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是由那些“去”个性化的个人所组成，它就仍然完完全全受那些冷酷无情的个人主义者所摆布。让个人按自己的喜好随意组合成各种团体和组织，而正是这种组合以及个性不情愿的消亡，才使得社会非常容易屈从于独裁统治。可惜，100万个零加起来也不等于一。
最终，一切事物都取决于个体的性质，但是我们这个极为短视的时代只从大多数和大规模的角度出发来考虑问题，即使有人认识到这个世界有太多被一个暴君控制的训练有素的暴民和暴乱。遗憾的是，这种认识似乎还未深入人心，人类的愚昧无知非常危险。人们仍旧快活地组织大规模行动，他们相信大规模行动最有效果，却丝毫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那些最有势力的组织只能通过最冷酷无情的领导和最廉价的口号来维持。
奇怪的是，教会同样也希望利用大规模行动来驱逐恶魔——真正的教会正是以拯救个体的灵魂为己任。他们还没有听过群众心理学的基本理论，个体在道德上和精神上在大众面前低人一等，因此，教会不会过多地去履行他们真正的使命去帮助个体获得转化和精神复活。
遗憾的是，如果个人不能在精神上获得真正的再生，那么同样的，社会也不可能得以再生，因为社会毕竟是需要上帝救赎的个体的总和。因此，我认为一切都是错觉，当教会设法——明显他们也是这样做的——劝诱个体加入一些社会组织，使之陷入毫无责任感的状态之中，而不是把个体从麻木和愚钝中拯救出来，也没有使个人明白他本身即是拯救世界的重要一员，因为拯救世界是由拯救每一个个体的灵魂组成的。的确，群众集会在个体面前炫耀他们的观点，并试图利用群众建议在人的脑海里留下深刻的印象，而结果却往往令人惆怅，一旦那种病毒消失，人们就会马上转为屈服于另一个更明显、更响亮的口号。
个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成为一道防护伞，避免那些有害的影响。基督或许曾经在大规模活动上召集过他的门徒，基督曾喂饱过五千人，这五千人后来是否成为他的追随者，而且没有在保罗出现动摇时同其他门徒一起呼喊“钉死他”呢？
还有，耶稣和保罗不正是那些相信自己内心体验，不顾世界的眼光，我行我素的原型吗？
这些争论当然不会使我们忽视教会所面临的真实处境。教会试图集合一个个的个体，把这些信徒集结在一起，使无组织的集体成形为一个个组织，这就不仅是在从事一项伟大的社会服务，而是为个人引入有意义的生活方式，带给他们价值无边的福祉。
然而，这种福祉，通常来说，也只能为个人确认某些趋势而不能改变这些趋势。经验告诉我们，令人遗憾的是，人的内心是不会被改变的，无论他从属于多少团体。环境不能给予的，人只有努力和经受苦难才能得到。与此相反，有利的环境只能加剧危险的倾向，让人寄希望于外部因素，甚至期待着那些外部的现实条件根本不可能提供的蜕变。
我的意思是说人的内心的深远变化，尤其当今的集体化现象愈演愈烈，未来的人口过剩问题没有解决之道，这种变化就更加迫切。现在，我们是应该自问，我们凝聚在公众组织中的究竟是什么？到底是什么东西构成了每一个人(每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而不是统计意义上的人)的本质呢？这些问题都只有通过一种全新的自我反省过程才能得以回答。
一如所料，所有的大规模运动都容易倾斜到由大多数人组成的斜面上去。哪里人多，哪里就安全；什么东西信的人多，就肯定是真的；什么东西想要的人多，就值得去奋斗，就是必要的而且是好的。在众多的动荡中，人们有能力通过武力来让美好的愿望都如愿以偿；但是在这些愿望之中，最甜美的愿望，还是希望人们都温和地、没有痛苦地回归到孩童时代，回归到父母膝下，回归到无忧无虑、无需担责任的状态中去。一切的思考和照料都由上帝来完成，一切的问题都有答案，一切的需求都有必要得以满足。
大众的这些儿童般幼稚的梦幻都是不现实的，他也从未想过去问，这人间天堂是谁来买单？这样，现实问题最终还是要留给更高的政治或社会权威来解决，而实际上这个权威非常乐于从命，因为这样一来他的权力就增大了。他的权力越大，个人就变得越软弱、越无助。
每当这种社会条件得到大规模的发展，通往专制独裁的大门就打开了，而个人的自由就变成了精神和物质的奴役。事实上，由于每一种专制独裁都是不道德的和冷酷无情的，所以与那种依然考虑个人因素的制度相比，他在选择自己的统治手段方面有更大的自由。
如果这种考虑个人因素的制度与有组织的国家发生冲突的话，他很快就会意识到自己在道德方面存在的真正弱点，因此不得不利用与自己的对手相同的手段来使自己获益。于是，邪恶便不可避免地扩散开来，即使是可以直接预防的地方也是如此。当数量众多以及统计价值居于决定性的重要位置时，邪恶传染的危险性就更大，正如现在西方世界的情况。报纸上每天在人眼前报道各式各样令人窒息的群众力量，将个人是无足轻重的这种观念彻底灌输到个人头脑，使个人丧失了一切发声的希望。自由、平等、博爱这些陈腐的理想，对人毫无帮助，因为个人只能将这种诉求付诸他的刽子手，也就是群众的发言人。
对有组织的群众进行抵抗，只有个人的个体性也像群体那样有组织性才能奏效。我完全知道，这个主张对今天的人来说听起来几乎难以理解。
中世纪时期有一种观点认为，人是一个微观宇宙，是一个反映大宇宙的微缩版，这种观点早就不存在了，虽然这种包容世界、适应世界的精神的存在会教给人类更好的东西。不仅宏观宇宙的形象已经深植于人的精神本质，而且人还在一个更广阔的范围内创造了自己的形象。一方面，人拥有反思意识的优点，使自己与宇宙保有“一致性”，另一方面，得益于本能中遗传的和原型的性质，他与环境紧紧相依。
但是，人的本能不仅使他与宏观宇宙相依，在某种意义上，还将人与宏观宇宙分离开来，因为他想要与宏观宇宙逆向而行。这样，他便陷入与自身连续不断的冲突中，而只在极少数情况下，他才能成功地给自己的生活确定一个完整的目标。
为此，人类通常必须付出极大代价来压抑他本能中的其他方面。人们不得不常常自问，这种过分执着的做法是否确实值得推进，因为人的精神本质存在于各种成分在一起的争夺以及与之相反的行为，即一定程度上的分裂。佛教里称作执着于“万物”。这种情形急需秩序与整合。
正如混乱不堪的、往往以两败俱伤而终的群众运动常常被一种独裁意志强迫着在一个既定方向上发展一样，处于分裂状态的个人也需要有指示性的和有命令性的原则。自我意识乐于让自己的意志来发挥这个作用，但是却忽视了那些阻碍自己意图的强大的潜意识因素的存在。
如果自我意识要想达到整合的目标，它就必须首先了解这些因素的实质。它就必须体验它们，否则，它就必须具有一种神圣的象征，可以表达它们以及引导它们达到整合的目标。
这并不是说基督教已经终结。恰恰相反，我相信，不是基督教，而是我们关于基督教的理解和解释，在当今世界形势面前有些过时。基督象征是一种有生命的东西，它本身就孕育着进一步发展的可能。它还能够继续向前发展，而取决于我们，我们是否有决心去重新思考规划它，而且完全是在以基督徒名义的前提下。
这就要求我们对个人、对个体的微观宇宙，采取一种与我们迄今为止所采取的完全不同的态度来对待。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人知道用什么方式方法能够与人坦诚相对，不知道自己能够经历什么样的内心体验，不知道在宗教神话背后还有些什么精神层面的事实存在。这一切都普遍笼罩着黑暗，以至于没人能够明白，人为什么应该对这些问题感兴趣，人应该做出承诺以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对这些问题，我们都无从回答。
这也不奇怪，因为实际上所有的王牌都掌握在我们的对手手中。对手可以诉诸军队武力，动用可以碾压一切的权力。政治、科学、技术都与他们在一个战壕。
高深的科学理论代表着人类目前能确定的智力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至少对当今的人类来说是如此，因为人类已经接受了很多科学理论带来的改变，这些改变令过去年代的落后和黑暗以及迷信都得到启蒙与教化。
人类的先人就曾因为在那些不能做比较的因素间进行错误的比较而严重地迷失过方向，但这些却从未能引起人类的注意。特别是那些人们向其讨教的高智商的精英，他们几乎一致宣称，凡是今天的科学不能解决的事情，在任何别的时代也都不可能解决。所以，重要的是，信仰会有可能让人有机会接受到超现实的观点，需要被人们以对待科学的态度来进行审视。这样，当人们质疑用以托付治愈灵魂的教会和教会发言人时，人类就会了解到：归属于教会这样一个有决定性作用的、世界性的组织，多少是有必要的；令人产生怀疑的信仰的一些细节只是一些具体的历史事件；某些仪式活动会产生神奇的效果；基督受难是为了替人类赎罪以及把人类从永恒的诅咒一类的恶果中解脱出来。
如果人开始反思这些问题，由于用来了解宗教的方法有限，他必须承认他根本不懂得这些宗教理论，于是他就会有两种可能的反应，一种是不假思索地去相信和接纳，而另一种是因为完全不懂而断然放弃。
然而今天的人类可以轻松地思考和理解由国家大量传递给他的所有“真理”，但是人类对宗教的理解却由于缺乏指导和解释变得非常困难。如《新约·使徒行传》第8章第30节所述，问曰：“你所念的，你明白吗？”答曰：“没有人指导我，怎能明白呢？”如果即便如此，人类还没有放弃宗教信仰，那是因为宗教源于人的本能需要，也因此是一种特别的功能。
人心中的神可以被拿走，而只需要给他其他的东西作为回报。在集体造就的国家，领导者难免被神化；在这种粗陋行为尚未被武力所强制执行的地方，一些令人沉迷的因素油然而生并取而代之，比如金钱、工作、政治影响等具有魔鬼般的力量。当人类的天然功能丧失，也就是无法进行有意识的、有意图的表达时，就会产生整体性失调。
因此，如果理性女神取得胜利，那么一种整体性的精神病就会蔓延开来，会产生人格分裂，与当今这个被铁幕所分裂的世界类似。一条布满铁丝网的分界线将现代人的精神世界分隔开来，不管你是站在哪一边。
正如典型的神经症患者潜意识里不知道自己的心理阴暗面一样，一个正常人也如此，同神经症患者一样，只能在他的邻居身上或者在这条鸿沟另一边的其他人身上看见这个阴暗面。甚至，把资本主义一方和社会主义一方比作罪魁祸首已经成了一种政治义务和社会责任，这样使人们被外表所迷惑，而不再关注内心。但是如同精神病人一样，尽管他另一面的潜意识隐约地预感到，所有这些现象与他的心理状态不佳，因此西方人对自己的精神世界和“心理状态”产生出一种本能的兴趣。
如此一来，不管情愿还是不情愿，医生们被召唤到世界舞台上来，咨询他的问题主要涉及个人最私密和最隐蔽的生活，但是最后的分析显示，其直接的结果就是时代思潮的影响。由于带有一些个人的症状，时代思潮通常被认为是“精神病”。
这非常正常，因为这种思潮是由一些非常幼稚的幻想组成的，与一个成年人的精神内容格格不入，会被我们的道德判断压抑下去，至少在这些内容被显意识意识到的情况下。大多数这种幻想，并不必然会成为任何形式的意识，也不见得，至少可以这样说，曾经成为过意识以及曾经被有意识地压迫过。相反，这些幻想貌似一开始就存在，或者至少曾经在不经意间产生过，且一直保持着那种状态，直到心理学家介入才使得这些幻想跨越了意识的门槛。
潜意识幻想的激活是当意识处于困境中时才会出现的一种过程。如果不是那样的话，这些幻想将会正常地产生出来，不会在大脑中形成精神错乱。事实上，这种幻想属于童年时代，只有有意识的生命中不正常的情况过早地强化了这种幻想，才会引起精神错乱。精神错乱特别常见于父母对孩子的不良影响，破坏儿童成长的心理环境，产生令儿童的精神平衡受到打击的精神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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