匆匆十几年，已经不知道多少次重复铁龙阳路磁悬浮到浦东国际机场的路线了。还是很多人，在用手机拍车厢结合门上的速度显示，那是上海最快的交通工具，最高时速431公里。浦东的那些烂尾楼，垃圾堆好多都不见了。看到这个城市一点点地在变好，我也莫名地感到一丝慰藉。一切都那么熟悉，它们一直实诚地送着我去往远方，而又始终如一地迎我归来。
机舱里我的座位被旅游团大妈占了，我示意她们起身换位：“不好意思，那是我的座位”。大妈居然不解：“其实坐哪里都无所谓，我们鞋都脱了”。附近还有一些自由行的大妈，她们大大咧咧不在乎别人看到她们奔放的样子：“我们上次几天哪里都没去，就天天在买”，“我儿子一双艾斯克斯运动鞋，这边要1200，日本才800”，“你们的团在哪里报的？团费多少钱？”
东航的飞机轰隆隆地一声划过云层冲入蓝天，我又看到了城市的边缘。滴水湖在底下变成了小小的一个昏黄的圆，不远处那条黑线就是东海大桥。 一望无际的海水夹杂着混沌的泥浆更像是一块绿洲外的沙漠无垠地铺向东方。
第一次坐飞机到东京，那是我人生中重要的一天。记得当时甬道右边坐着一个南通大妈，她不惑之年的脸上写满了兴奋。她也是第一次出国。她穿着那种农村妇女惯有的深色粗土布衣服，这应该是她最拿得出手的一件。她不停地东张西望，这一切对她来说都骄傲和新鲜。
大妈的旁边坐着一个日本商务男，几丝白发突兀地横在他的头发里面。画着腮红妆的日本空姐不时地走过，用温柔的中文，日文，英文询问每个旅客的需要。南通大妈迫切地要发挥一下刚刚学会的几句蹩脚的日语：“ko-hi-，ko-hi-”（coffee），生怕日本空姐没有听到。空姐尴尬不失礼貌地微笑着将咖啡递给她。
不料大妈笨拙地伸手一抖，咖啡一半洒落在旁边的日本男人裤子上。我和空姐都瞬间呆住了，反倒是大妈不介意地又用她仅会的几句蹩脚的日语si mi ma sen，装模作样地向日本男人轻率地道歉。
如果这要发生在日本是多失礼的事。日本男人和空姐貌似也都已经早已对天朝村妇这种冒失莽撞的行为素质习惯。一下子，空姐熟练而职业地跪了下来，帮忙用手绢为日本男人擦拭。我又一次呆住了。南通大妈这时在一旁，开始大口地喝着她还剩下半杯的咖啡，还一边发出阵阵刺耳的声音。似乎刚刚发生的一切与无辜的她，没有半毛钱关系。
十几年前很少有人用得起高端智能手机。手机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只是一个打电话发短信的工具。2018年，国内的航空公司终于可以调到飞行模式玩手机，我意外地发现苹果手机，在空中也可以用地图导航app。飞机在中部地区开始下降，我看到了歧阜县的高山，还有滋贺县的日本第一大琵琶湖。马上就要降落了，海面上现出来爱知县常滑市的名古屋中部国际空港，同关西，羽田一样，这是日本三座填海筑陆的国际机场。
那时除了学习的，打工的，定居的，商务的，很少有独自和结伴而行的天朝游客。我也没有想到，近在隔海对望却遥不可及的日本，现在变成了随时买一张机票可以说走就走的地方。到了取行李处，我看到当时那位南通大妈也并不是一个人，她们是一个打着赴日研修名头的廉价劳工团。整个团差不多有四五十个她这样的大妈，都不化妆，东亚女人皮肤缺水都黄渣渣的。
行李传送带上转过来各种各样的箱子，有的漂亮箱子结实，轻便，贴着不同航空公司旅行的行李标示。这些大妈的低质量行李箱捆得像难民似的，像乡下人那样忙碌而拘谨，沉重，粗陋，难看地在拉链上吊着小铜锁。还有人甚至在箱子上面，缝了一张用黑色水彩笔写着名字的白色小布条。像米店里的大米包一样迎面转来，一副死命抢夺的风尘气。
在名古屋中部机场的入国审查大厅，旅游团的自由行的大妈们都在蛇形通道里，像自由市场吆喝一样大声聊天，也不怕别人嫌弃。有人向国内打电话，好像要全场的人都知道她们到日本了。还有人甚至都排到了护照审查官的柜台，还在接电话吵架。也是佩服日本这种服务礼仪至上的边检太包容来自神奇天朝的大陆游客，对他们如此地隐忍和友善。
难怪在日本生活的国人，看到充斥着嘈杂中文方言的繁华街，都在说觉得自己需要多赚点钱，好逃离地球。
在名城线的地铁扶梯上，背后有什么东西邦邦邦有节奏地响。一个女生的行李箱从顶上滚落下来。经过十几级扶梯的金属摩擦，所幸地在我背后停住，“小姐姐，你可要当点心啊。”女生快步走下来紧张害怕地鞠躬道歉：“对不起，对不起”。在车站里有一张告示示写着：“请大家注意，一边看手机的步行很容易踩空和相撞，发生危险”。
是的啊，为什么我们和他们都那么喜欢盯着手机看。我尤其想不明白在国内很多人喜欢一边走路，一边骑车，一边开车，还要一边看手机。这真的很危险。
走出地铁站，名古屋电视塔赫然耸立在夜幕里。一弯月亮像谁剪掉的指甲，被扔在天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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