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柴油机的故事

      我68年11月，从合肥八中毕业后下放在安徽桐城县王集公社界河大队徐河生产小队，即所谓文革老三届第一批下放。我们小组四位男生和两位女同学被大队部临时安置在一所农村小学两间房子一间锅屋（即厨房）里居住，虽然睡的是土砖床，床上铺着稻草垫，开始劳动很累，又没有什么菜吃，也不觉得有多大苦，可能是刚到农村的新鲜感所致。

    徐河生产队（当时称谓）是一个人杰地灵的美丽小村庄，一条发源自洪涛山脉流经地湾砖仓的小河，绕着村庄从西北方向流向西南，又缓缓地拐弯顺着村庄的南部边缘，一直流到村庄的东南部......村里乡亲都对我们热情客气，他们不少人还读过几年书，说话做事本本份份，对人尊重，都喊我们"大学生！"，时常给我们送点他们家自留地长的蔬菜和咸菜、红薯等食物。后来和他们熟了，村里的乡亲小哥们董子文、汪恒龙、方继才、方继祥等人和我们最要好，常和我们一起聊天，还教我们如何干农活；小队长方伦常叔和不少乡亲家里有点菜，有时还要我们去家里吃饭，在当时生活困难的时候是不容易的，我们心里很感激。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曾回到自己很是思念的徐河村庄，住了一夜，带去酒烟和乡亲们畅饮叙旧，拜望当年方队长和他大哥方伦如（我们也去他家吃过饭）的两位老遗孀大妈。徐河已经成了爆竹之乡，生活有了很大改善。言归正传。我们下放地点离合肥只有90多公里，地处江淮之间，主要是以生产稻子为主，没有其它什么经济作物。这就使我经常回想起，在下放期间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故事发生在1969年夏季早稻成熟的季节。

      当时界河大队因为没有任何机械加工设备，老百姓绝大部分都是用最原始的方法加工大米（手工碾磨），费工费时且是糙米，口感很差。只有少数条件好点的人家才到十几里开外的新店公社横店大队去碾米。那时碾一担米，一般的都是一天时间，甚至是早上去，深夜才能回来。这是我们队里当时只有14岁的小乡亲熊言贵（他现在是中共党员，王集中学高级教师退休）现在回忆的情况，他曾陪妈妈到横店大队部去碾米，记忆深刻。后来就改用柴油机带碾米机将稻谷去壳碾成白米，才能将其做成可口的米饭。这是后话了。但当时就在田里稻子熟了这个节骨眼上，我们相隔不远的新店公社横店大队的柴油机却坏了（当时王集公社有六个大队都没有机械设备）碾不了米了，使社员们生活更加不方便。为此大队干部虽很着急，也是空作叹息，无法可想。看到这种情况，我那时作为下放学生，20岁血气方刚，涉世未深，糊涂胆大，另外也觉得自己既然下放到这里，应该为乡亲们做一件好事儿，没有多想就跑到大队部，找到大队董书记说，"我去省里找人为大队去买一台新柴油机！"大队书记听到这话一脸惊愕，先说了句，"没那么容易吧？"接着他就机警地鼓励我说："你真能帮大队买到好柴油机，奖你20个工分（我们每天劳动挣8.5工分，每10分工约值4角多钱）外加10元钱。"这个奖励确能引诱我，但我想的还不是这些，我只想要做一件让社员们都高兴的事情，证明自己的能耐，给我们知青撑点面子。

      大队对此事真是看得重，派出了精明干练的30岁左右的民兵营长陈支武，他和我去合肥前，还在大队会计那里支了20多元钱旅费。（具体数字不记得了）出差前一晚上，董书记亲自到供销社打了一斤地瓜酒，叫我们去他家，要他"烧锅的"（桐城农村男人叫老婆为"烧锅的"）抄了两个家里菜，算是给我们送行。三杯酒下肚后，书记还是不放心，似自言自语说，"东西要是搞不回来怎么办，如何对大家伙说？"我当时也是以酒壮胆，竟然拍起胸口大声说，"东西搞不回来，扣我50个工分！"书记红着的脸笑了，他要的就是这句话。当时我思想轻松，认为这是简单的事情。另外我想到自己老父亲文革前曾经负责安徽省计委的工作，虽然父母亲当时也是下放在宿松县农村，但是找找他们的老同事或者老上级应该能解决问题。于是我们俩从县城搭车回合肥，记得当时在县里吃午饭，虽然是两菜一汤，但也是一盘抄肉丝和一盘抄三鲜，伙食比农村好多了。陈营长说，给你加点餐，只要办成事就行。

      谁知到合肥住下后，找到了原省计委一位大哥哥（他文革前在省计委办公室工作，我们喊他大哥哥）一打听，顿时傻眼了。原来柴油机是计划调拨物资，很紧缺，尤其在抗洪救灾的夏天发水时期，柴油机完全由省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组控制调拨，一个生产大队想买台柴油机回去碾米，在当时简直就是天方夜谭的事。我和陈营长回到旅馆坐在床上，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我香烟一支接一支抽（那时我已学会抽烟了，下放学生抽烟多）。真是天无绝人之路，这时，我突然想起了文革前安徽省老副省长、30年就参加革命队伍的老红军马长炎伯伯，小时候我常和他二儿子马元翔（他比我大两岁）一起玩。马伯伯很喜欢我们小孩，见到我们就摸摸我们头，拍拍我们肩背。他由于长期搞水利工作，当时三结合他在省革会生产指挥组是分管水利部门的领导。我决心在第二天晚上到马伯伯家碰碰运气。马伯伯家住在省政府西北院子里省长楼，一排四户人家，第一户是桂蓬副省长，第二户是朱光副省长，第三户是王中副省长家，第四户是马伯伯家。他们都是老资格有名望的老领导。我到马伯伯家门口，他和家人正好在门口摆放的竹床上乘凉，手里拿着一个芭蕉扇，我喊了声"马伯伯！"他说，"这不是小大毛吗？你可是红卫兵的名人啊！（文革初期我是大专中学红卫兵总部宣传部长，是所谓五老保保皇派）你不是下放了，可有事找我，你们坐下说。"他家有位阿姨给我们倒了水。我说明来意后马伯伯将头直摇说，"柴油机是抗洪救灾物资，是要用在抗洪第一线去的，你们这是给我出难题！"我只是低着头不说话。最后马伯伯还是发了善心说，"你们从农村出来一趟也不容易，老百姓碾不了米也是困难啊！你们可有介绍信？"陈营长说有。结果，马伯伯拿笔在介绍信上批了几个字给省生产指挥组下面一个管水利的小组负责人（可惜名字忘了），请他据情"酌处"。我们鞠躬向马伯伯告别，回旅馆路上高兴坏了，自认为问题解决了。陈营长说：“见这样大的领导把我吓坏了！在农村不要讲见省长，县长都没见过，公社武装部长我都怕他。"

      接着事情还不顺利。我们到省生产指挥组（在老省委北楼办公）找那位叔叔，他也是一位老干部。他看了马伯伯批示说，"领导批了，但现在暂时没有设备，抗洪都用了。等有了设备我再处理。"他都没有松口说有设备再给我们解决。我们的心又一次碎了，东西没有，神仙也救不了。回去后，还是不死心，又找计委那位大哥哥（后来他曾任省计划副主任）请教。那位大哥哥说，"说实话，设备肯定是会有备用的，还可以做做工作。大毛你可去找丁捷叔叔（原省计委文革前老处长，后来是省建口厅局长）那里，他和你找的那位管水利设备的领导解放前就是一个部队老战友。丁叔已被解放在省建设口当领导。我们即去了省政府后门一座小楼丁叔叔家，他很客气，立即给那位叔叔写了封信，并讲明了我的家庭情况。（我没有和那位叔叔说）丁叔说，"我明天一上班，就给他再打一个电话。"他真是很细心很体贴，使我感到温暖。第二天，又到那位叔叔办公室，将丁叔信交给他。他边看信，第一句话就说，"你是体祥同志的大儿子啊！也长这样高。"说着，就打电话喊了一位年轻的干部进来，吩咐了几句，又对我们说，"想法在蚌埠柴油机厂（后来知道蚌埠柴油机厂52年建厂，是国家多缸柴油机的重点企业之一）给你们调一台，唉！真是难办的事啊！"我们也不知道如何感谢了！赶紧乘火车去了蚌柴，找到了原我们家在省政府东三楼的邻居省计委副主任李儒参（音）叔叔，他由于某种原因被下放到蚌柴，当副厂长。李叔很热情，招呼我们去食堂吃饭，并拿去调拨单交人办理，很快就在仓库提出一台崭新的柴油机，柴油机是灰色的，立式两缸手摇启动。工人将机器外面钉上木架笼罩固定，并说发车后不久就会到目的地。这里说一句，当时这台柴油机是纯调拨还是我们付了钱我已记不清了。直到2018年9月下旬的今天，经安徽日报报业集团广东办事处韩文主任（记者）“牵线”，（她在博客上发现熊言贵写的关于徐河知青下放的文章，里面有我的名字；后来又热心帮我联系上了近50年未曾见面的当时村里的“小乡亲”熊言贵），并据他后来对农村生产大队的了解，“蚌柴”生产的20马力柴油机是计划物资，根本不是钱能买到的东西，再说，按当时的价格，至少是几千元，一个生产大队哪里有“几千元”的家当呢？按国家对计划物资调拨渠道的关系，应该是按照“防洪救灾”的救援要求，无偿援助给农村的。不管怎样，这都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农村群众的关心，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现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号召和落实精准扶贫，更是攻艰克难，使贫困地区农村群众脱贫致富。当时只记得我是热泪盈眶，心里非常激动，非常有成就感！我回到生产队后，大家一见我就夸我为他们做了件好事，大队领导在会上也表扬我是好知青，虽然再没有提奖励我的20个工分和10元钱的话，我也没有计较什么，只是庆幸自己到底还是办成了事。现据言贵说，当时界河大队建起了碾米机厂。当时这台大柴油机是稀罕物，许多老年人像看戏一样跑很远的路来看。当时董子文、夏长青、江传才三个人负责经营。后来选用了一个从朝鲜战场回来的一位老同志当这台柴油机的操作人，他维护保养得好，柴油机碾米用了很长时间。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才被电动机取代了。（这台柴油机在界河农村用了20多年。）其它五个大队至少是三年后才陆续有了自己的碾米厂，而且动力没有界河的大，碾米质量不如界河大队的好。所以界河大队的碾米厂，到冬天碾米要排长队……言贵说这是他的亲身经历，记忆犹深！

      这个故事离现在已近50年了，这是我知青生活的一段小插曲，平淡而无奇，甚至使人感到有些费解，不就是一台柴油机吗！？这样的东西在今天太平常不过了！可是在文革时期困难的背景下，尤其是蚌柴生产的柴油机，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是稀罕的东西。如果没有革命老前辈对我们下一辈的关心爱护和支持，更是无法办到的。这就是今天我写这篇小短文的立意所在，这就是不论是从任何角度说，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忘了革命老前辈，永远感恩革命老前辈！

      回忆到这里，我心里最感谢最想念的还是马伯伯、丁叔叔、李叔叔、省计委大哥哥和不记得名字的那位叔叔。他们已经或者可能离我们远去了，马伯伯不幸逝世已经20整年了，而他们清晰善良的笑容、和蔼可亲的话语，一直刻在我的脑子里，回响在耳畔，永远不会淡去。

（因最近联系上了当时我下放徐河村的小乡亲熊言贵，据他介绍的情况，对该文进行了修改充实。现在简书上重发，期待和简友们一起分享和交流，请大家多提宝贵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