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中年才慢慢开始真正懂得和欣赏杜甫。
早年的杜甫，满满的自信。
“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壮游》）
“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 房兵曹胡马》）
“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画鹰》）
那份少年的阳刚之气，让我想起贝多芬早年的音乐，比如第一和第二交响曲，早期的几支钢琴奏鸣曲，及早期的弦乐四重奏。有趣的是早年的杜甫更多些狂气，贝多芬更多一份“呆萌”。
少年杜甫的那份狂气，很有意思。中国两千年的儒家文化体系下，有相当数量的天才，IQ很高，熟读了一肚皮的圣贤之书，写得好诗做得好文章，便觉得自己就应该立刻去治国平天下。比如杜甫说：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
“枕戈忆勾践，渡浙想秦皇。”（《壮游》）
然而，他们全没有受过任何实际的行政管理训练，情商和人际能力也是大大的问号，入了官场非但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反而是到处得罪人，撞得满头包。杜甫李白是这样，之前的王羲之是这样，后世何绍基亦是如此。
罗斯科 “Four Darks in Red”。1958年。惠特尼美术馆
真正成就老杜“诗圣”的那些中后期名作，主调是“悲怆”。
“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羌村三首》）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登高》）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登岳阳楼》）
老杜的伟大，是其悲怆背后的坚韧，那种历尽艰辛而不怨天尤人（老杜晚年诗里经常自嘲），那种朴质厚重，是全人类的，至少是全民族的。同样是悲剧性，老杜的情感厚度要远远强于柴科夫斯基。柴太个人，太纤细，格局不大。那种“伤感”，要不得。而不少西欧和美国乐队的演绎，又会过度强调这种纤细伤感。虽然不能一概而论，但我听到的俄罗斯和东欧乐队 演奏的柴科夫斯基往往有说服力得多。
罗斯科 “第十五号”。1957年。伦敦皇家美术学院
然而，伴随着老杜的悲怆的，是无奈。贝多芬则大不同。孤独和悲怆伴随了贝多芬大半生，然而他的悲剧性极深沉，如他后期的几支弦乐四重奏，简直有《老子》那种“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的味道。贝多芬的骨子里更是百折不挠的斗士和巨人。听贝多芬《第七交响曲》，在悲怆的第二乐章后仍能奋起，直闯入狂喜之境。第八交响曲的清朗澄澈，已经接近（但还是没有达到）莫扎特那种“神性”的境界。而到第九交响曲的末乐章，已是天堂里的颂歌。
与贝多芬勉强可以比较的，是曹孟德。曹公亦有巨大的悲怆，然而他不仅“有铁的精神、身体和神经”（顾随《魏武与陈王》），更有回天的手段：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龟虽寿》）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短歌行》）
曹公句“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直与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末乐章的境界相仿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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