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藏的生死书》里说到：我们是一个没有死亡准备的民族。
以至于我们当中的许多人，直至大限之日将近，才会去认真的思考“死亡”这件事。
当然，中国也有人会写到我们该正确的认识以及接纳“死亡”，白岩松也曾在节目中提到过：中国人讨论死亡的时候简直就是学生，因为中国从来真正的死亡教育。
我一直以为只有中国在这方面的教育是缺失的，直到我读过了阿图·葛文德的《最好的告别》，我才意识到，对于“死亡”，我们人类其实都没有做好准备去面对它。区别在于，我们国人在感性上很难去接受“死亡”这种情感上永久的生离死别罢了。
看过《最好的告别》，我不由得深深佩服阿图·葛文德的勇气，胜过于他的才气。他作为一名医生，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当然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那可是无量的功德，但你若是直接告诉别人说：很抱歉，你的生命到此就要结束吧，接受死亡的到来吧。
我相信，连普通人说出这样的话，都是不能被人容忍的，更何况是医生。而阿图·葛文德却敢于去承受这样的压力，因为只有真正地做到了，或者说认识到了：生与死，只是人生的必经阶段罢了。那么到了生命该结束的时候，无论是老之将至，亦或是意外病痛，都要坦然的去面对。
可现实中，很多人很多时候并不是这样的。作为生命即将结束的主体，往往会拼命抓住最后一根稻草，只要有希望，都会想要将自己的生命延续下去，因为在那个时候他才真正意识到了“死亡”的含义；而作为亲人朋友，也只会一味地鼓励他要坚强的活下去，即便知道一个接一个的手术过后，结果还是躲不过“死亡”二字，随之而来身体也会在手术刀以及各种药物的摧残下残破不堪。
看完《最好的告别》，我想起了关于“死亡”的一件往事。
那是我从小到大第一次住院，当然我并没有严重到“死亡”的境地，而住我隔壁床的老大爷，却时日不多了。
老大爷得的是胃癌，而且已经晚期。样子十分消瘦，我才也许是病了以后才变成这个样子吧。老大爷是北京人，热心也爱聊天，话里话外却也听不出大限将近的意思。
但老大爷每一天过的是非常痛苦的。无法进食，只能靠输入营养液，偶尔吃一点点东西，一不小心就得往外吐，吐得满头大汗；每天夜里老大爷疼得翻来覆去，嘴里直哼哼，我也因为老大爷痛苦的呻吟而整宿整宿睡不着觉，却又不忍心去责备于他。疼得不行了，只能按下床头的铃声，叫来医生打上一针止痛药，才能睡上两三个小时。
有一天，老大爷和我述说了他生病后的经历，以及做过的大大小小的手术，从他平静的叙述中，我却感到了强烈的疼痛，而那种疼痛，在他将身上动过手术的各种伤疤以及手臂上密密麻麻的针孔展示给我看时，达到了顶峰。
那一刻对我的冲击是巨大的，我不知道该和老大爷说什么，只是点着头，然后在心里告诉自己：我的“死亡”绝对不能是这样的。
老大爷还是不是发一些牢骚，以及他补偿不够的老北京胡同里的房子，他说过两天还要动个大手术，到时候就不用天天打营养液了……说到这些，老大爷的眼睛里发出了难得光亮。
当时我的内心也是希望而且坚信老大爷能好的，毕竟那么好的医院，那么好的条件，那么牛的主治医师。
没过两天，护士给我换了房间，说是老大爷过两天要手术，需要一个人住静养。我也没想太多，只是希望老大爷手术顺利。而在后来某一天的早晨，当我路过老大爷病房的时候，病床已经空了。在我转身回去的时候，遇到了老大爷的女儿，因为之前有过交流，我问起了老大爷的情况，才发现他女儿的眼眶是通红的，哽咽着：你大爷昨晚已经去世了。
对，在我的印象里，那是自己离死亡那么地近。老大爷向我述说他的病历史时的神情还如此的清晰，此刻他却永远的消失了。用科学术语来说就是：死亡。
我想说的是，在死亡即将到来的时候， 很多人或许包括我自己，没有清晰的观念，没有正确的认知死亡，而只是把命运交由医生、技术和陌生人来掌握。
试问，我们还能否优雅的跨过生命的终点？
敬畏生命，真爱生命，很多时候姥姥为我灌输的万物有灵论已经给了我足够的认知和信仰。
但面对死亡呢？我们或许应该更勇敢一些，正如作者所说的：到那一天，生的愉悦与死的坦然，都将为成为生命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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