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

再次读到《米哈伊堡桥的眼泪》，眼睛里是噙着泪水的。

我相信这又是一次纯粹的、温暖的文字给我的感动。

正式入住京城数月，渐渐迷思。

在大学里，我曾经很坚定地认为我已经不再处于文学和小说的时代。我不再是那个初中一年级学生却去啃读《简爱》，也不是在洗手间里告诉自己的老师，我在读卢俊（梭）的千（忏）悔录，我甚至还不太明白少年维特到底有什么烦恼，却去读了歌德。而事实上，我认为那个时候的我是早熟并且快乐的，即使在读《巴黎圣母院》的时候，我跳过了很多巴黎的描述，而像圣母院的教士躲在门里窥视艾丝美达腊和孚比士的偷情一样在这页做了个记号。这样的经历是青涩并且懵懂的，它最初的动力来源于增加学生时代写作的优美文采和辞藻，虽然是颇具成功，但这样的经历更让未来的日子收益，这样的“反刍”是无法预测的收获。

而现在我却重新回到这个起点。这些读起来依旧艰深的译文却开始有了另外一种感觉。我只好推翻那个大学定论——我走过的只是“故事”时代，虽然这些故事缺少小人书和漫画书的直白，但它们还是影响了我。但是，我再也读不出来一切评论家嘴中的“崇高”或是“伟大”。在《老人与海》读不出海明威或是桑提亚哥的斗争与拼搏，而是海明威用枪对准自己嘴巴的结局以及桑提亚哥那硕大并且毫无意义的马林鱼骨架，老人得到的大概就是所谓的“慕虚名而处实祸”。

我试图从每本著作中读出它的哲学，目前尚不知道这样的企图是否恰当，但母校中文系曾经的泰斗朱维之老先生的话时常让我觉醒：“别人总把它们当尸体解剖，我却将它们视为美人欣赏”。电影《死亡诗社》里基丁老师所说的“卡匹迪恩”或许正是解读文学著作的真正态度，那种随心所欲的阅读。

很显然，现在我已经早已走过收集词藻的时代，但从文学著作中获益的除此之外，它也让我初步建立了某种价值观，尽管它感性居多、零碎断裂并且根基不牢。

2007年，我开始认真读哲学，那时就在北京。2007年之于我，总是以一个启蒙年代出现在我记忆中的某个位置。那个时候的我，总是以一种无尚的热情奔走在京城的每一个有趣的书店、茶馆、讲座和博物馆。所以陈志武的金融和金融儒家可以吸引我，王小峰的DV电影和表哥式的幽默也让我参与其中，甚至我对新儒家一知半解也不妨碍我去聆听陈明“舌战关天茶社”。这样的经历有着立竿见影的收益，它们成为我打开哲学殿堂之门的最初动力——试图理解他们，所以必须了解它们。

但经济学中的“边际效应”显然正在这里发生着某种感应。京城里的这群人不乏学识优良、见解独到，但是他们都显得过分看重自己的观点，也过分注重自己小圈子里的一帮人。在真正的学问中，他们显得不可反抗，自视太高，甚至不真诚。我甚至发现在他们并未完整构建自己的体系时，已经习惯将自己与别人分门别派，并以捍卫门派而笔战嘴仗。所以他们的文字显得战斗性十足却缺乏必要的普及性以及真诚性，这让我越来越远离这一切，并推翻了2007年之初我将北京茶馆这种氛围与几世纪前巴黎咖啡馆的完美堪比。所以，2007年的最初，我进入这座殿堂的时候，看到最多的是殿堂中的向导，而不是它的主人，但尽管这种收获与日俱减，我仍然感谢他们最初的启蒙。

我的经历更多集中于书本的阅读。但对哲学的阅读显然缺乏一个明晰的方向。我的兴趣不断跳跃毫无重点，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到弗罗伊德的精神分析，从哈耶克的自由主义到古典的柏拉图理论，甚至有段时间沉迷在萨义德、路易斯・科塞等人的知识分子论说中。卡尔·波普尔警告我们说，决不要让你自己被驱使去认真考虑词及其意义的问题。但这段时间来的哲学阅读对于我来说，恰如孩提时代阅读文学著作般的寻章摘句。这个过程中缺失我读哲学本来的动机——那就是构建自己已经倒塌的哲学体系，并以此为基础，构建自己的生活、写作甚至是思想体系和原则。我就像一个极度寻求宗教皈依的灵魂在各大教门间毫无目的地徘徊，但始终是一个没有任何信仰的孤魂野鬼。在日常生活中主宰的依旧是儒、道、佛合一的中国式智慧和经验以及中国式异化的马恩列教条。而我也越来越不满自己的文字中透露出的轻浮、零碎毫无一个令自己满意的写作目的甚至是写作态度。

所以，再次读到《米哈伊堡桥的眼泪》的时候，我情绪略显波动，因为我看到的是成熟的、有温度的并富有自己的价值体系的文字以及它成长的这个过程。这显然是我苦苦追求而目前所不具备的。

这也正是整个2008年困扰自己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