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莫尔的乌托邦
“乌托邦”一词源于16世纪英格兰作家托马斯·莫尔爵士的著作《乌托邦（Utopia）》，这本书全名叫做《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全书》。
正如书名所说的那样，《乌托邦》描述了一个南半球的岛屿，岛上的共和国拥有一种完美的社会制度。
乌托邦所有社会生活的基础是公有制，所有的东西尽归公有，因为只要私有财产存在，就不会存在平等，公益也无法施行。
岛上的城市都按照同样的规划建设，街道也都是统一的格局，私人住宅全都一样——每隔十年居民就调换一次房屋，为了避免产生占有感。
乌托邦的居民遵照同样的时间起居，工作和娱乐都有固定的时间。工作和生活的服装也有统一的样式，而且一成不变。乌托邦里因为人人平等，因而不存在富人，所以不会把劳动力浪费在生活非必需的奢侈品上面。一切人不分男女工作同样的时间，每个人只做必需的工作，没有闲人。如果物资太过富余，官员便会宣布缩减每日工时。
岛上的政体是一种代议民主制，家族的生活采用族长制，婚姻和家庭生活也受到详细的约束。医院和食堂都是公立的，连进餐的次序也有规定。为防止局面学得残忍，宰杀牲畜等工作交由奴隶来做。乌托邦轻视战争，只在必要的时候使用战争手段。为了尽量使公民免于战争，乌托邦尽量使用雇佣兵来打仗。
总的来说，《乌托邦》描述的是一种相当单调的计划性的社会制度，这一点与其他大部分乌托邦一样。乌托邦乃是人们对理想社会制度的追求，而在理想的社会中，平等似乎是头等重要的。同样的，因为私有制总是引起物质上的不平等，进而引起精神和道德上的不平等，因而公有制是达成平等的必要条件。
对个人来讲，这种计划性的生活可保衣食无虞，生老病死、天灾战争皆无需担忧。然而这样的生活会枯燥得难以忍受，因为参差多样乃是幸福之源，这在乌托邦里是见不到的。野心家和充满才华的人也难有施展的空间，乌托邦乃是一种从一开始就规划好的，而后保持一种令人厌弃的静态的，并不需要什么创造力的国度。
二、柏拉图的理想国
和许多乌托邦一样，莫尔的乌托邦与柏拉图的理想国有很大关系。柏拉图的理想国是历史上诸多乌托邦中最早的一个。
古代斯巴达对柏拉图的见解有着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对他的理想国。
斯巴达和雅典一样是古希腊的城邦国家，但采取了一种与雅典的民主制度截然相反的社会制度。斯巴达人以其英勇善战闻名于世，这乃是因为斯巴达人的法律禁止自己耕种土地，土地全部交由奴隶耕种，而斯巴达人则几乎终身服兵役，斯巴达公民的的唯一职业就是战争。
相传斯巴达的律法是由一个神话式的人物莱库格斯制定的。概括来讲，斯巴达人过得乃是一种军营式的集体生活。财产虽然是私有的，但他们轻视财货，他们甚至使用铁而不是金银这种贵金属来作为货币。
斯巴达人追求军事力量，因此要提高生育率。“一个正直的人爱上了别人的妻子，这种事也是合法的。......他可以请求她的丈夫让他和她同床，使他得以开垦这块丰富的土地，并且播下宁馨佳儿的种子”。“莱库格斯不愿意让孩子属于任何私人所有，孩子应该是属于公共的：由于这种原因，莱库格斯也愿意那些将来要成为公民的人们并不是人人都可以生育的，而只有最正直的人才能生育他们。”
孩子们从小就要离开家庭，在寄宿学校里进行战争训练，女孩子要和男孩子在一起接受同样的训练，为的是生出更健壮的婴儿。每个公民都属于一个公共食堂，每个人缴纳一部分自家份地里出产的食物，全体公民在一起吃饭，大家吃一样的饭。
斯巴达人轻视知识，并且不存在艺术。他们禁止使用金银，只准以铁铸钱，铁的价值太低以至于没有足够的空间来囤积钱财，这样就“扫除了一切虚浮无益的学问” ，因为“因为没有那么多的钱可以酬付给从事这些学问的人 ”。
（掺杂着事实和神话的）斯巴达施行的乃是一种与莫尔的乌托邦有些类似的充满了计划性和社会主义倾向的制度。
柏拉图生活在雅典，生当伯里克利统治时期（所谓雅典的黄金时代）的末期。雅典是民主的，而雅典在战争中败于斯巴达，柏拉图把这种失败归咎于民主制。而柏拉图是亲眼见证了自己敬爱的老师苏格拉底被民主制判了死刑的，所以柏拉图对民主制全无好感，转而向斯巴达寻求理想国的影子。
柏拉图在《国家篇》中描述了理想国的组织。公民被分为普通人、士兵和卫国者三个阶级，只有卫国者才有政治权利。应该有一个像莱库格斯那样的立法者，从一开始就选定卫国者，一旦选定了这一小部分优越的人，卫国者的身份便开始世袭，他们的阶级便固定下来，除非另外两个低等阶级有非常优秀的孩子提拔上来或者卫国者的孩子不能令人满意而被降级。
为了使卫国者能够实现立法者的意图，最重要的便是教育。青年男女要像斯巴达人那样集中起来接受严苛的身体训练，并同时接受其他训练以培养卫国者所需要的品质。和一切专制制度下的教育一样，文学和音乐要经过严格的审查才能让青年人接触。
经济生活方面，理想国实行的是一种彻底的共产主义。非但衣食住行都统一规划并保证人人平等而外，连配偶和孩子都是大家共有的。男女的结合是根据优生原则来规划的，以保证最好的父母拥有最多的儿女。能够生育孩子的男性和女性的年龄有着严格的规定，不在范围内的男女的性交是自由的，但未经国家允许所生的孩子则是非法的。孩子一出生就会被从父母那里带走统一抚养，并保证孩子绝不不知道谁是自己的父母，父母也绝不知道谁是自己的孩子。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减少私有的感情。
为了维持国家存在而进行思想控制是有必要的。柏拉图试图通过一种“高贵的谎言”，不但必须欺骗全体普通人民，而且最好也欺骗统治者。柏拉图认为这种编造的信仰可以在两代人内培养起来，从而使得人民对谎言坚信不疑，这样每个阶级做各自的工作而不相互干扰，维持一种恒定——这是与他的哲学理念相呼应的。
与后世很多空想的乌托邦不同，柏拉图是准备实践他的国家理念的，而且其中的部分理论是在斯巴达已经实现了过的。然而，柏拉图并没有遇到一个“哲学家王”，也没有遇到成为城邦的立法者以实践理想国的机会。
三、中国古代
《礼记·礼运篇》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谓大同。”
早在数千年前，中国古人便有对“大同”社会的向往，这种社会与《乌托邦》描述的共和国更加接近。然而在实践中，集权统治持续了两千余年，古代中国人的向往的理想社会大多也不能突破既有的王权统治的框架。
自孔孟而下，中国人理想中的社会皆是一种君王贤而仁、臣属忠而清、人民勤而顺的和谐景象。这种理想中的社会并非靠制度维持，因而法治是没有地位的。相反无论身为君王、臣子还是普通人民，理想社会都对“人”提出了伦理要求，这也是为何中国古代对君子提出的第一个要求便是“修身”。“礼”是对人的行为规范的要求，“仁、义、礼、智、信”是对人的德性的要求。
而在这些对“人”的要求中，对君王的要求又尤为严格，因为一个昏庸的君主基本上使这种理想社会的出现变成了不可能。康熙曾言：“臣下可仕则仕，可止则止，年老致仕而归，抱子弄孙，犹得优游自适；为君者勤劬一生，了无休息。”
然而事实是，无论哪个朝代，能干的君王终是少数。开国君王大多雄才大略创业维艰，但不过三代之后，子孙便都养尊处优，这个朝代便开始等待着被取代的命运，变成又一个历史的循环。
封建集权经历了两千余年，中国人向往的乌托邦几乎从未出现过。
到了最后一个封建王朝，随着思想进步，在意识到在集权的君主制下不可能出现一个理想社会之后，人们开始了其它尝试。
晚清落第秀才洪秀全偶然接触了基督新教的传教士之后，发展起一个异化的基督教信仰，随后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太平天国是一次在神权统治框架下对乌托邦的短暂实践。太平天国废除了土地和财产私有制，因为依照基督的精神，上帝的子民都要享受祂的恩惠。统治者的奢靡和权力斗争最终使这次短暂的实践走向了覆灭。
清末维新改良派的代表人物康有为，在其当时并未公诸与众的著作《大同书》中，描述了一个符合“大同”思想的极为激进的乌托邦式的理想世界。这个理想世界中没有国家，整个世界被单一政府划为不同的地区。家庭也不存在，男女自由交换伴侣，而孩子则被统一抚养。生产、医疗、教育和养老都被统一规划，有公共的宿舍和餐厅。
康有为的大同世界与莫尔的乌托邦有许多类似之处。
每个人都想获得最大程度的幸福，然而满足个人的最大程度的幸福通常会对其他人的幸福造成某种程度的损害。那么在一个理想的社会里，就要使得每个人的需求都不要比其他人的需求更加重要，大家享有同等的权利，相互平衡而组成一个幸福总量最大的社会。
然而对绝对平等的追求势必要抹杀个体的差异，这是一切计划性制度的缺陷。在经济社会中，平等和高效是存在矛盾的，乌托邦试图同时达到两者。因此所有的乌托邦都带有某种共产主义的公有制性质和计划性的制度。
四、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所追求的最终目标，是一个终极的乌托邦。这个乌托邦就像基督教的天国一般，是一种被受压迫者和不幸者所向往的理想国度。罗素曾经把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义做过这样的类比：
耶和华——辩证唯物主义
救世主——马克思
选民——无产阶级
教会——共产党
耶稣再临——革命
地狱——对资本家的处罚
基督作王一千年——共产主义联邦
正如这些词汇的对比所体现的，共产主义的乌托邦正是作为一种信仰而存在。近代的社会主义革命，使得马克思主义者开始有机会实践社会主义制度，许多空想乌托邦所追求的公有制和计划制度也得以在社会主义制度中实践。
五、民主制
柏拉图的理想国的困难在于：如何选出管理国家的人（卫国者）？
把这个问题更加一般化，亦即：我们究竟有没有办法选出一个或者一群有智慧的人，然后把国家放心地交给他（们）去管理？
在柏拉图的见解里，德行乃是与知识相关的，因此具备智慧的人一定会做正当的事，而不会有意犯罪。但我们却难以同意这种观点，利益分歧总是存在的。因此，选出治国者的另一个困难还在于，如何保证被选中的人总是能够追求全体人的普遍利益——尤其在各方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
因此罗素说：“找出一群‘有智慧’的人来而把政府交托给他们，这个问题乃是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这便是要拥护民主制的最终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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