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在现今社会，各种古怪的疾病越来越多，疾病的名字也是五花八门。而令人诧异的是，大部分的疾病都有与其相对应的治疗药物。
不可否认，在人类不断进化的过程中，随着饮食结构、生存环境、生活习惯等的变化，有一些新的疾病出现。但我仍然要想，是真的存在这么多奇奇怪怪的疾病，还是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作这一切?
在《全球药物——伦理、市场与实践》中有一篇题为《医学新世界》的文章，为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考视角。
这篇文章主要讨论了过去20年来制药业在构建专家和大众对精神疾病的理解上所扮演的角色，特别是北美和大不列颠地区。
谈到精神疾病，我想阐述我的一些看法。
我不知道医学是如何界定一个人是否患有精神疾病的，也许会有一些具体的行为指标，只要满足其中几项就可以将之归于精神病患者群体。但我一直认为，精神这种东西是最难以捉摸的，根本无迹可寻。比如，在某段时间内，一个人的行为可能符合所谓的精神病的症状，但在其他时间，其行为又是我们所认为的正常。那么我们该如何界定此人呢？
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每个人都是精神病人。所谓的正常和不正常都是相对的。当然，我也不能抹杀科研人员在精神病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毕竟，作为一名门外汉去评价内行人，总归是有些不合时宜的。
文章开篇点题。
本文阐明了产业营销借以转变内科医生对精神疾病的理解，以及塑造寻求医治者的经验和未接受治疗者的自我理解这一机制。
这个机制采取了哪些措施来达到其目的呢?
比如请明星代言，这个我们太熟悉不过了。从小到大，不知看过多少条明星为药物代言的广告。什么治痢疾的，暖肠胃的，补肾的，减轻感冒症状的，治疗尿频尿滴沥的…..
讲真，要是你和别人讲一下曾看过的药品广告，一不下心就会暴露你的年龄。
当然，我讲的这些广告和本文所讲的请明星代言广告还是有区别的。我们看过的大部分广告确实是治疗生理疾病的，都是一些确实存在的疾病。但本文所讲的请明星代言，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下面我们就会认识到。他们还会赞助一些教育活动，普及人们对疾病的认识。
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营销策略也在发生转变。比如在现代社会，一些医药公司开始把视线转到科学研究。进行临床试验和请人代写论文。由此来影响一批专家学者来增加社会影响，以构建医生对疾病及患者对自我理解的转变。
于是，作者写道：为与前所未有的显著药物相配而特别量身打造的疾病数量增加了。由此可见，有些疾病本来就是无中生有的，是一些医药公司为了获得利益而杜撰出来的。
那么我们来看他们是怎样进行营销的。
首先来看医药公司是如何营销惊恐的。80年代末，有人注意到一些普通的焦虑症患者抱怨最多的一项是：他们常常伴有惊恐发生。“惊恐？”真是前所未闻。
而与人们解释焦虑方式转变完全一致的是法玛西亚普强公司在销售其新药阿普唑仓片时采用的一种全新的营销策略。法玛西亚普强公司主办了一系列有关惊恐障碍的科学研讨会，并邀请了很多著名的精神病专家参加这些会议。在其资助下，有关惊恐发作的文献数量大幅增长。从BBC到NBC，从《泰晤士报》到《纽约时报》，从编辑到记者，从广播到电视，有关惊恐的节目和文章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了。
结果呢，患者理解和表达自身疾病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并且，医生看待患者经历的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制药公司有计划地将资金投入到学术界，从而影响了全社会在意识上的转变。
制药公司一边实施营销策略，一边推进新药上市。虽然药效不见得比其他药好，但还是被医生和患者所接受了。
这就是制药公司营销疾病的伎俩，他们为了推广自己的药物，会创造性的提出一种疾病，然后通过各种公关，宣传，借助专家，论文，媒体施加影响力，从而转变医生和患者对疾病的理解，达到销售药物的目的。
在生活节奏飞快的今天，抑郁症患者数量有增加的趋势，而且我们也常常听到有关某某名人因抑郁症而自杀的报道。
我们来看一下文章是如何分析抑郁症上升这个问题的。
80年代后期，SSRIS（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本来是可以作为一种抗焦虑症药物进入市场的。众所周知的是，有些药物长期服用会产生严重的药物依赖，但是抗抑郁剂被普遍认为不会产生依赖。于是，SSRIS变成了抗抑郁剂。90年代以来，英美两国在抗抑郁剂上的销量急剧上升。伴随这些现象出现的便是在抗抑郁剂和镇静剂的广告上面，有关抑郁的形象越来越年轻化。而在1996年，WTO宣称抑郁症是世界上导致残疾的第二大原因。
于是，我们不得不问，为何一夜之间涌现出了那么多的抑郁症患者。由于医药公司的各种营销，使的很多原本可以诊断为只是焦虑症的患者都被贴上了抑郁的标签。
现代人稍微有些焦虑，就会产生疑问：我是不是得了抑郁症？如果去看医生，去咨询心理医生，在很大程度上会被冠以抑郁症患者的帽子。
所以，我这里有个疑问。现代医疗技术的发展以及各种新药的诞生是否真的为人类带来了福音？或者反而进一步加剧了我们的痛苦？
不过，令人欣慰的是，再黑暗的角落，也总有光可以照到。
在医药公司大肆宣传其新药的同时，也有一些机构对其提出了质疑。比如《哈斯丁中心报告》就曾撰文指出百忧解应该只限于治疗严格意义上的临床抑郁症。并且指出制药公司是如何操控市场的。
第一、不管发生了什么，最核心的总是市场份额；
第二、为了确保市场份额，有些数据会在科学需要的名义下不对外公开。
看看医药公司是如何回应的吧。礼来公司立即从哈斯丁中心撤资，以此来压制批评。
80年代以来，很多大型公司把它们的医学写作外包给医学写作代理机构，还会请一些著名专家学者署名，当然，这里面少不了丰厚的物质回报。但这容易出现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些机构和学者都会避重就轻，毕竟拿人家手短，所有的指向都是站在医药公司的角度。比如在写有关舌曲林药物的文章时，丝毫没有提到服用该药有可能导致自杀。但是据临床试验的数据显示，服用这类药物是有可能导致患者自杀。
如下表。
《全球药物——p78》
《全球药物——p88》
所以，这里我也在心里打一个问号。我们常听到的有些人因抑郁自杀，其自杀的原因也许并非因为抑郁，而是由于服用了有诱导患者自杀倾向的抗抑郁药物。
临近文章结尾，作者对临床试验进行了社会学分析。着重探讨了临床试验是否能证明治疗方法有效。比如因招募的受试者因地域、种族、基因等不同，对他们有效能否说明适用于所有人，这对医药的全球化进程提出了挑战。一种药物对患者有短期内的效果和说它有疗效完全是两码事。从哲学上讲，临床试验是建立在零假设之上的。所以，对医药的临床试验下一个定论是极其困难的。作者得出这一个结论：短期临床试验的结果和使用由这些试验认可的治疗方法能取得的长期效果之间可能存在着重大的分离。
所以，医药公司口口声声所言的临床试验结果也不是完全可信的。短期内可能有效，但长期呢，或者说长期存在的副作用呢？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
生物医药被誉为一个朝阳行业，有无数的人才和资金涌入这个领域。对于新成果，新技术，新发明，我是不排斥的。并且乐于听到有关人类在某些疾病领域新突破的消息。我所担心的，就如上文提及的那样，医药公司为了销售其五花八门的药物，而杜撰出各种奇奇怪怪的疾病。而我们大部分的公众又缺乏辨识能力，被医药公司、媒体、论文以及所谓的专家忽悠。
所以，马克思那句话说的是极对的：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哪怕是旨在为人类谋福祉的医药行业，也是如此。
一个人也许只是有些焦虑，但我们的医药公司却为焦虑划分了层级，针对不同程度的焦虑推出不同的药物进行治疗。比如辉瑞公司将左洛复用于治疗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惠氏将伊诺思用于治疗广泛性焦虑症（GAD），而葛兰素史克竟申请将赛乐特用于PTSD和GAD之间。想想都觉得好笑，谁能区分的这么清晰。而且，说不定这几种药根本没有本质的区别。
由此可见，在医药全球化的同时，疾病也在全球化了。不过，我想提醒大家的是，当你的医生告诉你得了抑郁症的时候，你也许根本没有他讲的那么严重。他们的目的也许仅仅是想把抗抑郁症药物推销给你。当然，你的医生也许并没有这方面的意识，他和你一样，也是被医药公司蒙蔽的一员。
所以，当你感觉自己得了抑郁症的时候，你要好好的问一下自己，你是否真的得了抑郁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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