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使猪：今天我提前看了，虚构故事能让人类更容易合作，但代价在于，这些虚构故事同时也会决定我们合作的目标。因此，我们可能拥有非常复杂的合作制度，却只是为了服务于虚构的目标和利益。这样一来，虽然整个制度看起来运转良好，但出发点可能只是这个制度的标准。这是说的什么意思？
唐老蛋：由想像的共同体比如说上帝，虚构的故事《圣经》演化的宗教是不是运行很良好，由此带来的合作制度非常复杂，但是整个合作制度的目标和利益并不是为了你个人和幸福。
天使猪：科技让我们能够将人类升级、战胜老化，并找到幸福快乐的关键，人们会不会因此不再那么关心虚构的神、国家和公司，而一心专注于理解物理学和生物学的现实？
唐老蛋：现代科学确实改变了游戏规则，但并不是“以事实代替神话”如此简单。神话仍然主宰人类，科学只是让神话更为强大。科学非但没有摧毁互为主体的现实，反而让它比以往更能完全控制客观现实与主观现实。在计算机和生物工程的协助下，人类开始能够重塑现实以符合心中的幻想，虚构与现实的界线将变得更加模糊。我们必须再次直面一个最令人烦恼的问题：现代科学和宗教的关系究竟是什么？
科学就是研究事实，宗教就是讨论价值观，科学是得到力量，宗教则是管理秩序。两者井水不犯河水、老死不相往来。
来看看书里是怎么说的吧：
在《圣经》时代，有些文化对历史的看法明显更为准确。在泛灵论和多神论宗教的眼中，世界就是一个各方权力竞逐的角斗场，而不只是有单一的神，因此泛灵论和多神论者很容易相信，有很多事情不管是与我还是与我最爱的神都无关，既不是为了惩罚我的罪恶，也不是为了奖励我的善行。不论是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等希腊历史学家，还是像司马迁这样的中国历史学家，都已经发展出非常精致的历史理论，与今日的现代观点极为类似。他们认为，之所以会爆发战争和革命，是由于无数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因素。人有可能没有犯下任何过错，却仍然成为战争的受害者。所以，这些让希罗多德对波斯政治深感兴趣，而司马迁也极为重视蛮夷文化和宗教。
现代学者多半会同意希罗多德和司马迁的历史观，而不是同意《圣经》。正因为如此，所有现代国家都会投入大量精力，收集关于其他国家的信息，并分析全球生态、政治和经济趋势。在美国经济表现不佳的时候，就连福音派的共和党人有时也是把错怪到中国头上，而不是忏悔自己的罪。
然而，虽然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比《圣经》作者更了解现实，但这两种世界观一发生冲突，《圣经》就将对手一举击倒，最后，希腊人采用了犹太人的历史观，而不是犹太人接受了希腊人的历史观。从修昔底德的时代又过了1000年，希腊人反而越来越相信，如果有蛮族入侵，肯定是神在惩罚自己的罪行。不管《圣经》的世界观错得多么离谱，却能为大规模人类合作提供更好的基础。
就算到了今天，美国总统宣誓就职的时候，手也是放在《圣经》上。同样，在包括英美在内的全世界许多国家，证人上法庭做证，也会把手放在《圣经》上，发誓说出事实、完整的事实，也唯有事实。然而，发这个誓的时候，他们所凭依的书里竟是充满虚构、神话和错误，岂不讽刺？
但这就是有用
虚构故事能让人类更容易合作，但代价在于，这些虚构故事同时也会决定我们合作的目标。因此，我们可能拥有非常复杂的合作制度，却只是为了服务于虚构的目标和利益。这样一来，虽然整个制度看起来运转良好，但出发点可能只是这个制度的标准。
例如，一位毛拉（mullah，伊斯兰学者）会说：“我们的制度很有用。现在全世界有15亿穆斯林，比起以往，也有更多人研读《古兰经》，服从安拉的旨意。”但关键在于，这真的是判断成功的正确标准吗？学校的校长会说：“我们的制度很有用。在过去5年内，考试成绩已经提升了7.3%。”但这真的是判断学校的最好方式吗？古埃及的官员也会说：“我们的制度很有用。比起世界上任何人，我们收到的税金更多、挖出的运河更多、盖起的金字塔更大！”确实，法老时代的埃及在税收、灌溉系统和金字塔建设方面领先全球，但这真的是最重要的事吗？
人类有许多物质、社会和心理上的需求。我们实在很难判断，比起从事狩猎采集的祖先，古埃及的农民是否真的得到了更多的爱或是更好的社会关系，但在营养、健康和儿童死亡率方面似乎情况更糟了。有一份大约出自公元前1850年前的文件，时值阿门内姆哈特三世在位（就是那位辟出法尤姆湖的法老），文件提到有一位叫作杜瓦–卡蒂（DuaKhety）的有钱人，要儿子佩皮（Pepy）去上学，好让他以后当个抄书吏。在路上，杜瓦–卡蒂生动地描述了农民、劳工、军人和工匠的生活多么悲惨，以此鼓励佩皮应把所有心力投入学习，才能逃离大多数人不快乐的命运。
根据杜瓦–卡蒂的说法，自己没有田地的农民，生活就会充满艰辛和苦难，只能破布遮身，又得整天劳动，直到手指起满水泡。接着，法老的官吏还要把他拉去服劳役。而他如此辛苦工作，得到的却只是一身疾病。就算真的能活着回家，身心也已被严重摧残。即使是拥有土地的农民，命也不见得有多好。每天从河边用水桶把水挑回田里，沉重的负担压弯肩膀，脖子上溃烂肿胀。早上打理水韭田，下午打理椰枣树，晚上还要照料香菜田。最后，他因身体不支而一命呜呼。 8 虽然这段文本可能有意夸大，但与实情也相去不远。法老时代的埃及是当时最强大的王国，但对于底层的农民来说，强大的国力只代表着他们要缴税、要服劳役，并不代表能得到健康保障或社会安全服务。
此等缺憾并非埃及独有。无论是中国历代、伊斯兰帝国还是欧洲各个王国，虽然都是成就斐然，但就算到了公元1850年，一般人的生活比起远古狩猎采集者仍然不见得更好，而且实际上可能更糟。1850年，不管是中国的农民还是曼彻斯特工厂里的劳工，工时都比狩猎采集者更长，工作对身体的负担更重，对心理的压力也更大；他们的饮食比远古更不均衡，卫生条件更为落后，而传染病则更为常见。
假设有以下两个度假体验行程任你挑选：
石器时代体验：第一天，在原始森林徒步旅行10个小时，在河边开阔的空地搭营过夜；第二天，独木舟顺流而下10个小时，在小湖旁露营；第三天，向当地人学习如何在湖里钓鱼、在附近的树林里采蘑菇。
现代无产阶级体验：第一天，在受到污染的纺织工厂工作10个小时，在拥挤的公寓大楼过夜；第二天，在当地百货公司担任收银员10个小时，回到同一栋公寓大楼睡觉；第三天，向当地人学习如何开立银行账户、填写贷款表格。
你会挑选哪一个？
因此，想评估人类合作网络究竟是好是坏，一切都取决于用什么标准和观点。评判法老时代的埃及，我们要看的是产量、营养还是社会和谐？重视的是贵族、底层农民还是猪和鳄鱼？历史绝不是单一的叙事，而是同时有着成千上万种不同的叙事。我们选择讲述其中一种叙事，就等于选择让其他叙事失声。
人类合作网络评价自我时，常常用的就是自己发明的标准，屡获好评也就毫不意外。特别是以虚构实体之名（例如神、国家和公司）而建立的人类网络，自然也就是从虚构实体的角度来判断是否成功。这样一来，宗教的成功就在于信众彻底遵循神的旨意，国家的成功就在于提升国家的利益，企业的成功就在于钱财滚滚而来。
因此，评价任何人类网络的历史时，建议可以经常暂停一下，改用真实实体的观点来看待事物。怎么知道某个实体是否真实？答案很简单，只要问问自己“它是否会感觉痛苦”就行了。放火烧了宙斯的神庙，宙斯并不会感觉痛苦；欧元贬值，欧元不会感觉痛苦；银行破产，银行不会感觉痛苦；国家在战争中遭到击败，国家也不会真正感觉痛苦。这些实体，都只是比喻。然而，如果是士兵在战争中受伤，他确实会感觉痛苦；饥饿的农民没有食物可吃，会感觉痛苦；母牛被迫与新生小牛分离，会感觉痛苦。这些实体，则属于真实。
当然，我们有可能因为相信了虚构故事而感到痛苦。例如，相信各种民族和宗教神话可能导致战争，而让数百万人失去家园甚至生命。战争的起源是虚构的，但痛苦则百分之百的真实。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应该努力区分虚构与真实。
虚构故事本身并没有错，而且有时还有其必要性。如果没有货币、国家或公司等人人接受的故事，复杂的人类社会就不可能正常运转。要先让大家都相信了同样的虚构规则，我们才可能一起踢一场足球；再让大家都相信一些类似的虚构故事，才能让市场或法庭真正发挥作用。然而，这些故事只是工具，不该成为目标和标准。一旦我们忘了这些只是虚构的，就会开始与现实渐行渐远。于是，可能只是为了“给公司赚很多钱”或是“保护国家利益”，就让我们掀起无边战火。公司、货币和国家，都只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之中，是人类发明了这些概念，好让它们为人类服务；为什么最后反而是人类为这些概念服务，甚至牺牲性命呢？
在21世纪，我们还会创造出比以往更强大的虚构概念以及更极权的宗教。在生物科技和计算机算法的协助下，这些宗教不但会控制我们每分每秒的存在，甚至将塑造我们的身体、大脑和心智，创造出完整的虚拟世界。真要如此，再区分虚构与真实、宗教与科学将会变得更加困难，但又比以往更加重要。
第5章
一对冤家
虚构故事是人类社会的基础和支柱。随着历史的不断演进，关于神、国家和公司的故事越发强大，以至开始主宰客观现实。正因为相信伟大的鳄鱼神索贝克、天命或是《圣经》，让人能够辟出法尤姆湖、建起长城、盖出沙特尔大教堂。但遗憾的是，盲目信奉这些故事，也就意味着人类往往为某些虚构实体的荣誉而努力（例如神和国家），而不是让真正拥有感受的生命过得更好。
现在的情况又是如何？乍看之下，我们会觉得现代社会和古埃及或中世纪的中国大不相同。现代科学的兴起是不是已经改变了人类游戏的基本规则？虽然传统神话仍然重要，但现代社会制度有没有可能已经逐渐依赖于某些过去不存在的客观科学理论，例如进化论？
我们当然可以说科学理论也是一种新的神话，现代社会相信科学就像古埃及相信鳄鱼神索贝克。但这种比较经不起推敲。索贝克只存在于信徒的想象之中。确实，索贝克信仰巩固了埃及的社会制度，也让埃及人建设起水坝、开凿出运河，得以防洪抗旱。然而，信仰本身并不会提升或降低尼罗河的水位；相较之下，科学理论绝不只是某种让人合作的方式。常言道，“天助自助者”，这等于兜了个圈子告诉我们：根本没有上帝，但是信仰上帝能够激励我们自己去做某件事，并将之作为一种助力。以抗生素为例，就算人不自助，抗生素也能助人，这可和上帝相去甚远，因为不管你相不相信抗生素，它就是有疗效。
因此，现代世界才会与之前的世界大不相同。埃及法老和中国皇帝经过几千年努力，仍然未能克服饥荒、瘟疫和战争的问题；而现代社会不过短短几世纪就已经大功告成。这难道不是因为我们拥抱了客观的科学知识、抛弃了互为主体的神话吗？这个过程有没有可能在未来几十年间加速进展吗？科技让我们能够将人类升级、战胜老化，并找到幸福快乐的关键，人们会不会因此不再那么关心虚构的神、国家和公司，而一心专注于理解物理学和生物学的现实？
虽有可能，但事实要复杂得多。现代科学确实改变了游戏规则，但并不是“以事实代替神话”如此简单。神话仍然主宰人类，科学只是让神话更为强大。科学非但没有摧毁互为主体的现实，反而让它比以往更能完全控制客观现实与主观现实。在计算机和生物工程的协助下，人类开始能够重塑现实以符合心中的幻想，虚构与现实的界线将变得更加模糊。
索贝克的祭司幻想着有鳄鱼神的存在，法老则幻想着能够长生不死。但在现实中，所谓的鳄鱼神只是一只非常普通的、穿着金色衣服的沼泽爬行动物，而法老也和最贫穷的农民一样终将过世。虽然法老的遗体会用防腐的油膏和香水制作成木乃伊，但还是一样死得彻彻底底。相较之下，21世纪的科学家却有可能打造出真正的超级鳄鱼，也能让人类精英得到永恒的青春。
于是，科学兴起之后，至少会让某些神话和宗教变得比以往更为强大。为了了解其原因，并且面对21世纪的挑战，我们必须再次直面一个最令人烦恼的问题：现代科学和宗教的关系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似乎早已提了百万遍，能说的早已说完，但实际上，科学和宗教就像夫妻，进行了500年的婚姻咨询，仍未能真正了解彼此。丈夫还是想着灰姑娘，而妻子也还是一心念着白马王子，但两人却在为谁该倒垃圾而争吵不休。
细菌和恶魔
对科学和宗教的误解，多半是由于对宗教的错误定义。人们常常误以为宗教就是迷信、灵性以及对超自然力量或神的信仰。但宗教并不是这些概念。宗教并不等于迷信，因为大多数人都不可能把自己最相信的事称为迷信。自己相信的，一定是“真理”；只有别人相信的，才会是“迷信”。
同样，也很少有人认为自己信仰的是超自然力量。那些相信魔鬼、神灵、精灵的人绝不会认为这些是“超自然”，而会认为这些都是自然的一部分，与豪猪、蝎子和细菌并没有两样。比如疾病，现代医生将之归咎于看不见的细菌，伏都教巫师则将之归咎于看不见的神灵。这其中没有任何超自然的力量：如果你让某个神灵生气了，它就会进到你的身体里，让你痛苦万分，这岂不是再自然不过？只有不相信神灵的人，才会觉得这些事情超出自然的秩序。
如果说宗教就是信仰超自然的力量，等于认为自己可以不靠宗教就能够了解所有的自然现象，而宗教只是一个可选择的补充，即在完全了解自然的全貌之后，还能选择要不要再另外加点宗教的“超自然”教条。但大多数宗教都认为，如果没有宗教，你根本不可能了解世界；不懂这些教条，你就不可能了解疾病、旱灾或地震的真正原因。
另外，把宗教等同于对神的信仰也有问题。我们常常会说，某个虔诚的基督徒是信仰宗教的，因为他信仰神（上帝）。然而，宗教由人创立，而非由神所创；宗教的定义应该在于其社会功能，而不在于神是否存在。任何无所不包的故事，只要能够为人类的法律、规范和价值观赋予高于一般人的合法性，就应该算是宗教。宗教能够为人类社会结构找的理由，就是这些结构反映了高于一般人的法则。
宗教认为，人类受制于某种道德法则系统，这个系统并非由人所创，也并非人所能改变。于是，虔诚的犹太人会说，这个道德法则系统就是由上帝所创，并体现在《圣经》之中。虔诚的印度教徒则会说，这些法则是由梵天（Brahma）、毗湿奴（Vishnu）和湿婆（Shiva）所创，体现在《吠陀经》中。从佛教、道教到纳粹主义和自由主义，也会说自己那套高于一般人的法则都源于自然法则，而不是由神所创。当然，每个宗教都信奉着各自不同的自然法则，由不同的先知所揭示，从佛陀、老子再到希特勒，各显神通。
一个犹太男孩来到爸爸面前，问道：“爸爸，为什么我们不能吃猪肉啊？”爸爸若有所思地摸着又长又卷的胡子，回答道：“孩子啊，世界本来就是这样。你还小，还不懂，如果我们吃猪肉，上帝会惩罚我们，我们最后不会有好下场。这不是我说的，也不是拉比说的。如果是拉比创造了这个世界，或许他就会创造一个让猪肉也符合犹太戒律的世界。可是创造这个世界的不是拉比，而是上帝。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但上帝说了，我们不该吃猪肉，所以我们就该听话，懂了吗？”
1943年，一个德国男孩来到爸爸面前，那是一位资深的盖世太保，男孩问：“爸爸，我们为什么要杀犹太人呢？”这位爸爸穿着发亮的皮靴，解释道：“孩子啊，世界本来就是这样。你还小，还不懂，如果我们允许犹太人活下去，他们就会造成人类退化、灭绝。这不是我说的，也不是元首说的。如果是希特勒创造了这个世界，或许他就会创造一个没有自然选择法则的世界，让犹太人和雅利安人能够和谐共处。可是创造这个世界的不是希特勒，他只是设法找出了自然的法则，然后告诉我们该怎样遵照这一自然法则来生活。如果不服从这一法则，最后我们不会有好下场，懂了吗？”
2016年，一个英国男孩也跑去找爸爸，他是一位自由民主党的议会议员，男孩问：“爸爸，为什么我们要管中东那些穆斯林的人权啊？”这位爸爸放下手中的茶杯，想了一下，回答道：“孩子啊，世界本来就是这样。你还小，还不懂，但所有人，甚至包括中东的穆斯林，其实本质都相同，都该享有一样的自然权利。这不是我说的，甚至也不是议会说的。如果是议会创造了这个世界，或许在所有那些量子物理以外，也会有个小组委员会，让全世界的人都有人权。可是创造这个世界的不是议会，议会只是想让一切都很合乎情理，我们必须尊重这件事，就算中东的穆斯林也该拥有自然权利，否则我们自己的权利很快也会遭到侵犯，最后不会有好下场，懂了吗？”
自由主义者或其他现代信仰的追随者并不喜欢自己相信的系统被称为宗教，原因就在于他们总觉得宗教就是迷信以及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如果你说他们是宗教信徒，他们可能会觉得你在指责他们盲目地做着白日梦。但事实上，这种说法只意味着他们相信某些道德法则系统，认为这些法则虽然不是人类发明的，但人类仍然需要遵守。据我们所知，所有人类社会都有此类信仰。每个社会都会告诉其成员，他们必须服从一些高于一般人的道德法则；而如果违反这些法则，就会导致灾难。
当然，不同的宗教有不同的故事细节、不同的训诫以及不同的奖惩。比如在中世纪欧洲，天主教教会就认为上帝不喜欢富人。耶稣曾说，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通过天堂之门还容易。而为了让富人也能进入天堂之门，教会鼓励他们要多多奉献，并威胁他们，否则就等着在地狱里被烧死。
共产主义所说的历史规律其实就像基督教里上帝的训诫，都代表着高于一般人的力量，并无法通过人类意志而改变。人类可以决定第二天上午的足球赛不用考虑越位规则，因为是人类发明了那条规则，自然也就能够任意改变。但至少就马克思看来，历史规律并非人力所能改变。不管资本家做什么，只要他们继续累积私人财富，就必然造成阶级冲突，也就注定会被无产阶级站起来推翻。
如果你碰巧是个共产主义者，可能会认为共产主义和基督教当然大不相同，因为共产主义是对的，而基督教是错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就带有阶级冲突，但是富人可不会在死后落入地狱、遭受永恒的折磨。但即使如此，也不代表共产主义就不是一种宗教，它可以被视为一种宗教。不论任何宗教的追随者，都相信只有自己的宗教才是真实的。而或许，真有一种宗教是对的？
如果遇见佛陀
我们说宗教是一种用来维护社会秩序、组织人类进行大规模合作的工具，这种说法可能让某些人感到恼怒，因为对他们来说，宗教最重要的就是代表一条通往灵性的途径。然而，一方面，宗教和科学的差距比我们一般认为的更小；另一方面，宗教和灵性的差距却比我们想象的更大。宗教就是一份契约，而灵性却是一个旅程。
宗教对世界提出一套完整的描述，并提供一份定义清晰且载明各项预定目标的契约。“上帝是存在的。他告诉我们应该遵循某些行为。如果你服从上帝，你就能进天堂；如果你不服从上帝，你就会在地狱里被烧死。”正是因为这份契约写得清清楚楚，才让社会得以制定出各种共同的规范和价值观，从而约束人类的行为。
但灵性之旅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它通常是以神秘的方式把人带向未知的目的地。旅程一开始，通常都是一些大问题，例如：我是谁？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什么是善？在大多数人欣然接受由当权者提供的现成答案时，灵性的追随者却不那么容易满足。他们会下定决心，追寻着这些大问题，不论这些问题将他们引向何方，也不管前往之地是否熟悉或他们是否愿意。因此，对大多数人来说，做学术研究也是一份契约，而不是一次灵性之旅，因为学术研究就是把我们带往前人、政府和银行所认同的预定目的地罢了，就如同“我要再读三年书，通过所有考试，拿到大学毕业证，找份薪水好的工作”。但如果你在半路碰上某些大问题，将你引向某个意料之外、起初丝毫没想过的目的地，学术研究也可能忽然变成一次灵性之旅。例如，某个学生可能一开始主修经济学，想在华尔街找份工作，但学着学着，却不知为什么，最后进了印度教的修行所，或是到了津巴布韦去帮助那些艾滋病患者，我们就可以说这是一次灵性之旅了。
为什么说这样的过程有“灵性”？这是古代二元论宗教的遗产。二元论相信有两个神，一善一恶，善神创造了纯洁而永恒的灵魂，住在一个灵性而充满幸福的世界；恶神（有时称为撒旦）则创造了另一个由物质构成的世界。撒旦不知道怎样才能让自己创造的事物永续，因此在物质的世界里，一切终将腐败瓦解。为了将自己创造的瑕疵品赋予生命，撒旦就会诱惑来自纯洁灵性世界的灵魂，再将灵魂关在物质的身体里，这就成了人：一个美好而灵性的灵魂，被困在邪恶而物质的身体里。而由于灵魂的监狱（也就是身体）会衰老死亡，撒旦就必须不断用各种肉体的欢愉来诱惑灵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食物、性和权力。等到身体终于回归尘土、让灵魂有机会逃回灵性世界时，对肉体欢愉的渴望就会诱惑它再次回到另一具物质的身体里。于是，灵魂就这样从一具身体转移到另一具身体，虚耗光阴，追求食物、性和权力。
二元论告诫人们要打破这些物质枷锁，踏上回归灵性世界的旅程——我们对灵性世界完全陌生，但那才是我们真正的家。而在这个旅程中，我们必须拒绝所有物质上的诱惑和契约。出于这一理论背景，只要是在人生旅程中质疑着各种俗世的惯例和契约，并前往未知的目的地，我们都会称之为灵性之旅。
这种旅程与宗教有根本的差异，因为宗教要巩固世俗秩序，但灵性要逃离世俗秩序。通常，灵性的流浪者最重要的义务之一，就是挑战各大宗教的信仰和惯例。佛教禅宗就曾说“逢佛杀佛”，讲的是在灵性的道路上，如果发现佛教已经落入制式、僵化、固定的窠臼就必须连这些一起摆脱。
对宗教来说，灵性是一种危险的威胁。宗教通常会努力避免信众踏上追求灵性之旅，而许多宗教系统所面对的挑战也不是来自那些追求食物、性和权力的普通人，而是来自那些追求灵性和真实、无法用陈词滥调打发的人。正因为如此，推动新教徒反抗天主教会权威的，并非坚持享乐主义的无神论者，而是一个虔诚而苦修的修士——马丁·路德。路德对于生命有许多存在主义的疑惑，希望得到解答，而且他拒绝接受教会用各种礼仪、仪式和契约得出的答案。
当时，教会向信众提出了一些非常诱人的契约交易。如果你犯了罪，担心死后受到永恒的诅咒，那就只能打开钱包买张赎罪券。16世纪初，教会还雇用了专业的赎罪券贩子，来往于欧洲的各个城镇村庄，定价贩卖赎罪券。想要一张进入天堂的签证吗？10枚金币。想让已过世的爷爷奶奶一起上天堂吗？没问题，但要30枚金币。在这些贩子当中，最著名的就是多明我会修士约翰尼斯·台彻尔（Johannes Tetzel），据传他有句名言：“银钱叮当落银库，灵魂立即出炼狱。”
路德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于是开始质疑提供这套交易契约的教会。救赎怎么可能付钱就能了事呢？教皇又怎么可能有权宽恕人们的罪过、打开天堂之门呢？于是，马丁·路德根据新教传统，在1517年10月31日带着一份长长的文件、一把槌子和几颗钉子，走到维滕贝格（Wittenberg）诸圣堂（the All Saints’ Church）的大门。文件总共列出95条论点反对当代宗教行为，其中就包括反对贩卖赎罪券。路德把文件钉在教堂大门上，点燃了宗教改革的火焰，并呼吁所有关心救赎的基督徒起身反抗教皇权威，找出前往天堂的其他道路。
图25 教皇贩卖赎罪券赚钱（出处为新教徒发行的小册子）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灵性之旅总是以悲剧收场，因为这是一条孤独的道路，只适合个人，而不适合整个社会。人类要合作，就不能只有问题，而需要坚定的答案。推倒某些荒谬的宗教制度，往往又促成了新的宗教制度的建立。这种事情曾发生在二元论者身上，他们的灵性之旅就变成了新的宗教制度的建立；这种事情也发生在马丁·路德身上，他挑战了天主教会的法则、制度和仪式后，却发现自己正在写下新的法则、建立新的制度、发明新的仪式；甚至连佛陀和耶稣也未能幸免，在坚持追求真理的路上，他们颠覆了传统印度教和犹太教的法则、仪式和制度，但到头来，以他们之名却建立起更多的法则、仪式和制度。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灵性之旅总是以悲剧收场，因为这是一条孤独的道路，只适合个人，而不适合整个社会。人类要合作，就不能只有问题，而需要坚定的答案。推倒某些荒谬的宗教制度，往往又促成了新的宗教制度的建立。这种事情曾发生在二元论者身上，他们的灵性之旅就变成了新的宗教制度的建立；这种事情也发生在马丁·路德身上，他挑战了天主教会的法则、制度和仪式后，却发现自己正在写下新的法则、建立新的制度、发明新的仪式；甚至连佛陀和耶稣也未能幸免，在坚持追求真理的路上，他们颠覆了传统印度教和犹太教的法则、仪式和制度，但到头来，以他们之名却建立起更多的法则、仪式和制度。
伪造上帝
我们已经更加了解宗教的概念，现在可以回头来审视宗教和科学之间的关系。对于二者的关系，有两种极端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科学和宗教誓不两立，而现代历史就是科学知识与宗教迷信的斗争史。随着时间的推移，科学的光明驱散了宗教的黑暗，世界越来越世俗、理性和繁荣。然而，虽然某些科学发现肯定侵蚀了宗教的教义，但两者却非必然对立。比如，穆斯林认为伊斯兰教是由先知穆罕默德于公元7世纪在阿拉伯创立，而这点就有充分的科学证据可以证明。
更重要的是，科学如果想要打造出可行的人类制度，必然需要宗教协助。虽然科学家能够研究世界如何运转，但却没有科学方法告诉我们人类该做些什么。科学告诉我们，人类没有氧气就无法生存，然而，我们是否能用窒息来处死罪犯呢？能够回答这种问题的并非科学，唯有宗教。
因此，科学家的实用研究仍有赖于宗教见解。比如中国的长江三峡大坝，政府在1992年决定建造大坝时，物理学家可以计算出大坝必须承受多少压力，经济学家可以预测出大坝可能需要多少成本，而电机工程师可以预测出大坝能发多少电量。但政府得考虑的不只这些。三峡大坝蓄水后，将淹没陆地面积超过600平方公里，其中包括许多城镇村庄、数千处考古遗迹，以及独特的风景和动物栖息地。超过百万人迁离，数百种物种生命受到威胁。看起来，大坝是白鳍豚灭绝的直接原因。不论你个人对三峡大坝有何看法，显然建不建大坝都会是个伦理问题，而非纯粹的科学问题。不论任何物理实验、经济模型或数学方程式，都无法确定究竟是发出几兆瓦的电、赚进几十亿元人民币比较有价值，还是保住某座古塔或白鳍豚比较有价值。因此，中国政府无法单靠科学理论的基础来运作，还得需要一些传统价值观或意识形态才行。
但也有些人一下子就跳到另一个极端，即认为科学和宗教就是两个完全分开的国度。科学就是研究事实，宗教就是讨论价值观，两者井水不犯河水、老死不相往来。宗教对科学事实不予置喙，科学对宗教信仰也该沉默是金。如果宗教相信人命神圣，因此堕胎是罪，生物学家对此既不能证明，也不该驳斥。私底下，每个生物学家都欢迎与教皇辩论；但作为科学家，生物学家却不该加入战局。
这种方法可能听起来合理，但对宗教仍有曲解。虽然科学确实只管事实，但宗教却并非只管要判断。宗教想发挥任何实际的引导作用，就要提出一些事实上的要求，这时候就可能和科学有所冲突。许多宗教教条最重要的部分并不在于其伦理原则，而在于其事实的主张声明，比如，“上帝确实存在”“灵魂会因为犯下的罪而在死后受罚”“《圣经》是由神所著，而非由人所著”“教皇永远是对的”。这些都是关于事实的主张声明。许多激烈的宗教辩论，或是科学和宗教之间的冲突，都是源于这种关于事实的主张声明，而不是来自伦理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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