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美丽冻人”

深秋，虽与初冬的界线不够分明，但还不至于被误认为“七月流火”的早秋罢？实际中并非如此。那些误会的，或者选择淡化秋意的委实大有人在；她们时常以种种自出心裁的方式，忤逆气象的恒常规律，来衬托一己之风流姿态。

那些“美丽冻人”的女子里，留给我印象颇深的大抵有这样三类喻体 ：春柳、夏花、秋菊。

春柳同水仙一般临水，如揽镜自照， 如作顾影自怜貌。然而水仙的一生是将整个根芽浸没在水，不管这水是否为活泉或者死潦，也不管主人精心侍弄或者置之不顾；春柳则自由得多，临水而不委身于水，如果说有所寄，它一般托之于风力，且看它的绿丝绦随风摇曳，何似一位俏佳人正一面狎水、戏水，一面搔首弄姿的情景！由此可见，世上的骚人才往往将水仙的自恋同旷夫怨女相萦系，多属于不能自己成全自己的一类。至于垂杨之柳么，除了赠别的信物外，像徐志摩君抽离其悲戚的象征，赞它是“夕阳中的新娘”，荡漾起波光艳影的回忆。另外，杨花烟柳也自然教人联想到荡妇、娼妓之流，可不是，例如秦淮河畔的柳如是即以之自况，五百年前后，她的形神莫不在河畔曳曳生姿着，每逢春来，暗暗吐着自由的飘絮。哪怕是近代上海弄堂里做皮肉生意的，也堪称发新女性之声、为新女性之举的先驱。

有人说张爱玲女士可算水仙一类，所谓“临水照花人”嘛——那我大概可以梦见上帝或者释迦牟尼笑而不语了。

那么，毋庸置疑的是，美丽冻人如春柳者，首先是具备一种自由而外放的性格。叶薇女士近来问我，何以有些女生竟在冷天里着短裙。我想，她们无非是想在通过外露体格的美好与抗季节之换的叛逆中，得到一些自由精神的确证罢了；试想一下，那些往赵家楼里投掷燃烧瓶的学生们，其中心意想来也不过如此：今天曹汝霖卖国，明天张汝霖复辟什么的，都不足为关键，关键是青年体内一腔自在的情绪得以宣泄就好。

我个人更为欣赏美丽冻人如夏花者。“生如夏花之灿烂，死如秋叶之静美”——虽有印度贤哲泰戈尔褒美在前，但我以为这审美体验还可以更进一步。泰翁本在审美力上无可缺憾，夏之秋之特色全乎在眼前了，然而，还是不可避免，他在生死话题上犯了“二元论”之谬，为生与死套上了锒铛枷锁。

我认为，夏花真正的姿态同样应具自由，生时固然外露己志，死时亦当有向死而生的魄力。欲究向死而生，则不得不先由生而死看它式微的履历，未知生焉知死，又焉知向死而生？

纵观夏花一生，最著于生命的璀璨，也最擅于挥霍它，乃至于毁掉它。

阿六便是我邂逅的一朵夏花。每天她都执着于、痴迷于运动场上跑跳的淋漓酣畅，无数富青春活力的瞬间，时时刺痛到我慵懒而衰朽的灵魂。有时天凉了，我劝她勿要锻炼太久了，怕她流汗，怕她受寒——但这丝毫动摇不了她。她在我眼里，确乎有某种程蝶衣式“不疯魔不成活”的气度。她终于还是受寒了，一次或者两次，在某一个深秋的午后。那时，她来自病体的声音几乎在发颤，我一面心疼，一面感动于她像一片病叶，像一朵残蕊的夏花，斑斑点点、历历星星细数着昨天夏日里的辉煌。

其实，更加可爱的是，秋叶之死则护来岁的花，辉煌之暂隐则是为攒聚来日的新生。或许，这样的“向死而生”也是世间万物生生不息的秘密罢。

至于秋菊，我觉得它最为可憎。因为明明已经被举世贴上“傲寒”的标签，给概念化了，冻的本身意义何在？其次在色相与象征上，菊较花柳本来逊得多。寻常人家在春夏里折柳攀花的实在多过秋冬里赏菊摘菊的，一者是人不耐菊所耐之寒，二者便是苍颜黄须的菊常用来赠送老者而非用以譬喻青春。因此，在年轻人这里，它何以配得上“美丽冻人”一词呢？

不止于此，人有“爱屋及乌”，便有我“憎菊及人”。那人于我倒不是陶潜居士，而是屈原，是佩香草搴木兰的美人。他偏偏也爱菊，爱到“夕餐秋菊之落英”的地步——可以想见屈原的顽固，他是一日日等到耐寒的秋菊向酷冬缴械——一如秋菊的顽固。即便秋菊落尽，果腹屈原这般的人物后，另一个顽固而不讨喜的分子应运而生了；无数历史同样见证了这样的“生生不息”，在人心凉薄的社会里，不讨喜但合理地存在着。

冬天就要来了，但愿我能够作为秋菊的身份，在严寒里努力取暖，以便去匹配来年那春柳的柔情与夏花的炽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