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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我想，陆文婷没救治过来，是不是更贴近现实呢？
一个医术精湛，恪尽职守的好医生却受文革迫害，三十年来没升职称，没涨工资，生病时医院甚至都不关心，如果说坎坷的医生生涯是她的命，那孩子和自己的病或许是上天给她开的玩笑罢了。面对朋友的离开，病情的折磨，家庭的压力，外界的质疑，陆文婷没有倒下，甚至不曾“自私地”为自己想过。谌容塑造的这一女性知识分子无疑是完美的，她刚毅，坚决，聪明，专业，毕业于好大学，丈夫是科研人员，自己是公职人员，还有两个孩子，照今天的话来说，陆文婷算是“人生赢家”。但是，当我们跳开传统思维，反思一下人生的意义和个人命运后你就会发现，一切光鲜亮丽背后是千疮百孔，压垮陆文婷的最后一根稻草是突如其来的心肌梗塞。
文章以陆文婷视角铺陈开来，以知识分子的命运为主线，用哀婉而有韧劲的笔触揭开文革后的社会现状，反思知识分子的社会存在境遇。文中陆文婷受工作和家庭双层重压，傅家杰徘徊与家人和科研之间，姜亚芬一家在祖国和孩子之间抉择，还有“马列主义老太太”秦波，只会坐办公室的院长……一个个特色鲜明的人物跃然纸上，一阵阵反思低语传来。
人到中年，社会也到了中年，不破不立，重新寻找自己，是陆文婷等一干知识分子的道路，怎样发展向前也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社会所需要思考的。这样来看，陆文婷没有死，实际上是社会发展的映射，将她放入社会角色——担起改革发展的中流砥柱，其实不难看出，她所有一切无私大爱都象征着社会的包容，病痛使她神志不清时，她没有选择妥协，强大的求生意识和责任感将她拉回来了，面对咄咄逼人的病人家属，面对不近人情的上司，面对一直愧对的家庭，陆文婷不能死，面对无数亟需治疗的病人，这是属于她该做的，因为她身上显现的是所有知识分子，改革发展社会的知识分子。
谌容在采访中道：“陆文婷还有很多工作没做完，还有很多心愿没偿还,她应该活着。”活下来了的陆文婷以后要经历什么我们不知道，好还是不好，生活会有改善吗，孩子的怎么办，工资会不会涨，丈夫的科研成果怎么样，姜亚芬回来了么……这些问题统统用一段话概括：“接连下了几天雨，一阵冷风吹得光秃的树枝呼呼地响。雨后的阳光格外的明媚，强烈的光束直射进这长长的长廊，冷风也呼啸着迎面吹来。傅家杰倍加小心地搀着妻子，迎着朝阳和寒风朝前走去……陆文婷大夫靠在丈夫臂上，艰难地一步一步朝门外走去……”就像小时候看童话故事，最后告诉你“王子和公主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了。”以后，那是留给读者自行想象的，而陆文婷的以后是留给社会发展来定论的。
小说反思着知识分子的命运和社会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在这其中，陆文婷和姜亚芬两人的选择，代表着知识分子截然不同的选择和人生境遇。离开还是留下。社会需要知识分子的和给予知识分子的不成正比，上层领导的官僚主义和虚假也从反方向逼迫知识分子“自我精神的觉醒”。如今似乎也存在着这样的情况，原因另当别论。在事业上升期遇上“文革”而被搁浅，“文革”过后依然错过了大把机会。在事业和家庭的重压之下姜亚芬选择出国，在我看来，这其实是属于姜亚芬个人的“自我精神的觉醒”，她深知自己是中国人，她深知自己不愿走，但是生活没有个她机会，这时候，或许“自私”多一点，哀婉就会少一点。
而单单来看陆文婷个人，即使是有智慧的知识分子，但依然加之作者的理想主义色彩，社会的，家庭的，婚姻的，过多的责任付之于她，她任劳任怨，这样一个近乎完美的角色，实则活在被安排的命运里，她有社会赋予她的必须活下去的命运，没有毅然决然摆脱苦难的命运。与姜亚芬相反，陆文婷个人，少了些“自私”，多了些哀婉。
现实是，被认为现实版陆文婷的蒋筑英去世了。文学艺术往往是理想的，关于姜亚芬出国这问题，我们只关注了她不该走原因，忘了她不愿走的原因，也不知她走后好不好；对于陆文婷被治好这一问题，我们看到的是她同病魔抗争，却不会去思考为什么她要活下来，活下来以后会重蹈覆辙吗？
在时代和生活的重压之下，你可以是姜亚芬，也可以是陆文婷，作者将二人的命运置于社会层面，反思“文革”伤害的同时，也揭开了知识分子的伤疤，都有哀婉的时刻，却有坚韧的心性。姜亚芬离开国土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仍然有警醒意义，陆文婷活了下来才有了今天的中国社会。小说呈现的对于知识和人才的轻视、对于马列主义老太太恭维以及社会责任和个人命运等问题，仍值得我们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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