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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我没了妈妈，被送到从未见过的爸爸家里。
那一年，我住在华盛顿州得梅因小镇南204号大街55号。
直到今天，我都记得这个地址。
搬到爸爸家以后，再也没人来接我放学了，我可以在镇上玩到天黑，街上撒欢跑窜，也没人管。有次跑到个陌生的街区，差点找不回家。偶然遇到我同学一家，她爸妈报了警，我听到他们说：“我们认识她，但她说不清家住哪条街，只能叫你们来处理。”
后来他们又说了什么，我却被车顶蓝红色的灯光吸引住，没有留意了。忽闪地旋转的光，像圣诞节商店外的彩灯，真很好看，但也很刺眼。
警察送我回家时，爸爸已经在家了。他们也在我背后偷偷说着话，蓝红色的灯光一消失在窗外，我就被狠狠揍了一顿。
“下贱坯子！惹来警察！你故意的吧！”
第二天，我穿着长袖去学校，掩盖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几个同学故意撞上我，笑着说：“原来你是真不识字啊，这个智障，连家住哪儿都不知道。”
我跟他们打了一架，老师看到我手臂上的伤，叹着气，“蕾贝卡，你打不过别人，还脾气坏，等你爸爸来开家长会，一定得让你爸爸好好教教你。”
我不屑，心想，我才不怕呢，爸爸才不来开会呢。等明年我长高了，能打得过他们了，老师就不会这样说了。
都是因为我不记得家里的地址，才会惹来警察和后面一系列的事情。那天回家，我反复地读着街牌，和催款单上的收件地址。
南204号大街55号，得梅因小镇，华盛顿州。
直到几年后我的养父母带我去看医生，发现我有天生的阅读障碍，才导致识字困难，并不是同学们所说的智障，只是需要更多的依靠听觉去学习。
但当时我并不知道。为了记住这个地址，我盯着看了好几个小时，心里念了很多很多遍，比什么功课都认真，只希望以后再不会惹来警察。那红蓝色的彩灯，不值得我挨的打和受的欺负。
还好，我记住了。以后但凡溜达到了陌生的街区，找个亮堂堂的商店或者餐厅问路，我就能找回家，再也没有警察上门了。
临近冬天，天黑得早，外头又冷，但我不想回家。因为爸爸冬天也回来得早，我一不小心，就会挨揍。等晚上他喝醉了睡过去，我悄悄爬到床上，早上再悄悄地去上学，是最佳方案。
这天，我又逛到一个黑漆漆的街角，一转弯发现了前面红蓝色旋转的灯。我不禁哆嗦，掉头就跑，却狠狠撞进一个女人的怀里。
那女人藏在阴影里，不仔细看都发现不了她。那女人吃痛，我也撞得头晕眼花。直到红蓝色的灯从身旁尖叫着呼啸而过，我才摸索着爬起来就跑，却被那女人在路灯下抓住了袖子。
我才注意到，那女人其实很显眼。夸张的黑色卷发，乌蓝的眼皮，很长很长的睫毛，很红很红的唇。穿着一条布料很少的裙子，脚上蹬了双红色的高跟鞋，那鞋子反着光，像挡雨的塑料棚。很圆很大的眼睛深深凹陷着，打量着我。
“小姑娘，你怎么一个人乱跑？”
“我住南204号大街55号，正要往家走。”
那女人一直盯着我瞧，也不肯放我走。
我急了，“你再不放手，我要打你了！”
女人不可思议地笑起来，引来了另一个女人。
“这谁家的野孩子？”
“不知道。”
“你管她干嘛？条子最近盯得紧，今晚恐怕挣不着钱了，要不换个地儿？”
女人看了我一眼，回道：“你先去，我晚点再找你。”她终于放开我的袖子，蹲下身，问我：“你说你住南204号大街，是真的假的？”
“当然是真的！”
“那我们顺道，一起走吧。”
“你是警察吗？”
她笑起来，“我怎么会是警察？你觉得我穿得像警察？”
我耸耸肩，“我不知道，电视里有些警察会穿的奇怪。”
“小姑娘，你叫什么？”
我反问她：“你叫什么？”
女人却说：“你先问的。你不告诉我，我也不能告诉你。”
我撇了撇嘴，“哼，我才不惜得知道呢。”说完拔腿就走。
那女人非跟着我，我不情不愿，但饿着肚子，没力气跑，而且跑起来风更大更冷，便只顾着低头走路。走错了一个路口，被那女人叫回去，她从跟着我变成带着我。
经过一个便利店，她突然停下，非带我进去，给我买了个火腿三明治。我狼吞虎咽地吃光了，一点渣滓都没浪费。
我们开始有一搭没一搭的说话，女人问我：“你为什么不回家？”
“……”
“你妈妈呢？”
我耸耸肩，“不知道。”
“我也有个女儿，刚满三岁。”
我疑惑地打量着她， “你有女儿？你多大？五十岁？”
她怔了怔，突然大笑起来。
我不知她笑什么，忿忿道：“哼，骗子。”
“小姑娘，怎么能随便说人是骗子？”
“你要是真有女儿，怎么不回家找她？”
“因为我在工作呀。”
“工作？你做什么的？”
女人沉默了，没有回答。
我撇了撇嘴，“答不出了吧，你们都是骗子，我才不信你呢。”
到了门口，她探着身子往屋里瞧了瞧，又看着我，“小姑娘，你明晚要是没人照顾，就来找我，我带你吃饭。”
哼，又想骗我？我才不信呢，便没有理她，径直关上了门。
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吃掉了盒子里最后一点麦片，放学后，爸爸还没回家。我等到饿得难受，想到了那个女人，只好灭了志气，灰溜溜地又往那个街角去。
女人还在，她的同伴们也在，我瞧见，一辆汽车慢悠悠地在她们眼前停下，跟她们打招呼。女人眼尖，远远地发现了我，撇下同伴，带我去买东西吃。这回，我们去了一家快餐店，我吃上了热乎乎的汉堡和薯条。
我边吃边说： “我叫蕾贝卡。”
女人一愣，又莞尔一笑，说：“我们是同名哎。”
我翻了个白眼，懒得理她。
她还生怕我不信，反复地说：“真的呢，好巧呢。”
我觉得她又在骗我，本来不想再理她了，但这次爸爸太久没有回家，冰箱已经空了。我每天都往那个街角去，渐渐开始担心万一哪天突然见不到那个女人了，该怎么办。但女人总是在的，似乎总在等着我，我每次转过弯，都看到她在街角仰着脑袋往我这儿瞧。
转眼就到十二月了，月末就是圣诞节了，往年妈妈都会给我买礼物，今年……我希望爸爸会记得。
这晚，我到街角时，女人正叼着烟跟同伴说笑，“我圣诞节打算回家，好久没见到我妈妈了，钱攒的差不多了，可以给她们都买点礼物。”
我听了，心里莫名别扭，不高兴地问道：“你什么时候走？”
她弯下腰，笑道：“还早呢，走之前一定会告诉你的。”
“那你还会回来么？”
她的笑容僵了僵，目光里划过一丝我不明白的哀伤，“应该会的。”她转而又笑道：“我会给你带礼物的。”
我听了，心情顿时好了不少，开始好奇她叼着的烟，“那是什么味道？”
她开玩笑似的冲我吐了个烟圈，呛得我一阵猛咳，直往后退。突然，她扑向我，把我凭空拎了起来，我都不知道她力气这么大！我被她的指甲叩疼，半空扑腾着，“快放开我！”
一阵很急的风声随着亮漆漆的轿车从我身后呼啸而过，女人们一片惊呼。我挣扎出来，一脸恼怒地瞪着她，没有意识到死神刚与我擦肩而过。
她脸色苍白，惊魂未定，失神地捂着胸口，烟蒂从指间滑落。“你没事吧，天哪……我差一点……”她红着眼睛，似乎还要来抓我。
我吃痛很气恼，大家又都在看我，我觉得丢了脸，转头跑掉了。
她的高跟鞋哒哒地追不上我，只听她在身后喊：“蕾贝卡，小心车……”
我隔了一天才回去，却没在街角看到她。
又一天，她还是不在。
离圣诞还有三周，我想她是给她妈妈和女儿买礼物去了。
我开始恨她，恨她骗我，明明说好会提前告诉我的。但又很快自责，一定是我做错了什么，她才会走掉。
妈妈也是这样，说她很快会回来，可她出门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了。
我做错了什么呢。我不知道，但只要她们回来，我一定会改的。就像爸爸讨厌警察上门，我是可以改的，我是可以做到的呀！
我只是希望再见到她们，我甚至已经不在乎她们骗没骗我了。就算她们都是骗子，我还是愿意每天见到她们的。
我向主祈祷着能再次见到那个女人，然而我最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圣诞过去，女人没有回来。
1983年的新年到了，她还是没有回来。
直到爸爸也一去不回，我知道，他们都不会回来了，妈妈、爸爸、主，还有那个女人，他们都是骗子。
我从伤心变成愤怒，又从愤怒变得落寞，再从落寞变得麻木。在蓝红色的彩光里，我又被带走了。
之后的三年，我的性格极其别扭乖张，从一个寄养家庭换到另一个，又从另一个换到下一个。直到遇到我的养父母，他们不一样，他们留了下来，没有骗我。一年一年，我懂事、成家、立业。一年一年，他们总在。
我长大后，再也没有回到得梅因了，甚至从不提起那段时光。养父母找来的心理医生说，这是人的自我保护机制，遭受创伤的大脑会自动屏蔽或修改不好的记忆。
时光荏苒，记忆愈发飘渺，我确实不记得很多，只剩下那个地址顽固地扎根在了记忆里，还有那个街角的女人，时而徜徉在飘渺的回忆里。
我早已知道那街角是什么地方，那女人在做什么工作。可在我的记忆里，女人从来只是跟我说话、给我买晚餐、送我回家。我有时甚至会怀疑，那个街角的女人是否真实存在，没有人能证实她的存在。连我的心理医生都说，也许，在人生最凄苦悲凉的那年，我幻想出来了一个妈妈的形象，最后也像妈妈一样不告而别。
或许吧，那个与我有同样姓名的女人或许只是我精神上的寄托，让幼小无助的自己赖以度日。听起来有点可悲，但这样的幻想确实支撑着我熬过了那个最冷的冬天。
这天，我在家里洗着盘子，百无聊赖地打开了电视。
新闻上在播放格林河杀手的审讯，这个连环杀手作恶多端，专杀年轻的女孩和妓女。时隔多年，警方又发现了一个受害者，并公布了照片。那个年轻的女人穿着米色白领衬衣，衣角婉顺地绣着两朵小花，一头爆炸似的黑色卷发梳得柔美，很圆很大的眼睛深深凹陷着，冲着我淡淡地笑。
我看着看着，突然泪流满面。手中的盘子掉落，摔了个粉碎。
三十年后，我终于再次见到了她。
街边的女人叫Rebecca Marrero，1982年12月3日被格林河杀手杀死，年仅20岁，有一个3岁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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