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的历史当中，有两个女画家值得大书特书，因为她们都是“从良”之人。一个是潘素，前文已经写过。另一个也姓潘，叫潘玉良。巩俐曾经演过一部电影叫《画魂》，讲的就是潘玉良的故事。在西泠印社2006春拍会中，潘玉良的一幅《非洲裸女》也以902万的高价，摘得此次拍卖会的标王。
巩俐在《画魂》中饰演潘玉良
可惜，在有关潘玉良的史料并不多，至于《画魂》所依据的那本《潘玉良传》，大部分是作者的演义，可信度不高。所以，只能用这篇简短的小文，叙述一下潘玉良的一生。
一
潘玉良本姓不姓潘，而姓张，之所以改姓潘，是为了“感恩”其丈夫——潘赞化。潘玉良1895年出生在扬州，幼年父母早逝，后被嗜赌如命的舅舅卖到了烟花巷。有人说，潘玉良本不是妓女，而是一个烧火丫头。其依据是，潘玉良长相并不美，皮肤还有点黑。这样的女子，怎能登“大雅之堂”呢？
写《潘玉良传》的作者承认：她写潘玉良青楼出身，是根据潘玉良一位邻居的叙述杜撰的，邻居说得比较模糊，她当时也没认真考证，就将潘玉良演绎为妓女了。
潘玉良自画像
但是，如果潘玉良仅仅是一个烧火丫头，又很难解释她后来的人生遭遇：遭遇之一，就是怎能认识时任海关监督的潘赞化；遭遇之二，又怎会在美专学校中“露馅”呢？
不去纠葛潘玉良的身份，只谈她的幸运，她幸运地遇到了潘赞化。潘赞化（1885－1959年），1885年出生在天津，安徽桐城西乡（今桐城市潘家楼）人，现代知名人士、诗人。祖父曾官居天津知府，但父母早逝，由伯母戴氏拉扯大。先后参与辛亥革命，护国战争，护法运动，北伐战争。
1913年潘赞化出任芜湖海关监督期间，认识了青楼女子张玉良，觉得张与一般女子不同，且勤奋好学，因此为其赎身。并结成夫妇（潘赞化在家乡已有妻子），证婚人是陈独秀，张玉良为感其恩遂改姓潘。
结婚之后，两人去往上海居住。潘赞化给潘玉良请了一位家庭教师，教她读书作画。此时，潘玉良在绘画方面的天赋得以展现，并于1919年到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专学习。
二
进入了上海美专，却不得不被迫中途退学。刘海粟曾经说起过这段故事：“潘玉良在上海美专读书时，大家并不知道她出身青楼。有一次周末开同乐会，师生都要表演节目，轮到潘玉良表演时，她推却不了，就唱了一段《李陵碑》，字正腔圆的演唱，惊到了所有在场的人，因为这不是一般人能达到的，必受过严格的训练，于是同学起了疑心，才千方百计打听她的过去，才有身世泄密，闹出退学风潮等……”
从上海美专退学之后，潘玉良并没有放弃绘画。之后，在陈独秀的帮助下，潘玉良考取安徽省政府的双分津贴，进入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学习，后又考入里昂国立美术专门学校。1923年，考取巴黎国立美术学校，与徐悲鸿成为同窗。
苏雪林曾经回忆，潘玉良性格豪爽大方，在去法国的博德斯海轮上，她常买些水果与大家同享。同行的人都很喜欢潘玉良，可很快就有传说传到他们的耳中，说潘玉良来自青楼。那些出身世家的闺秀，顿时觉得与潘玉良这种人做同学是受了侮辱，于是私下商议排挤她，到里昂后，拒绝她入住海外学院的女生宿舍。
到了法国后，潘玉良几乎是最刻苦的学生。课余，潘玉良另外租了一些石膏人体模型来练习素描，有时候整天坐在屋子里，对着模型眯眼、侧头，不惜花费几天的时间打一个草稿，必须要弄到没有丝毫差池才行。
潘玉良在法国
“有一回，她（潘玉良）写生一枝菊花，因为是在晨曦影里画的，每天只好等晨曦来时画一点。一天不能画完，分作几天画。恐怕菊花于画前枯萎了，半夜里还起来用冷水喷它，定要取那一刹间的正确的光影。”苏雪林回忆。
1928年，潘玉良学成回国，先后在上海美专、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她在授课之余，勤于绘画，举办过几次画展，在30年代的中国画坛也属于风云人物。1935年，潘玉良的第五次画展开幕，徐悲鸿特地撰写了《参观玉良夫人个展感言》一文，发表在《中央日报》报纸上，在文中，徐悲鸿对潘玉良的画作给与了很高评价：
玉良夫人游踪所至，在西方远穷欧洲大陆，在中国则泰岱岳黄山九华……夫穷奇履险，以探询造物之至美，乃三百年来作画之士大夫所决不能者也……真艺没落，吾道式微，乃欲求其人而振之，士大夫无得，而得于巾帼英雄潘玉良夫人……
徐悲鸿盛赞了潘玉良的人物创作：其少作也，则精到之人物。平日所写，有城市之生活，于雅逸之静物，于质于量，均足远企古人，媲美西彦，不若鄙人之多好无成，对之增愧也。由此可见，徐悲鸿对潘玉良的评价之高。但也是在那次画展上，潘玉良所展出的一幅优秀人体习作《人力壮士》，某一天被人贴了一个纸条，上面写着：“妓女对嫖客的颂歌。”这让潘玉良很受打击。虽然已经走出烟花巷十几年，但在封建思想浓重的中国依然常有流言蜚语萦绕耳畔。1937年，潘玉良再次挥别故土，来到法国。
三
大凡认识潘玉良的朋友都说她个性很强，有“三不女士”的称号，一生坚持不入外国国籍，不恋爱，不和任何画商签订合同，努力做一个独立的人。潘玉良不和画商签约，就势必影响她在巴黎艺坛的利益，特别是战后，艺术家与画廊的合作更加密切，拒绝与画商合作，成功的机会就减少，又不出让作品，更使生活拮据。
这时候，一个人出现了，这个人叫王守义。王守义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学习成绩平平，但是“勤工”成绩很突出，由于能吃苦耐劳，心灵手巧，当汽车修理工时，技术都比其他同学好，钱也挣得比别人多。后来，他在巴黎开了一家中餐馆，取名“东方饭店”。虽然他当时并不富有，但时常接济有困难的同胞。
王守义为潘玉良送去了面包黄油，还为她设置画室，举办沙龙，并陪着她到外景地写生。后来，王守义设法筹资，为潘玉良在法国、瑞士、意大利、希腊、比利时等国家举办画展。旅法画家贺慕群曾这样回忆他印象中的潘玉良：
“侨居巴黎后我和潘玉良常有来往，在艺术上和生活上都曾得到她的指导和帮助。潘玉良生活并不富裕，但是生性豪爽乐于助人。她常留短发，喜喝酒，不拘细节，说话时声音很大，气势不让须眉，颇有男子气度。晚年时住在蒙巴拿斯附近的一条小街，她住在顶楼，住房兼画室，生活清苦，但是勤于作画，有时候一天到晚在家作画，一天都不出来。1954年，法国曾拍过一部记录片《蒙巴拿斯人》，介绍这个地区文化名人，其中就有潘玉良，她是片中惟一的一个东方人。”
1959年9月巴黎大学把多尔烈奖，奖给潘玉良，这在巴黎大学的奖励史上是破天荒第一次。巴黎市市长亲自主持授奖仪式，把银盾、奖章、奖状和一小星型佩章授给了她。
潘玉良画作《非洲裸女》
1959年10月，潘赞化因大腿动脉瘤医治无效去世。子孙们考虑当时潘玉良身体状况也不好，才没有马上将这一噩耗告诉她，只是在信中不断向她报告潘赞化越来越重的病情，让她思想上有所准备。“到了第二年我们才将不幸的消息告诉她，潘玉良得知后由于过度悲痛病了一场，而且这一年她很少作画。”
1977年潘玉良去世，王守义主持了她的后事，并花重金在蒙巴纳斯公墓买了一块使用期一百年的墓地，安葬这位孑然一身客死他乡的女画家。他还在大理石墓碑上亲笔书写了“潘玉良艺术家之墓”几个汉字。
在去世之前，潘玉良嘱托王守义，日后回国，一定将当年她与潘赞化结婚时的项链以及她在法时潘赞化送给她的一块银壳表，归还给潘家的后人。
1978年秋天，年逾八旬的王守义带着潘玉良的一张自画像、七大铁箱遗物、两千多幅遗作以及她一直珍藏的印有自己和潘赞化照片的鸡心项链，风尘仆仆地赶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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