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使猪：上集谈到重新打造人类的身体和心灵是福是祸？
唐老蛋：上一集里其实还包括了由第一议题和第二议题共同推进的第三议题：人类获得神性。
天使猪：是不是像穿越小说里写的那样，获得神格就可以化身为神，无所不能了！哈哈哈哈！
唐老蛋：逃避老死和痛苦后，通过基因和人工智能等技术重新打造人类的身体和心灵后，必然会让人获得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思异的能力，就像科幻片超人里的那样。
天使猪：今天的一万字又是讲的什么呢？
唐老蛋：今天的这一万字讲的是，预言“人类整体”会努力做到长生不死、幸福快乐和化身为神，其实和预言民众盖房子的时候前面要有块草坪非常类似。赫拉利教授很清楚，谁也没有办法去预测未来，只是希望通过《未来简史》中的这些预测来警示我们。
在古代农业社会，许多宗教对于形而上或来世的问题缺乏兴趣，只着重于一项非常世俗的议题：如何增加农业的产量。因此，《旧约》里的上帝从未承诺死后会有任何奖励或惩罚，反而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我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也必使你吃得饱足，并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你们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离正路，去侍奉敬拜别神。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使天闭塞不下雨，地也不出产，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速速灭亡。现在科学家能做的，会比《旧约》中的上帝好得多。依靠人工肥料、工业用杀虫剂和转基因技术，现在的农业产量已经超越了古代农民对神的最高期望。而且，气候炎热的以色列也无须再担心哪位愤怒的神会使天不下雨，因为最近以色列已经在地中海沿岸建好一座巨大的海水淡化厂，现在他们的所有饮用水都来自海水。
到目前为止，我们是靠创造越来越好的工具来与各类昔日诸神竞争。而在不太遥远的将来，我们就有可能创造出超人类（superhuman），不只在工具上胜过远古诸神，就连身体和智力也不落神后。然而，如果真有那么一天，神性也将变得像现在的网络世界一样平凡无奇——我们早已习惯网络世界，但其实它正是奇迹中的奇迹。
我们可以相当确定人类会向神性迈进，因为人类有太多理由渴望这样的进化，而且也有太多方式能够达到这样的目标。就算某条原本看来很有希望的路其实是条死胡同，仍然能有其他替代路线。举例来说，我们可能发现人类基因组实在太复杂，无法进行更进一步的操作，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继续开发脑机接口（brain-computer interface）、纳米机器人或人工智能。
然而，没有必要惊慌，至少不是现在。智人进化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而不是好莱坞式的天启。并不会忽然出现一群反抗的机器人，使智人遭到灭绝。反而可能是智人将自己一步一步升级进化，在这个过程中持续与机器人和计算机融合，直到某天我们的后代回顾这段历史，才赫然发现自己已经不再是那个曾经写下《圣经》、建起长城或会因为卓别林的滑稽动作而发笑的动物了。这一切并不是在一天或一年后发生的，而是通过无数看似平凡的行为，现在正在进行当中。每天都有数百万人决定把更多的生活控制权交给智能手机，或者尝试某种更有效的新型抗抑郁药物。在追求健康、快乐和力量的过程中，人类慢慢地改变了自己的特质，于是特质一个又一个地改变，直到人类不再是人类。
可以请哪位踩个刹车吗？
我们说得平静，但很多人听到这些可能性却会十分恐慌。他们甘心听从智能手机让他们做的事，也很愿意吃医生开处方的任何药物，但只要一听到升级进化成超人类，就会说：“我希望到时候我已经死了。”有个朋友就曾告诉我，她对于变老最担心的一点，是怕自己与时代脱节，变成一个总在怀旧的老女人，再也看不懂身边的世界，也做不出什么贡献。而这正是我们作为一个物种，听到“超人类”这种事所担心的。我们觉得，到了那样的世界，我们的身份、梦想甚至恐惧都会与时代脱节，而且再也没有什么可贡献的。今天不管你是什么身份，可能是虔诚的印度教板球运动员，也可能是努力向上的女同性恋记者，一旦到了升级进化后的世界，你就会觉得自己像是一个身处华尔街的尼安德特猎人，你完全不能融入那个世界。
尼安德特人不用懂纳斯达克指数，毕竟这两者之间相隔几万年之久。但由我们现在的意义所建构的世界，却可能会在几十年内崩溃。仅仅希望自己到时候已经死了，免得与时代脱节，可能还不够可靠，就算到了2100年还不会有“神人”走在路上，各种让智人升级进化的尝试也很有可能在21世纪内就让世界大为改观。科学研究和科技发展的速度，将远远超过我们大多数人的预期。
很多专家说我们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孕育出基因改良婴儿，或制造出能与人比拟的人工智能。然而，大多数专家所谓的很长时间，用的是学术经费和大学职位的时间标准。所以，所谓“很久”可能只是20年，而“绝不”可能是超过50年。
我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用到互联网的那一天。那是在1993年，当时我读中学，和几个哥们儿去找朋友伊多（他现在是个计算机科学家）打乒乓球。伊多当时已经很痴迷计算机，在打开乒乓球台之前，他坚持让我们看一项最新的奇迹。他把电话线接到计算机上，按下几个键。大约一分钟，我们只听到一连串吱吱声、尖叫声、嗡嗡声，然后就是一片沉默。失败。我们不停地咕哝着发着牢骚，伊多又试了一次。再一次。再一次。最后他终于发出欢呼，宣布自己已经把计算机链接到附近一所大学的中央计算机中心了。我们问：“哦，那中央计算机里有什么啊？”他承认：“这个……现在还什么都没有。但什么都可以放进去。”我们问：“放什么？”他说：“我也不知道，但就是什么都可以放啊。”当时听起来这实在没什么意思。于是我们打了乒乓球，而且接下来几周有了新的乐子，就是嘲笑伊多，笑他的想法有多荒谬。在我提笔写下这段故事的时候，它不过是不到25年前的事。再过25年，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呢？
正因为如此，有越来越多的个人、团体、企业和政府都非常认真地追求着长生不死、幸福快乐以及如神一般的能力。预期寿命大幅提升，已经让保险公司、退休基金、卫生系统和财政部门心惊胆战。现代人活得要比预期更久，而我们并没有足够资金应付他们的退休金和医疗开支。由于未来的70岁有可能就像现在的40岁，已有专家呼吁提高退休年龄，并重新调整就业市场的结构。
一旦人们意识到我们正以如此高速冲向未知，而且还没法指望自己死得够早，常有的反应就是希望有人来踩刹车，减缓我们的速度。但我们不能踩刹车，而且理由很充分。
首先，没有人知道刹车在哪儿。专家各有所长，各自精通人工智能、纳米技术、大数据或基因遗传学，但没有人能成为一切的专家。因此，没有人能真正把所有点都串联起来，看到完整的全貌。不同领域彼此的影响错综复杂，就算最聪明的头脑也无法预测人工智能的突破会对纳米技术有何影响；反之亦然。没有人能掌握所有最新科学发现，没有人能预测全球经济在10年后将会如何，也没有人知道我们在这一片匆忙之中将走向何方。既然再也没有人了解整个系统，当然也就没有人能够阻止。
其次，如果我们不知怎么成功踩了刹车，就会让经济崩溃并拖着社会一起下水。后面章节将会解释，若要维持现代经济，就需要不断且无止境的增长。如果增长停止，经济并不会温和地平静下来，而是会轰然崩塌。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才会鼓励我们追寻不死、快乐和神性。毕竟，我们能穿几双鞋、能开几辆车、能度几个滑雪假期，这些数字都是有限的。经济需要永远持续的增长，也就需要能永远持续的议题——追寻不死、快乐和神性。
可是，如果我们需要无止境的议题，难道快乐和不死还不够，一定得去追寻叫人害怕的超能力吗？原因就在于，这件事无法与另外两项分割开。当研发出假肢，让截肢的患者能够重新走路的时候，同样的科技就能用来为健康的人进化升级。如果能够发现防止老年人记忆力衰退的方法，同样的方法也能用来为年轻人增强记忆力。
治愈与进化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医学一开始几乎总是要拯救那些落在常态下限以下的人，但同样的工具和知识也能用来超越常态的上限。伟哥一开始用于治疗血压问题，但辉瑞公司惊喜地发现，它竟然也能医治阳痿。于是，伟哥让数百万人重新获得正常的性功能；但很快，就连没有阳痿问题的男人也开始服用伟哥，好让自己超越常态、得到过去未曾拥有的性能力。
发生在特定药物上的事，也有可能发生在整个医药领域。现代整形外科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当时哈罗德·吉利斯（Harold Gillies）在奥尔德肖特（Aldershot）陆军医院医治脸部创伤。 但他在战后发现，同样的技术也能用来让无病无痛但很丑陋的鼻子变得更为美观。整形手术一方面继续帮助伤病患者，另一方面也越来越多地用来为健康人士加分。如今，整形外科医生在私人诊所里赚得盆满钵满，其明确而且唯一的目标就是要让健康的人进一步提升、让富有的人更漂亮。
同样的情况也可能发生在基因工程上。如果有位亿万富翁公开宣布，他希望能为自己打造一个超级聪明的后代，可以想象舆论必定一片哗然。但实际情况不会是这样，而可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一开始，可能是某些父母的遗传特征（genetic profile）让孩子有极高风险染上致命的遗传性疾病，于是决定采用体外受精，并对受精卵的DNA进行检测。如果检测结果一切正常，皆大欢喜；但如果发现大家所担心的突变，就得销毁这枚胚胎。
那么，为什么一次只让一枚卵子受精呢？何不一次让多枚卵子受精，这样就算三四个都有缺陷，只要有一枚良好的胚胎就行。当这种体外选择变得可接受，费用也合理时，其使用就会更为普及。毕竟基因突变的风险无处不在，所有人的DNA里都带有某些有害的突变、不理想的等位基因（allele）。有性生殖就像买彩票，只能靠运气。（有一个著名但可能是杜撰的故事，说的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纳托尔·法朗士和美丽而有天分的舞者伊莎多拉·邓肯1923年碰面时的情景。两人讨论着当时流行的优生运动，邓肯说：“想象一下，孩子有我的美丽、你的智力，该有多好！”而法朗士则回答：“你说得没错，但如果孩子有的是我的美丽、你的智力，又该怎么办？”）所以，何不取巧一下？同时让几个卵子受精，再挑出最好的组合。只要等到干细胞研究能让我们廉价取得无限量的人类胚胎，你就能从几百个选项中选出你最理想的宝宝，这些宝宝都带着你的DNA，保证没有遗传疾病，而且也不需要未来再做基因工程。将这个过程重复几代，最后很容易就会制造出超人类（或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反乌托邦）。
但是，如果就算让几百甚至无数个卵子受精，仍有致命的突变怎么办？难道要摧毁所有的胚胎？为什么不能把那些有问题的基因换掉呢？有一项突破性案例，与线粒体DNA（mitochondrial DNA）有关。线粒体是人类细胞内微小的细胞器，产生细胞使用的能量。线粒体有自己的一套基因，与细胞核中的DNA无关。如果线粒体DNA有缺陷，就会导致各种造成人体衰弱甚至致命的疾病。使用体外受精技术，目前在技术上已经可以制造“三亲宝宝”，以避免线粒体遗传疾病。这种婴儿的细胞核DNA来自父母，而线粒体DNA则来自第三人。2000年，密歇根州西布鲁姆菲尔德（West Bloomfield）的莎伦·萨里嫩（Sharon Saarinen）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女婴阿兰娜（Alana）。阿兰娜的细胞核DNA来自母亲莎伦和父亲保罗，但她的线粒体DNA来自另一位女性。从纯技术的角度来看，阿兰娜有三位亲生父母。一年后，2001年，美国政府因为安全和伦理问题而禁止了这项技术。
但在2015年2月3日，英国议会投票通过了所谓的“三亲胚胎”法，允许使用此项技术和进行相关研究。 50 截至目前，要替换细胞核DNA在技术上及法律上都还不可行，但等到解决技术困难，过去允许更换缺陷线粒体DNA的相同逻辑，似乎也能套用在细胞核DNA上。
而在选择及更换之后，可能的下一步就是改写。如果能够改写致命基因，又何必多此一举插入外来DNA？何不直接重写基因代码，把某个危险的突变基因改成良性的？这样，同样的机制修改的可能就不只是致命的基因，还包括不那么致命的疾病，比如自闭症、智力缺陷或肥胖。毕竟，谁愿意自己的孩子有这些问题呢？假设基因测试指出，你的女儿很有可能聪明、美丽又善良，但有轻度抑郁症。难道你不想在试管里做些快速又无痛的处理，好让她不要多年受苦吗？
而且，既然都做了，为什么不顺便帮孩子再加点儿分？就算对完全健康的人来说，生活都够辛苦的了，所以如果能让这个小女孩的免疫系统比一般人更强、记忆力比平均水平更高、性格特别开朗，一定会对她有帮助吧？而且，就算你不想对自己的孩子这么做，如果邻居都这么做了怎么办？难道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吗？又如果本国政府禁止对婴儿做基因工程，但某个国家对此毫无限制，于是制造出许多了不起的天才、艺术家和运动员，遥遥领先于全世界，又该怎么办？于是，我们就像这样一小步一小步走着，等到哪天，就会有孩子基因类型目录任君选择。
每次的进化升级，最初的理由都是为了治疗。你可以去问问那些正在做基因工程或脑机接口实验的教授为什么他们要从事此类研究，他们的答案很有可能是要治愈疾病。他们可能会说：“有了基因工程协助，我们就能战胜癌症。而如果能直接连接大脑和计算机，就能治愈精神分裂。”或许确实如此，但这绝不会是终点。等到我们成功地将大脑和计算机连接，难道只会把这种科技用来治疗精神分裂？真的相信这一点的人，可能很懂大脑和计算机，但对人类心理和社会可就没那么了解了。人类只要一有重大突破，就不可能只用于治疗而不用于进化升级。
当然，人类对于新科技的使用也有所限制。比如优生运动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失宠，虽然有人交易人体器官，也可能相当有利可图，但至今仍然是非常边缘的活动。就如同谋杀他人而取得器官，可能哪天设计婴儿（designer baby）也会在技术上变得可行，但仍旧是一种边缘活动。
正如我们已经在战争领域逃出了“契诃夫法则”的魔掌，其他领域也能够如法炮制。可以有些枪出现在舞台上，但永远不要开火。因此，我们必须在现今思考人类未来的议题。正因为我们已经面临着如何使用新科技的不同选项，也就更应该清楚掌握现在的状况，主动决定，而不要等着被动地被决定。
知识的矛盾
预测人类在21世纪的目标很有可能是长生不死、快乐和神性，可能会让某些人深感愤怒或惊恐，因此必须再次加以澄清。
第一，并不是说21世纪的大多数人都会做这些事。这指的是“人类整体”将会做的事，大多数人根本不会直接参与，就算参与也很可能只是次要角色。虽然饥荒、瘟疫和战争已经不那么盛行，在发展中国家及落后的街区里，仍有几十亿人必须继续面对贫穷、疾病和暴力；然而同时，精英分子可能正要获得永恒的青春、如神一般的能力。这显然并不公平。有人可能会说，只要还有一个孩子死于营养不良，还有一个人死于毒枭的战争，人类就应该把所有心力投入解决这些问题。必须等到这些问题真正彻底解决，我们才能把目光转向下一件大事。但历史不是这样发展的。住在宫殿里的人，心中的重要议题永远与住在陋室里的人不同，而就算在21世纪，这件事也不太可能改变。
第二，这是一项历史预测，而不是政治目标。就算能够不管贫民窟居民的命运，仍然很难判断追求不死、快乐和神性究竟是对还是错。决定追寻这些议题，可能会是很大的错误。然而历史就是充满了重大错误。有鉴于我们过去的记录和现在的价值观，我们很有可能就是会追寻快乐、神性和不死——即使可能因此身亡。
第三，追寻并不代表就能够得到。历史常常是由过度放大的期望所塑造的。塑造20世纪俄罗斯历史的因素，很大程度上在于共产主义试图战胜人类社会的不平等现象，但此举并未成功。我的预测重点是人类将会尝试在21世纪完成这些议题，而不是能够成功。未来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将会由“试图战胜死亡”所塑造，但并不代表人类必然能在2100年做到不死。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于这项预测的重点并不是要提出预言，而是为了让我们讨论现有的选择。如果经过讨论，能让我们选择其他道路，而让预测不能成真，那反而更好。如果做了预测，但什么都不能改变，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有些复杂系统（例如天气）完全无视我们的预测，但人类发展的过程则会对预测产生反应。事实上，预测越准确，引起的反应就越多。因此很矛盾的是，随着我们收集更多资料、提升运算能力，事情反而会变得更出乎意料且难以预测。知道得越多，能预测的反而越少。举例来说，假设某天专家解开了经济运行的基本法则，这时银行、政府、投资人和客户会立刻应用这项新知、展现新的行为，希望能够战胜竞争对手。毕竟如果新知识无法带来新的行为，岂不是说明它毫无用处？但令人遗憾的是，只要人们一改变行为模式，新形成的经济理论就立刻过时了。我们或许能够知道经济在过去是如何运行的，但已经无法再确知经济在目前如何运行，未来就更不用说了。
以上并不是某个假设的案例。在19世纪中叶，卡尔·马克思提出了卓越的经济见解，并据以预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冲突将日益激烈，无产阶级必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马克思当时十分肯定，革命将率先发端于工业革命的领头国，例如英、法、美，接着蔓延到世界其他地区。
但马克思忘了资本家也会读书。一开始只有少数几位弟子认真看待他的理论、仔细阅读。随着社会主义的火炬逐渐得到追随者而壮大，资本家开始有所警觉，也跟着细读了《资本论》，并采用了许多马克思分析时的工具和见解。在20世纪，从街头的年轻人到各国总统都接受了马克思对经济和历史的思考方式。即使是极为抗拒马克思主义预测的资本家，也在利用马克思主义的预测。比如美国中央情报局分析20世纪60年代越南和智利的情况时，就将社会分为不同阶级。在尼克松或撒切尔夫人考虑全球局势时，也会自问是谁控制了生产的重要工具。从1989年到1991年，老布什眼看着苏联帝国走向败亡，但在1992年总统大选时被比尔·克林顿击败。克林顿的胜选策略可以浓缩成他的竞选口号：“笨蛋，问题在于经济！”就算是马克思本人，也没法说得更好了。
当人们采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判断时，也就随之改变了自己的行为。位于英法等国的资本家开始改善工人待遇，增强他们的民族意识，并让工人参与政治。因此，当工人开始能在选举中投票、工党在一国又一国陆续取得权力时，资本家也就能够继续高枕无忧。于是，马克思的预言未能实现。英美法等工业强国并未发生大规模共产主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也未在这些国家登上历史舞台。
这正是历史知识的矛盾。知识如果不能改变行为，就没有用处。但知识一旦改变了行为，本身就立刻失去意义。我们拥有越多数据，对历史了解越深入，历史的轨迹就改变得越快，我们的知识也过时得越快。
几个世纪以前，人类知识增长缓慢，政治和经济的改变仿佛也迈着一种悠闲的脚步。如今，知识增加的速度飞快，理论上我们应该越来越了解这个世界，但情况恰恰相反。各种新知识让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变化加速；为了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加速积累知识，却导致动荡更为加速、加剧。于是，我们越来越无法真正理解现在或预测未来。在1016年，想预测欧洲在1050年的样子可以说相对容易。当然，王朝可能倾覆、不明的外族可能入侵、自然灾害可能袭来；但很明显，欧洲就算到了1050年，还是会由国王和教士统治，仍然会是一个农业社会，大部分居民仍是农民，而且会继续深受饥荒、瘟疫和战争之苦。相较之下，在今天，我们却全然不知欧洲在2050年会是什么样子。我们不敢说那时会有怎样的政治制度、怎样的就业市场结构，甚至连那时候人民的身体状况如何都难以预知。
一段关于草坪的历史
如果说历史不会遵循稳定的法则，我们也无法预测未来的走向，那为什么还要研究历史？我们常常以为，科学的主要目的就是预测未来：气象学者要预测明天是晴还是雨，经济学家要判断货币贬值是否会避免或造成经济危机，好医生能判断化疗或放疗能否治愈肺癌。同样，我们也希望历史学家去审视前人的行为，好让我们善则从之、恶则改之。但实际情况几乎永远不是这样，原因就在于现在和过去的情况实在太不相同了。如果现在去研究汉尼拔（Hannibal）在第二次布匿战争（Second Punic War）中的战术，希望在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时派上用场，这只是浪费时间。过去在骑兵战中奏效的策略，用在网络战上并不见得能占便宜。
而且，科学并不只是预测未来。各个领域的学者经常希望拓展人类的视野，因此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各种全新而未知的未来。历史领域尤其如此。虽然历史学家偶尔也会提出预言（但成绩相当一般），但历史研究最重要的目的，其实是让我们意识到一些通常不会考虑的可能性。历史学家研究过去不是为了重复过去，而是为了从中获得解放。
我们每个人都出生于某个特定的历史现实，受特定的规范和价值观制约，也由独特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来管理。我们都会觉得自己所处的现实是理所当然的，认为这一切纯属自然、不可避免、无法改变。但我们忘了世界是由一连串的意外事件所创造的，历史不仅塑造了我们的科技、政治和社会，也塑造了我们的思想、恐惧和梦想。“过去”从祖先的坟墓里伸出冰冷的手，掐住我们的脖子，让我们只能看向某个未来的方向。我们从出生那一刻就能感受到这股力量，于是以为这就是自然，是我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就很少试着挣脱并想象自己的未来还有其他可能性。
研究历史，就是为了挣脱过去的桎梏，让我们能看向不同的方向，并开始注意到前人无法想象或过去不希望我们想象到的可能性。观察让我们走到现在的一连串意外事件，就能了解人类的每个念头和梦想是如何变成现实的，然后我们就能开始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并编织出不同的梦想。研究历史并不能告诉我们该如何选择，但至少能给我们提供更多的选项。
那些希望改变世界的举动，常常发端于改写历史，从而使得人们能够重新想象未来。不管你是希望工人发动全体罢工、女性夺回自己身体的自主权，还是受压迫的少数民族站起来要求政治权利，第一步都是要重述他们的历史。新的历史会告诉他们，“现在的状况既非自然而然，也不会永恒不变。过去曾经是另一个样子，只是有了一连串的偶然事件，才创造出现在这个不公平的世界。只要我们采取明智的行动，就能改变并创造出更好的世界。”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者才要讲述资本主义的历史，女权主义者才要研究父权社会的形成，非洲裔美国人才要永远记住奴隶贸易的恐怖。他们的目的不是要延续过去，而是要从过去中解放出来。
发生在大规模社会革命中的事，同样也会发生在日常生活的琐事中。一对年轻夫妇正在为自己盖一个新家，他们要求设计师在前院要有一块漂亮的草坪。为什么想要一块草坪？他们或许会说：“因为草坪很漂亮啊。”但他们为什么会这么认为呢？这件事背后也有历史原因。
在石器时代，狩猎采集者并不会在洞穴入口种草。而如果参观雅典卫城、罗马卡托皮林神殿山、耶路撒冷犹太圣殿或北京紫禁城，也都没有一片绿油油的草地欢迎访客。这种在私人住宅和公共建筑前设置一片草坪的想法，诞生于中世纪晚期英法两国贵族的城堡。到了现代早期，这个习惯已经根深蒂固，成了贵族的标志。
想要有一片漂亮的草坪，除了要有地，还得付出许多心力，特别是以前可没有自动洒水装置和割草机。而到头来，草坪并不会产生任何价值，甚至不能放牛羊进去吃草，否则就可能被啃秃踩坏。贫穷的农民负担不起，绝不可能把宝贵的土地或时间浪费在草坪上。于是，城堡入口处那片完美的草地，就成了无人能造假的身份象征，威风地向经过的人宣告：“本人财粮满仓，威权显赫，领土农奴无数，区区绿地岂在话下。”草坪越广阔、修整越完美，就代表这个家族越强盛。如果你拜访一位公爵，却看到草坪维护不佳，就知道他有麻烦了。
往往要到重要庆典和社交活动时，才能用到这些珍贵的草坪，其他时间则严禁染指。就算到今天，无数的宫殿、政府建筑和公共场所前，还是会出现一则严厉的告示，警示众人“不得践踏草坪”。我以前在牛津大学，整个四方院子中间就是一大片美丽诱人的草坪，每年只有一天允许我们走上去或是坐一坐。至于在其他日子里，如果哪个学生斗胆用脚亵渎了那片神圣的草坪，我们就只能为他一声悲叹了。
王室宫殿和公爵的城堡让草坪变成一种权力象征。就算到了现代晚期，王朝倾覆、公爵人头落地，新掌权的总统和总理还是保留了草坪的传统。从国会、最高法院、总统官邸到其他公共建筑，就这么用一片又一片平整的绿地宣告着自己的权力。同时，草坪也征服了体育界。几千年来，从冰面到沙漠，人类的运动几乎用过所有可能想象到的地表。但在过去这两个世纪，足球或网球非常重要的比赛，用的都是草地。当然，这是在你有钱的前提下。在里约热内卢的贫民区，巴西足球的下一代还在沙土地上踢着临时权充替代的球；但到了富裕的市郊，富人的儿子们则是在精心维护的草坪上开心玩耍。
于是，草坪在人们心中成了政治权力、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的象征。这也就难怪到了19世纪，新兴中产阶级对草坪也是热烈欢迎。一开始，只有银行家、律师和企业家能够负担得起在自己的私人住所布置这样的奢侈品。等到工业革命使中产阶级扩大，并发明了割草机、自动洒水装置，数百万家庭忽然也负担得起，能够在自家门口种上一片草坪。于是在美国市郊，平整漂亮的草坪也从富人阶级的奢侈品转为中产阶级的必需品。
在这之后，市郊的礼拜仪式也就增加了一项。星期天早上做完教堂礼拜，很多人就会悉心修剪家门口的草坪。只要沿着街道走一遭，就能从草坪的大小和维护质量，快速判断出每个家庭的财富和地位。想知道隔壁那户有钱的邻居是不是家里出了问题，再也没有比草坪居然没人管更明显的证据了。除了玉米和小麦之外，草是美国时下最普遍的作物，草坪业（包括植物、肥料、割草机、洒水设备、园丁）每年产值有数十亿美元。
对草坪的狂热不只出现在欧洲和美国。就算是从未到过卢瓦尔河河谷的人，也会看过美国总统在白宫草坪上发表讲话，看过重要的足球赛在一片绿茵的足球场举行，就连《辛普森一家》里的荷马和巴特也会吵着该轮到谁去推着割草机割草。全球民众看到草坪，都会联想到权力、金钱和威望。于是，草坪传播得既远且广，现在甚至征服了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卡塔尔最近新建的伊斯兰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Islamic Art）侧面有着大片草坪，很容易让人想起路易十四的凡尔赛宫，而不是阿拔斯王朝第五代哈里发哈伦·拉希德（Haroun al-Rashid）统治下的巴格达。博物馆由一家美国公司设计并建造，草地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而且可是在阿拉伯沙漠之中，每天需要惊人的淡水量，才能维持翠绿。同时，在多哈和迪拜的郊区，中产阶级家庭也以自己的草坪自豪。要不是因为那些白色长袍和黑色头巾，还真有可能误以为身处美国中西部，而不是中东地区。
图6 香波堡（Château de Chambord）的草坪。香波堡位于卢瓦尔河河谷，由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Francois I）于16世纪初兴建。这就是草坪开始的地方
图7 欢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仪式，位于白宫草坪
图8 马里奥·格策决定性的进球，让德国队获得2014年世界杯冠军；比赛地是马拉卡纳体育场的草坪
图9 中产阶级的天堂
了解了草坪的简短历史，如果现在要设计梦想中的房子，你可能就会再想想究竟要不要有草坪。当然，你还是可以想要有片草坪。然而，你也可以选择甩掉这些欧洲公爵、大资本家甚至辛普森一家给你造成的文化负担，换成日式的枯山水，甚至是自己来点儿全新创造。这正是研究历史最好的理由：不是为了预测未来，而是要将自己从过去中释放出来，想象是否有另一种命运。当然，我们仍不免受到过去的影响，所以永远不可能得到完全的自由；然而，部分自由总比全无自由要好得多。
第一幕中出现的一把枪
本书各处所见的预言，都不过是为了用以讨论当下种种困难的抉择，并邀请读者共同改变未来。预言人类会努力做到长生不死、幸福快乐和化身为神，其实和预言民众盖房子的时候前面要有块草坪非常类似。这都是很可能发生的事情。但只要你大声把这件事说出来，就会让你开始考虑其他替代方案。
人们之所以会对人类的梦想就是追求不死和神性感到吃惊，并不是因为这些梦想听起来太异想天开，而是因为很少有人把话讲得这么直接。但只要真正开始思考这件事，大多数人就会意识到这其实很说得通。虽然这些梦想在科技上显得十分傲慢，但在思想上早已不是新闻。过去300年来是由人文主义主导世界，将智人的生命、快乐和能力加以神圣化。而经过如此长久的人文主义熏陶，人类想要得到不死、幸福和神性，也是相当合乎逻辑的。这只不过是把早就藏在桌下的事情公开摆上台面罢了。
但我还想把另一件东西也摆上台面：一把枪。一把在第一幕中出现、将在第三幕中发射的枪。下面的章节将讨论人文主义（也就是对人类的崇拜）如何征服世界。但人文主义的兴起，同时也播下其灭亡的种子。虽然对人文主义来说，让人类进化为神是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但这同时也暴露了人文主义固有的缺陷。如果最早提出的是一个有缺陷的理想，常常是到理想即将实现的那一刻，才会赫然发现。
我们已经可以在老年病房看到这种过程。正因为人类对于人类生命的神圣坚信不疑，我们总会尽全力让人活下去。直到整个生命状态无比凄惨，我们才不得不问：“这究竟有何神圣？”也因为类似的人文主义信念，我们在21世纪可能会让人类整体提升到超越其自身限度。同样的科技，可以让人进化为神，但也可能让人类这种生物失去意义。举例来说，如果某一天计算机强大到足以了解并克服衰老和死亡的机制，也很有可能强大到足以在任何任务上取代人类。
在这个长篇的开头章节一开始，我们曾说过21世纪的人类议题可能是什么，但实际情况绝对会复杂许多。在目前，我们的前三大议题似乎是不死、快乐和神性。但只要一接近达成这些目标，所造成的动荡就有可能使我们偏离，走向完全不同的目的地。本章描述的未来，只是“过去的”未来；换句话说，也就是基于过去300年的思想和希望而指向的未来。然而，基于21世纪将诞生的新想法、新希望，还会打造出真正的未来，可能与过去的未来有完全不同的样子。
为了理解这一切，我们需要再回头，了解智人究竟是怎样的生物、人文主义如何成为主导世界的宗教，以及为什么实现人文主义的梦想反而可能导致人文主义的崩塌。这就是本书的基本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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