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仁宇
----------以下摘录---------
因为本书论述万历，本在于说明皇帝的职位是一种应社会需要而产生的机构，而每一个皇帝又都是一个个人。
按照传统观念，皇帝的意旨总是绝对公允的。。。要求大小官员按部就班，上下有序。。。
他询问这些与试举人，为什么他越想励精图治，但后果却是官僚的更加腐化和法令的更加松懈？
。。就是皇帝的亲耕，看来由很明显的象征成分，但象征不一定就是虚伪。
我们的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
这一帝国既无崇尚武功的趋向，也没有改造社会、提高生活程度的宏愿，它的宗旨，只是在于使大批人民不为饥荒所窘迫，即在“四书”所谓“黎民不饥不寒”的低标准下维持长治久安。
即使是高级武官，在决定政策时，也缺乏表示意见的能力，偶或有所陈献，也绝不会受到文官的重视。
所以一个人的进学中举，表面上似乎只是个人的聪明和努力的结果，实则祖父的节衣缩食，寡母的自我牺牲，贤妻的茹苦含辛，经常是这些成功的背景。。皇帝赐给臣下的诰命，也针对这种感情上的需要，恩赐荣典，大多包括妻子以及祖宗三代。
他们都知道施政处于仁民爱物之心，亦即同情和怜恤之心。
使全国一千一百多个县的民风杜绝刁顽而日臻淳朴。
因之我们的政事，注重体制的安定，而不计较对一人一事的绝对公允。牺牲少数人，正是维持大局的办法。
万历的看法是，邹元标和其他诤谏者并非对他尽忠，而是出于自私自利，即所谓“讪君卖直”这些人把正直当作商品，甚至不惜用诽谤讪议人君的方法作本钱，然后招摇贩卖他正直的声望。
但也正因他申时行能够虚心下气，才有进步成长的机会，而终于成为张居正的继任人。他的前任和后台时一个聪明绝顶的人物，能够记忆千头万绪的详情末节，同时又极能了解各种人事的机微。
申时行生平不愿宣扬别人的缺点，对于提拔自己的人，更是不会忘加批判。他只是从这悲剧的内幕中得到了教益。
这些撰写文章的专家根据“学而优则仕”的原则，认为他们的诗词歌赋时赢得厚禄高官的资本。张居正纵使因为他们没有济世之才而加以摈斥，也不妨采用比较温和的方法敬而远之，不去触怒他们。
这种方法，大凡4久在政治圈子里的人物，都已看透，他们可以从青萍之末，预测大风暴的来临。
应当注意的仍是张居正本身是一个令人感情激动的题目。
为什么张居正这样令人痛恨？原因在于他把所有的文官摆在他个人的严格监视之下，并且凭个人的标准加以升迁或贬黜，因此严重地威胁了他们的安全感。
这些官员之间关系复杂，各有他们的后台老板以及提拔的后进。他们又无一不有千丝万缕的家族和社会关系，因之得罪了一个人，就得罪了一批人；得罪了一批人，也就得罪了全国。这正如他同年王世贞所说，张居正一套偏激的办法，是和全国的读书人作对。
因之张居正岁没有独裁者的权位，却有了独裁者的神通。要不是在他执政之日游这种普遍被压抑的恐惧和怨恨，以后的反张运动就不会引起这么多的同情，动员这么多力量，产生这么多的枝节。
这种恕道稳定了文官集团的情绪，也稳定了首辅自己的地位，他被众口交誉为老成持重，有古君子之风。
他在不知不觉的用尽了命运为他安排作首辅的全段时间，那么太傅兼太子太师左柱国中级殿大学士申时行即想在文渊阁再多留一天，也是不能为时势所容许的了。
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打算。但是他的屈服是带着仇恨的。
表面上的宁静通常是虚幻的。
确认一个有教养的君子绝无消极退让和放弃职责的可能，需要的是自强不息的奋斗。
这些问题，没有法律上的程序可供参照以找到答案，但是在感情上则带有强烈的煽动性。提出问题的人自己也未必有寻根究底的决心，而只是利用这些问题作为控诉的口实，把食指指向反对者的鼻子，借此在党争中取得主动。
这种故意的节外生枝不禁使群臣深感忧虑，人君如此缺乏诚意，他将用什么来维持威信，统治国家？
这种种借口即表明了他缺乏信用，也暴露了他没有气魄，因而官员们的抗议也绝不会就此偃旗息鼓。
他的祖先，一言一行都被臣下恭维为绝对的道德标准，而他却是在他的臣僚教育之下长大的。他的责任范围乃是这群文臣们所安排的，他的感情需要绝对的抑制。
本朝的立国以伦理道德为根本，以文官集团为支柱，一切行政技术完全在平衡的状态里维持现状而产生。且不用说旁的武官，即使皇帝亲统大军，以动态作前提，迟早也会使国家的人事、行政、税收、补给各项制度发生问题。
在我们形式化的政府中，表面即是实质。
万历皇帝缺乏坚强的意志和决心，但并不缺乏清醒和机灵的头脑，然而他竟欣然接受了这种精神上的活埋。
富有诗意的哲学家说，生命不过是一种想象，这种想象可以突破人世间的任何阻隔。
他（海瑞）可以和舞台上的英雄人物一样，在情绪上激动大多数的观众；但是，当人们评论他的政治措施，却不仅会意见分歧，而且分歧的程度极大。
以熟读诗书的文人治理农民，他们不可能改进这个司法制度，更谈不上保障人权。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离不开传统的伦理，组织上也没有对付复杂的因素和多元关系的能力。
他当然是极端的廉洁，极端的诚实，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可能就是极端的粗线条，极端的喜欢吹毛求疵。这样的人不会相信为人处世应该有阴阳的分别，他肯定会用自己古怪的标注要求部下和上司。
他也许会在一种外张内弛的气氛中取得成功。
在全国的广大农村中遏制了法制的成长发育，而以抽象的道德取代了法律。上自官僚下至村民，其判断是非的标准是“善”和“恶”，而不是“合法”或“非法”。
俭朴本来是一种美德，然而在这种条件下提倡俭朴，充其量也不外是一种手段，意在使行政问题简化，以适应政府本身的低能。
何况商业的发展，如照资本主义的产权法，必须承认私人财产的绝对性。这绝对性超过传统的道德观念。就这一点，即与“四书”所倡导的宗旨相背。海瑞在判决疑案时所持的“与其屈兄，宁屈其弟”等等标准，也显示了他轻视私人财产的绝对性，而坚持维系伦理纲常的前提。
离职的巡抚已经走到了生命中退无可退的最后据点。
安贫乐道时君子的特征。
这种畸形的出现，原因在于本朝的政治组织为一元化，一元化的思想基础则是两千年来的孔孟之道。
穷者思变，改革已成为势所必然，而改革的初步，仍在于选择有创造精神的高级将领，他必须在战略上深谋远虑，而又精通各种战术。
戚继光的天才，在于他看准了妥协之法无法避免：而他的成功，也在于他善于在技术上调和各式各样的矛盾。妥协的原则，是让先进的部队后退，使之与落后的部门不至相距过远。
这也正是控诉张居正意图谋逆的理由：张居正和戚继光没有造反的证据，却有造反的能力。
李贽并不缺乏勇气，但是通常来说，这样类型的作家如果发现了崇高的真理而愿意为之牺牲自己，他的文字中间就会表现一种燃烧性的自我满足和欣快。这些特点不能在李贽的著作中见到。
李贽的悲观不仅属于个人，也属于他所生活的时代。传统的政治已经凝固，类似宗教改革或者文艺复兴的新生命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孕育。
他怀疑自己用佛门的袈裟遮掩了“商贾之行之心”，“以欺世盗名”。这种奇怪现象的症结，在于内心矛盾的剧烈交战而无法自解。
从海瑞的文集中可以看到兄弟叔侄间争夺产业以致斗殴致死的事情所在多有。但这种情形正好从反面说明了教养的重要，有教养的人则决不能以利害义。
仁是最容易获得的品质，任何人有志于仁，就可以得到仁。但是仁也是最难保持的品质，即在圣贤，例如孔子自己，也难能始终不断地不违反仁。
大凡高度的概括，总带有想象的成分。
这种因果关系的理解推导出了他的“知行合一”说。他认为知识是一种决断，必然引起一种行动。
但是这种世俗所认为不对的香味在无善无恶的领域中，不足成为指责的根本。在李贽看来，他的行为不过是佛家的“游戏三昧“，道家的”和光同尘“
这种舍小节而顾大局的做法被视为正当，其前提是以公众的利益为归依，而在理论上的解释则是公众道德不同于私人道德，目的纯正不妨手段不存。
在同时代的人物中，他最崇拜张居正，称之为”宰相之杰“，“胆如天大”。
读者很容易看出他所反对的事物，但不容易看出他所提倡的宗旨。
在李贽看来，儒家的“仁”、道家的“道“和佛家的”无“彼此想通，他攻击虚伪的道德，但同样不背弃道德。
本朝开国二百年，始终以“四书”所确定的道德规范作为法律裁判的根据，而没有使用立法的手段，在伦理道德和日常生活之间建立一个“合法”的缓冲地带。因为惟有这种缓冲地带才能为整个社会带来开放的机能，使政府的政治措施得以适合时代的需要，个人的独创精神也得以发挥。
这种情况的后果是使社会越来越趋于凝固。
以上种种情况，在长时期里造成了法律和道德的脱节。治理如此庞大的帝国，不依靠公正而周详的法律，就势必依靠道德的信条。而当信条僵化而越来越失去它的使用价值，沦于半瘫痪状态中的法律也当然无法填补这种缺陷。
如果本朝的统治者感到了此路不通，企图改弦易辙，则必然会导致社会成员以自存自利伟目的，天赋人权的学说又必然如影随形地兴起，整个社会就将遭到根本性的冲击。
这在心学中也有类似的理论，即至善则无形，至善之境就是无善无不善。
本来是所在多有，毫不足怪。如果他们本人不事声张，旁人也可以心照不宣。
深感风卷云消后，我自己已入中年，自此学历史已有探询人生意义的趋向。这还不过时初步。以后更结识了诸多名流，遍阅诸家著作，泛游各地。受过被裁失业、与家人一起感受经济危机和被人歧视的景况，才越来越把眼光放大，才知道个人能力有限。生命的真意义，要在历史上获得，而历史的规律性，有时在短时间尚不能看清，而须要在长时间内大开眼界，才看得出来。
*中国传统社会无法局部改造，过去政府和民间的联系着种于尊卑男女长幼，纯靠科举制度做主。1905年停止科举之后，上层机构与下层机构更为脱节，满清之覆亡，更无可避免。
*民国肇造后，军阀割据，也是当然趋势。因为新的力量还没有产生，过渡期间，只能由私人军事势力撑持。这私人军事势力，限于交通通信等等条件的叔父，也只能在一两个省区里有效。省区外的竞争，更酿成混战局面。
*国民党专政期间，创造了一个高层机构，总孙结束了军阀混战，但是全靠城市经济维持。
*共产党的土地革命，在农村中创造了一个心的低层机构。现在中国当前的人物，则是在高层机构和低层机构间敷设有制度性的联系，才能从上至下，能够以经济及法治的方法管理，脱离官僚政治的垄断。
这不是说整个一个世界所有的人物，毫无贤愚得失，只是他们的贤愚得失不足以更改上述历史发展的程序。大历史的着眼注重群众运动对社会上的长期贡献。要不是有这些积极的因素，中国1980年间也仍会和1910年间一样，不可能生存至今。我这样解释历史，超过党派的分别，也超过国际的界限，即对重洋远隔的师长同学，以及在内战期间丧生的亡友灵前，菜豆讲的过去。
给中国留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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