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偏袒：一九七一年的印巴危机

对我们来说，问题在于苏印勾结所包含的对国际秩序的进攻。我在十二月四日对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说：“大家都知道，我们最后将面临印度对东巴的占领。”但是我们不得不采取坚决行动，挽救更大的利益和关系。我们手上的牌很弱，但绝不能在软弱之外再加上胆怯。十二月五日，我对尼克松说：“我承认这并不是一种英明的主张。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垮下来，苏联不会因此就尊敬我们；中国将瞧不起我们，其他国家也将得出自己的结论。”

在十二月十一日的会晤中，我对布托说，虚张声势的强硬辞藻挽救不了巴基斯坦；我们必须商量出一种能够坚持下去的行动方针。我们已经做了一切可能做的事。“并不是我们不愿意帮助你们，而是我们希望保持你们的生存。高谈原则当然好得很，但归根结蒂我们得保证你们能存在下去。”我敦促他同中国人确定共同立场；如果我们努力帮助的人反过来揍我们，那是不能接受的。如果坚持原来的立场，我们愿助一臂之力使联合国通过虚有其表的决议，但我们将丧失采取有效行动的能力。未来四十八小时是决定性时刻。我说，我们不应浪费时间为青史留名而装模作样。

结果，中国电报的内容并不是我们预料的。相反，它接受了通过联合国的做法以及我在四十八小时以前向黄华概括叙述的政治解决办法：要求停火和撤军，但准备接受就地停火。周恩来的分析同我们一样。令人惊讶的是，巴基斯坦、中国以及——如果伏龙索夫是可信的话——苏联这时都在我们支持下朝同一方向努力。但是尼克松在独自作出他那果敢的决定时，并不了解这种情况。如果事态发展像我们上面预料的那样，我们将毫无选择余地，只有不顾政府、新闻界和国会中许多人可能提出的反对，以某种形式援助中国。而我们当时还在越南打仗。当历史评价尼克松时，无论得出什么结论，都不应忽视他为保持世界力量均势、最终也是为了所有自由民族的安全，不惜使自己的眼前政治利益遭受风险而作出这种决定所表现的勇气和爱国心。

第二天，甘地夫人提议在西巴实行无条件停火。我直到现在也毫不怀疑，这是在苏联压力下勉强做出的决定，而苏联的压力又是由于美国坚持了自己的立场，包括调动舰队和甘愿拿最高级会谈冒险在内。在四个月后越南问题爆发时，这种认识对我们大有好处。周恩来的判断也是如此；他后来对布托说过，是我们拯救了西巴。危机已经过去。我们避免了最坏的情况，有时这也就是政治家可能获得的最大成就了。

苏联的一个伙伴在苏联武器和苏联保证的支持下赤裸裸地诉诸武力威胁到国际秩序的结构。当时我们的整个中东战略都取决于是否能证明这种策略毫无效果，而美国作为一个世界因素的分量正由于我们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的分歧而日益削弱。照我们看来，对巴基斯坦的进攻是苏联做法的一个极其危险的先例。如果我们不想引起动乱升级就必须进行抵抗。如果我们默认这种强权游戏，就会使莫斯科得到错误的信号，使我们所有的盟国、中国以及世界上其他爆炸性地区主张克制的力量灰心丧气。首先，正是由于这种原因，苏联才使印度进攻巴基斯坦成为可能。

尼克松和我希望把美国外交政策建立在清醒地认识国家长远利益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起伏不定的情绪基础上，因为这种情绪过去曾经使我们在进行干预和放弃责任两方面都做过了头。我们对印度是根据它的行动的影响、而不是根据它的宣言或二十年积累的情绪作出判断的。但是我们的估计取决于对印度进攻的更广泛的后果的推测。为了影响事态的发展，必须在当时还无法证明是否正确的估计基础上采取行动。我们对进攻巴基斯坦的影响所作的一切判断都是无法证明的。等到这些影响都了如指掌时再做判断就太晚了；当然，那时可能又要争论这些影响究竟是什么造成的。

美国有一种理想主义传统，认为外交政策是善恶之争。有一种实用主义传统，希望就事论事地解决“疑难问题”。有一种墨守法规的传统，把国际争端当作法律案件。但就是没有地缘政治的传统。构成我们的国际经验的一切因素都同一九七一年秋天我们力图在次大陆实现的目标背道而驰。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得到大量同情；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东巴自决；这个“案件”应当像罗杰斯不厌其烦地指出的那样提交给联合国。大家都不相信我们在地缘政治方面感到的担心，把这些担心说成是个人意气用事、反印偏见、对苦难无动于衷，或者是莫名其妙地缺乏道德观念。

如果我们按照这些人的建议办事，巴基斯坦在丢掉东翼之后还会丢掉克什米尔，可能还有俾路支和西翼其他地方——换句话说，它将彻底分崩离析。为了防止灾难，我们的策略是相当巧妙的；考虑到我们手上牌很少的事实，这种策略也是颇为大胆的。我们成功地使冲突的影响局限在次大陆。印度这场强权游戏并未动摇我国外交政策的基础，也没有破坏我们对中国的主动行动，虽然这种可能性本来很大，而且苏联无疑希望如此。既然这些危险并没有得到普遍承认，我们很难期望人们能够理解我们的动机。

尼克松在危机时期英勇果敢，在宁静时期琐细卑微；他在捍卫国家利益时眼光远大，对待僚属则器量狭小。

然后，一切突然成为过去。次大陆危机既然不存在了，不断强烈的批评就失去了焦点。我很快又受到总统的青睐；我们恢复了过去那种实质上亲密、个人之间冷淡的谨慎关系。

第二十二章联盟中的危机：曼斯菲尔德修正案和经济对抗

地中海之行

一切总统出访都必然被说成是了不起的外交行动。凡是曾陪同总统出访过的人，在多数情况下，都不会认真看待这种说法。外交是通过对峙进行的。对峙是双方借以考验对方决心的一种办法。即使政府首脑自命不凡想来解决僵持不下的局面，也很少有时间这么做；他们会晤的时间过分短促，礼宾要求也过分累赘。因此，政府首脑出访的主要理由通常都是为了制造一种象征，为下级谈判规定期限，并使领导人有机会相互衡量。出访也是表明意图和强调所承担的义务的一种办法。

意大利总统在奎里纳尔宫的城楼上举行午宴，从这里可以眺望“不朽城”[1]鳞次栉比的房顶和匀称美观的广场。在这么优美的环境里，由于尼克松的日程排得太紧，一顿精美的午餐只用了大约五十五分钟就把菜上完了。这向他证明，他的一项爱好显然是能够实现的。差不多有两年光景，他的同事一直听到他抱怨国宴令人感到说不出的厌烦。他软硬兼施地要求加快白宫宴会上菜的速度，以便减少他不得不同客人闲谈的时间。他亲自过问哪几道菜可以加快上菜时间，哪几道菜根本可以取消。有时他为了减少谈话时间甚至有意让翻译迟到。但是，即使在霍尔德曼无情的催促下，他曾达到的最快上菜速度——也可以称为白宫宴会的世界纪录——是一小时二十分钟。奎里纳尔宫那次午宴开创了一个新纪录，这是他从来不让白宫工作人员忘记的。可惜，像罗马帝国的许多成就一样，事实证明这项新纪录也是无法赶上的。甚至霍尔德曼也不能把白宫的上菜时间再减少十分钟以上。奎里纳尔宫以整整快十五分钟的优势保持了上菜速度的冠军，这使总统心里一直烦恼，喋喋不休。

访问梵蒂冈期间，出现了一幕现在回想起来引人发笑但在当时却令人难堪的场面。我们的先遣人员想出了一个馊主意，要总统直接从圣彼得广场乘美国军用直升飞机前往第六舰队。教廷认为这天的军事花样已经够多了，就委婉地建议在教皇单独会见尼克松后接见总统随行人员时，我们的国防部长不要参加。日程就是据此安排的。当教皇和尼克松单独晤谈时，参加另一摊子会谈的人员中不包括梅尔·莱尔德。但是，单凭分发一纸印好的日程是无法把莱尔德这样机灵而老练的政客排除在教皇接见之外的。正当总统一行走进教皇的接见大厅时，莱尔德突然出现了，嘴里还叼着根老不离嘴的雪茄。当人们问他来干什么时，他支支吾吾地说是来找直升机的。当然，明明一眼就能看到直升机停在梵蒂冈入口处圣彼得广场纪念碑的两侧，莱尔德怎么可能认为这些飞机会在梵蒂冈宫殿内部干什么名堂，这是谁也搞不清楚的。我劝莱尔德至少在教皇面前得把雪茄藏起来。我们一行人分为两排，同并肩而坐的尼克松和教皇形成直角。正当教皇发表优美而简短的讲话时，莱尔德的衣服口袋里突然冒出烟来。他设法扑灭雪茄引起的这场火灾，起初动作还不显眼，最后无法可施就开始用手拍打口袋。有些人所在的角度使他们无法看清国防部长在教皇面前自我牺牲的全部戏剧场面，把他灭火的动作当成了鼓掌，于是也跟着鼓起掌来。梵蒂冈的官员们亏得有两千年的传统涵养，才能够装作若无其事，让这些事按计划结束。怪事接二连三。尼克松每次出国旅行，先遣人员都要创造他们手册上所说的“摄影机会”，并且安排好时间，使片子可以赶上晚间电视广播。对色彩和群众场面也提出了寸步不让的要求。霍尔德曼最大的长处并不是对主权概念的理解。在他的鞭策下，先遣人员会突然提出一些要求，使外国政府对美国时髦的公共关系学感到莫名其妙，但这些政府又不愿冒犯总统的随行人员。因此，梵蒂冈虽然怀疑在圣彼得教堂门口出现军事装备的画面是否能真正反映教会的精神使命，最后还是做了让步，因为提出的理由是总统的日程排得太紧，只好这么办。

不幸的是，正是规定的动身时刻，先遣人员突然想起尼克松在罗马还没有碰到群众场面。这本来不是什么异乎寻常的事。罗马有史以来就一直在接待外国要人的访问。数百年来英雄辈出的罗马的居民对政治领袖都感到有点腻烦了。从根本上说，罗马是教皇的城市；只有教皇的活动才引人注意。就是约翰·肯尼迪在罗马也没有能够招徕群众。但是霍尔德曼对历史对比毫无兴趣。他运用了多年来在美国搞无孔不入的竞选活动时积累的智慧：要制造情绪激动的群众场面，最好的办法是堵塞交通。由于尼克松夫人按照当时海军的规定是不能访问舰队的，所以当场决定由总统用小汽车把她送回旅馆。于是临时组成一个车队在交通最繁忙的时刻向罗马市中心出发，其他人则在梵蒂冈宫殿门口的直升机中等候。这次行动完全成功。我们这些没有参加车队的人过了两个小时才重新见到我们的头头。当直升机终于起飞时，满面笑容的霍尔德曼告诉我们，这次交通堵塞确实是一次不朽的成就，聚集了大批人群，激动的情绪几乎无法控制。这一切在电视上看起来是动人心弦的。至于教廷对直升机在圣彼得广场等待两小时有什么想法，谁也无法知道，大概是不错的吧。

按照预定计划，我们应在航空母舰上过夜，第二天要参观火力表演。但这是一次一切都不能按计划进行的旅行。罗杰斯、莱尔德和我正在军官餐厅里看电影——片名《被称为笨蛋的人》——时收到一份路透社电讯，其中引用未经证实的消息说纳赛尔已经去世。我把电讯递给了罗杰斯。他说，如果真有此事，我们肯定已从官方渠道获悉。我倾向于同意他的看法，于是大家又看起电影来。约十分钟后，我逐渐感到不安；这条电讯的内容不可能毫无事实根据。我溜出来同华盛顿联系，得到的答复是典型的：只知道开罗广播电台几个小时以前中断了正常的节目，开始播送哀乐，其他没有什么消息。华盛顿方面慎之又慎地报告说：“我们认为这种情况是很不寻常的。”无须特别大胆就可得出结论：有一位高级人士去世了。尼克松已经就寝，霍尔德曼不准我们在获得已经证实的消息之前叫醒他。我和僚属拼命工作，为这次旅行制订可供选择的计划。

在效率一贯很高的白宫通信局帮助下，电报开始飞往各地，电话打向了四面八方。我们曾经转过念头，想把在马德里和贝尔格莱德停留的时间颠倒一下。但是我国驻马德里大使馆认为，要求准备工作提前四十八小时完成将在后勤方面造成无法克服的障碍；我们的先遣人员一想到这一点就简直急得发疯。另一方面，这四十八小时把总统怎么办也是难于解决的问题。像总统随行人员这样庞大的队伍不经广泛准备硬是要蜂拥到一个国家去是不行的。

过了几个小时，大约是半夜两点钟左右，我突然惊醒，想起第二天预定要举行火力表演。照我看来，在地中海燃放烈性炸药来纪念纳赛尔逝世似乎是一种极端麻木不仁的行动。我把自己的判断同罗杰斯和莱尔德核对之后，没有再叫醒总统就取消了火力表演。

总统助理不应当不断用琐事打扰总统；他们稍加等待就会比较了解总统的选择，足以用总统的名义作某些决定。但是他们最好搞得有把握点，因为除了总统的信任外他们并没有什么权威。结果证明，尼克松一心想要看火力表演。我几乎肯定可以说服他放弃此事。但是让他第二天早上面对既成事实，使他罕见地表演了一番那种尼克松特有的脾气。一连二十四小时，我都受到谁都可以看出总统不快的小动作的捉弄。例如在那天总统一次活动中，把我分配到备用的直升机上去坐。在第六舰队旗舰上开会时让我坐在外围。

铁托这时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传奇人物中仍然在位的唯一幸存者。他是很有名气的游击队头头，是敢于向斯大林挑战的第一个共产党领导人，是民族共产主义的发明人，现在又是不结盟运动的斗士之一。到一九七〇年九月为止，他已当权二十五年。他浑身散发着一个已经消灭一切可能竞争者的人具有的那种权威。他的风度像欧洲中部的中等阶级——彬彬有礼，明显感到生活的乐趣，有一种颇为自满的幽默感。但他也很小心谨慎，有时脸上挂着笑容而眼神却看不出笑意。他已经学会对付资本家而又不一定接受他们的影响。他在战后初期是最倔强的共产党领导人之一，一九四六年甚至同美国发生过短暂的对抗。那时南斯拉夫击落了一架没有武装的美国运输机，扣留了机组人员。

只有强烈的信仰才能使一个人经历阴谋和游击战各种艰难险阻和考验而坚持下去。

他需要我们来维持他的平衡感。因此，我们并不是非讨好他不可。我们没有理由要卑躬屈膝，也没有理由不积极以同样的激情维护我们自己的利益，就像他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所表现的那样。

我们接受南斯拉夫漂亮的词藻也不能把它争取过来；我们捍卫自己的利益也不会使它永远同我们敌对。

当尼克松在我陪同下拜会佛朗哥时，按照日程应当进行实质性会谈。但是我们发现这位年迈的独裁者经过车队长途跋涉后已精疲力竭。当总统谈话时，他昏昏沉沉差不多睡着了。这对我有一种神秘的催眠作用。尽管我拼命想要为西班牙和美国之间的对话有所贡献，至少要保持醒着的状态，我仍然不禁进入了梦乡。当佛朗哥和我由于操劳过度而安静地闭目养神时，只留下尼克松和西班牙外交部长格雷戈里奥·洛佩斯·布拉沃去交换意见了。我参加会议是为了作记录。如果现在历史上对这件事有什么记载，那得感谢担任翻译的沃尔特斯将军。他那时是醒着的。

尼克松在那里同爱德华·希思举行第一次会谈。尼克松担任总统时，同希思关系非常复杂。没有任何其他外国领导人比希思更得到尼克松尊重，特别是希思同他的外交大臣、尼克松十分崇敬的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搭配在一起时更是如此。英国竞选期间，尼克松毫不掩饰地偏袒保守党。虽然历次民意测验和他的全体顾问——包括我们驻伦敦大使馆在内——的意见都同他唱反调，尼克松仍然深信希思会取胜。当他的预言实现时，我正在墨西哥城看世界杯足球赛。他得意得一晚上给我打了四次电话，向我表达他的高兴，并让我可以确认他有先见之明。

希思和尼克松从来没有建立起一种亲密的个人关系，而这是尼克松至少起初就渴望建立的。这两个人的性格都相当严肃，气量较小，渴望人家接受他的意见，而又不能表现为宽宏大度，消除彼此的隔阂。

他把自己同欧洲紧紧联系起来，认为美国是一个友好的外国，有权得到能够反映它的力量和重要性的考虑，但“特殊关系”则会妨碍英国在欧洲的使命。希思并不要求在华盛顿享受比欧洲任何其他领导人更高的地位。实际上，他几乎是坚持拒绝接受任何优惠待遇。

它使尼克松可以让爱尔兰血统的美国选民注意到他关于自己的祖先是爱尔兰人的说法，同时也是为了答谢一位富有的美国捐助者——我们就住在他豪华的城堡里。这位捐助者决定上演一场爱尔兰历史剧，其主题充满激情和戏剧性，以至演出从半夜一点开始，直到四点半左右才结束。我的工作人员和我由于坐在总统附近，成了他发泄怒火的对象，虽然我们同日程的安排毫无关系。

因此，他提出尼克松可能愿意同他的正式随从人员到那儿去午餐。让美国总统在巴黎圣母院参加追悼仪式后出来就去马克西姆饭店，当然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想法。但是尼克松在我国大使阿瑟（迪克）·沃森寓所用过一顿丰盛的晚餐后情绪甚高，对此事似乎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当时就计划要这么做了。我按照典型的官僚方式，用技术上的理由把我从原则上反对的意见包装起来，指出在参加追悼仪式后给总统拍一张饮酒的照片是不行的。我的意见遭到否决。按照命令还是得去马克西姆饭店，但用餐时禁止喝酒。幸好我们的大使颇为明智。上天保佑，是他而不是一个先遣人员奉令去同饭店联系。我把沃森拉到一边，警告他说，如果法国公众对我们这种麻木不仁的举动表示的愤怒影响到官方关系，他的日子将极不好过。他那天晚上应当什么事也别干。如果有人抱怨，由我负责。事实证明，尼克松睡了一夜后也改变了主意。第二天早晨，当我告诉他这种举动将把他这次旅行得到的全部成就一笔勾销时，他指示我取消一切准备工作。我毫不为难就答应要迅速执行这个命令。

就这样，解决这场货币危机的谈判，就在这位首屈一指的财政专家、职业银行家蓬皮杜和我这个初出茅庐的新手之间进行了。即使在我极端妄自尊大的时刻，我也没有想到，我会由于对国际货币制度的改革作出贡献而被人铭记在心。我们一行人被安置在美国军事基地的营房里（除了总统是住在基地指挥官的一所小屋里以外）；从那里，我乘直升机前往处在岛的另一端的蓬皮杜的优雅的别墅。只有沃尔特斯将军陪同我前去，他将充当翻译。蓬皮杜以常礼迎接了我，陪同他的有他的翻译康斯坦丁·安德罗尼科夫亲王。我们一起吃早餐，眺望着窗外绿草如茵，群山起伏。这里是葡萄牙在大西洋的前哨，当年，这个小小的国家雄心勃勃但又是贪得无厌地四处开拓海疆，这就是留下的陈迹之一。

不能说尼克松对会谈是完全熟悉的。他要的是解决问题，并不想商谈汇率。如果给他打一针说真心话的血清，毫无疑问，他会表明，他最不想管的就是在新的比价中各种货币的位置。而且，正如以往他参加谈判而不是仅仅交换意见时总是表现的那样，他神经紧张到焦虑不安的地步。他翻来覆去作一些空泛的议论，有些是不着边际的话。但是，蓬皮杜已经能够从中领会到，对于上午谈过的问题，一般来说是意见一致的。最后的细节则由蓬皮杜和我在早餐时再去制定。当晚康纳利和我拟定了向蓬皮杜提出的建议的最后文本。我对康纳利说，要我进行讨价还价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这是我最不擅长的事情。我宁愿提出一项介乎我们的最高要求和最低要求之间的主张，然后坚持下去。这一主张应该是合乎情理的，因而是蓬皮杜在原则上能够接受的，同时也是符合我们的需要的。从康纳利的本性来说，他不愿接受这种谈判办法，但是他最后认为，对于一位不明世故的教授，他也只好这样办了。

早餐时，我把康纳利和我共同拟定的数字交给了蓬皮杜。这次会谈的非比寻常之处在于，法美两国居然为世界上所有的重要货币都拟定了汇率。实际上相当快地达成了协议，因为我们的建议认真地包括了蓬皮杜的合理要求。于是我们起草了一项文件，在下午双方财政部长首次参加的会议上由所有主要官员加以批准

这项协议促使一星期后在华盛顿举行了十国财政部长会议。所有其他国家也都表示同意。

蓬皮杜的反应反映出欧洲基本的矛盾心理。在局势紧张的时候，欧洲人主张缓和；到了局势缓和的时候，他们又害怕共同统治。在发生危机的时候，他们仰仗我们维持欧洲以外地区的均势，而在我们承担风险的掩盖下，他们毫不犹豫地为自己谋取特殊利益。这种态度对我们的欧洲政策同时起着推动和制约的作用。它推动我们和盟国交换意见，达到空前的程度，但是最后又使我们面临在最关键的问题上，尤其在欧洲以外的地区，作出最后决定的必要性。而且它还进一步推动我们形成自己对缓和问题的战略。如果没有这种战略，欧洲各国的领导人就会自己去和莫斯科拉关系，并装出一副牵制所谓的美国的好战行动的样子，以争取自己国内左派的支持，尽管他们心里是欢迎这种行动的。如果我们对东方集团有自己的选择余地，这些倾向就会受到约束，因为我们的盟国会担心，如果逼人太甚，我们可能在一场和莫斯科拉关系的比赛中把他们甩在后面。

第二十三章1970-1971年的越南战争：逼河内就范

且不说河内对印度支那以外的地区如何野心勃勃，它在印度支那要求我们做到的是无条件投降和政治上背弃自己的盟友。它为我们撤军规定了硬性期限，不准任何知名的非共产党领导人参与政治活动，此外还要推翻现存的政府。这样一来，唯一可能的结局就是共产党接管，而且还要求我们配合。

一边是拒绝妥协的敌人；一边是国会中的反战运动，它既不承认河内是顽固的，也不支持我们采取军事行动迫使河内降低条件。我们在这两者之间左右为难。

我作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认为有责任不是消极地等待灾难的降临，或者不过是凭着最有利于自己的假想去进行赌博。

厌战情绪不只是批评我们的人才有。尼克松坚持他的方针，我也坚决维护这个方针，并不是由于我们想继续打下去，而是因为我们不能同意，为了退出战争，居然不惜解散一个友好的政府（我们的上届政府组织了一场政变使这个政府上台），并把依靠我们支持的千百万人已经作出的牺牲视为儿戏。而且我们也不知道应该怎样向美国的母亲们说明：为什么在已为单方面撤军规定了期限的时候，还要她们的儿子去冒险。尼克松发现，要以落落大方的风度把这个问题说清楚是困难的。但是，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和在演说中还是作了一番值得称道的努力：“问题很简单：我们是应该在明明知道我们的行动会把这个国家交到共产党手中的情况下退出越南，还是应该在使南越人有相当的可能性可以作为自由人民生存下去的情况下才退出去？”[

作为全世界自由人民的堡垒的美国，不能因为厌倦就轻率地背弃一个小盟国、十年的义务、四万五千伤亡人员以及他们的家庭所忍受的痛苦。如果我们草率从事，这些家庭曾作出的牺牲就会成为事后回想起来的无谓牺牲。

布赖恩以及他的朋友在白宫战情室会晤。我们力图为造成我们社会分裂的隔阂搭个便桥。他们斯文地表达了他们深刻而又激烈的反战主张；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应该怎么结束战争。我的问题是怎么把一些不管是多么深奥的不完整的想法变成政策。我们的问题是，政治家与预言家之间，实干家与追求不朽真理的人士之间，总是谈不到一起。

现在回顾起来，我怀疑我们为保密而付出的代价是否太高了。河内要求保密，因为它想使我国政府失去通过谈判争取舆论支持的可能性。我们接受了它的要求，因为我们认为取得成就比公布谈判内容更为重要，而且还因为经验证明，不论我们提出什么建议，批评我们的人还会进一步推动我们向前走，从而有损我们的地位。毫无疑问，这种保密在一九七一年使河内欺骗了我们；但是把情况公之于众是否就会制止这种状况，或者甚至早就会造成谈判的僵局，这是一个永远也捉摸不透的问题。

我重申，我们不能以搞垮南越政府为代价去换取和平。尼克松对此亦表示同意。然而，如果河内想就一项真正具有开放性的政治进程进行谈判，我们可以提出以下的建议：我军全部撤出；关闭我们的基地；以及保证南越的中立地位。

我们办不到的是你们要求的事，即达成一项秘密协议，去撤换一个仍然是我们盟国的国家的领袖；此外，这会引起无穷无尽的争论，究竟和平政府的含义是什么；你们在这个和平政府里拥有否决权，因为只有你们才懂得拥护和平是什么意思……我们想结束战争。我们不想阻挡南越人民前进。我们不是越南永久的敌人。但是你们不能期望我们做那种办不到的事情。

一般地说，联合政府是一种手法，或是一种借口，而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同样地，那些缺乏坚强的道义准则的人，是经受不起和伟大的职责分不开的那种彷徨、压抑和痛苦的。阮文绍显然对于他的职位觉得乐在其中。在这一点上，我所认识的行政首脑中和他一样的大有人在。

但是他也是一个讲原则的人，强烈反对共产党，笃信宗教，爱国，头脑很机敏，极其英勇地保护他的同胞，使他们不受来自南越国内外的冲击。那些设法寻求借口要我们抛弃他的人坚持要给他加上种种罪名，但是言过其实了。他上台时接管的文官政府，当时已被推翻吴庭艳的那场狂风暴雨式的政变弄得四分五裂。一支游击队正准备通过系统的恐怖活动推翻他的国家。在长达六百英里的杳无人迹的边界上，外敌正在入侵。他有一个盟国，先是派来几十万军队，遍及他的国土，并训练他的军队应付一种并非东南亚方式的战争，然后又一边加紧撤军，一边敦促他向贪得无厌的对手作出越来越多的让步。这个盟国简直是他的一种负担。他懂得如果他同时干所有这些事，他的政府非垮台不可。但是，凡是他认为可以办到的事他都做了，而且超出了许多人的预料，包括进行了一场大规模土地改革。我们国内的批评家们都是些得寸进尺的人，对于许多人来说，他是一只顺手拈来的替罪羊；但是这不是由于他的过错。

阮文绍对于我们虽然疑虑重重，但是他对于我们这个釜底抽薪的盟国，却表现得毫无怨言，而且神态超脱、尊严，还带点轻蔑。（尽管阮文绍对于我通过谈判达成最后协议的方式怀有刻骨仇恨，我还是要在这一点上说他的好话，因为这是他应该得到的。）

不论用任何正常标准来衡量，一九七二年初，我们对越南的政策是相当成功的。在改善我们的盟友的军事处境的同时，我们撤退了四十一万多军队。我们从外交上使河内和它的主要支持者分开。在国内，我们经受了本世纪以来对政府政策最严厉的抨击。我们在做这些事的同时，坚持了不背弃盟友，也不使友好国家的人民遭受压迫的原则，以履行我们在世界上的职责。我仍然相信，如果我们在越南完全垮台，我们对北京和莫斯科采取的主动都将无法实现。只有我们在天平上还占有一定分量的时候，这两个国家才会认真对待我们。而且我们还向美国人民显示，即使在内部分歧十分严重的情况下，美国也还掌握着重大的富于创造性的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