼望天，祈求上帝原谅自己的罪过；而在今天，如果听说又有了什么致命的新流行病，人们则立刻拿起手机，赶快打给股票业务员。对于证券交易所来说，流行病就是商机。
如果有足够多的人创业成功，民众对未来的信任就会增加，信用扩张，利率下降，企业家更容易募资，于是经济增长。因此，民众对未来更加信任，经济继续增长，科学也随之进步。
这件事说来容易。如果真那么简单，为什么非得一直等到现代社会，经济增长才开始启动呢？几千年来，人类之所以不相信未来会增长，不是因为前人太过愚昧，而是因为这一想法从根本上违反直觉、进化经验和世界运作的方式。自然系统多半呈现出平衡状态，而且生存之争又多半是零和博弈，有一方蓬勃发展，另一方就必会付出代价。
例如，在某个山谷里，每年长出的青草量都差不多。这些青草能够养活大约1万只兔子，而其中动作慢、脑袋笨或运气差的兔子，又差不多能养活100只狐狸。如果某只狐狸特别聪明努力，吃掉的兔子比较多，那就意味着某些其他狐狸可能饿死。而如果所有狐狸忽然都比以前更会抓兔子，兔群数量将会大减，但来年就会有更多狐狸饿死。就算这个“兔子市场”偶有波动，但长远来看，狐狸绝不会期望每年都能有3%的猎兔增长率。
当然，真正的生态更为复杂，并非所有生存之争都是零和博弈。许多动物能合作愉快，甚至有些还有贷款机制。自然界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吸血蝙蝠。这些蝙蝠成千上万地住在洞穴里，每天晚上飞出来找寻猎物。只要发现有鸟类睡着，或是哺乳动物心不在焉，它们就会在猎物的皮肤上切出一个小口，吸血为食。然而，不是每只吸血蝙蝠每天晚上都能找到受害者，为了应付这种生命里的不确定性，吸血蝙蝠就会彼此“贷血”。没找到猎物的吸血蝙蝠回家之后，会去找那些运气比较好的朋友，借一些它们偷来的血。这些蝙蝠对于自己曾把血借给谁记得一清二楚，所以如果哪天自己饿着肚子回家，就会去找那只欠“血债”的蝙蝠，然后讨点血回来。
然而，蝙蝠不像银行家，它们从不收利息。如果A蝙蝠曾让B蝙蝠吸过10毫升的血，B蝙蝠就还10毫升。而且蝙蝠之所以“贷血”，并不是为了创立什么新的蝙蝠业务，或是促进吸血市场增长。因为血液源自其他动物，蝙蝠并无法控制产量的增长。虽然血液市场也有波动，但蝙蝠并不会假设2017年的血量会比2016年增长3%，而且到了2018年还会再涨3%。因此，蝙蝠也不相信会有增长这回事。 1 几百万年的进化，人类的生活条件也和吸血蝙蝠、狐狸和兔子相去不远。因此，人类也很难相信增长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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