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是苏东坡，宋朝苏黄米蔡四大家的书法，统统都好看难学。
从学书法的角度讲，也不建议学。
苏轼 丨《次辩才韵诗帖》丨行书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辩才老师退居龙井，不复出入 日月转双毂，古今同一丘。惟此鹤骨老，凛然不知秋。去住两无碍，人天争挽留。去如龙出山，雷雨卷潭湫。来如珠还浦，鱼鳖争骈头。此生暂寄寓，常恐名实浮。我比陶令愧，师为远公优。送我还过溪，溪水当逆流。 元祐五年十二月十九日聊使此山人，永记二老游。大千在掌握，宁有离别忧。。余往见之。尝出，至风篁岭。左右惊曰“远公复过虎溪矣”。辩才笑曰“杜子美不云乎，与子成二老，来往亦风流”。因作亭岭上，名曰过溪，亦曰二老，谨次辩才韵赋诗一首。眉山苏轼上。
这是为什么呢？从书法发展的源流来讨论这个问题。
高古不说。到了魏晋南北朝，以王羲之为代表的行书和草书，都已经发展到了相当的高度，甚至可以说非常成熟了。但这只是个别的书法家在非常小的范围内流传的书法。怎么理解呢？也就是说普通读书人的所写的字，是无法获得一个书法意义上的指导。大多数人写的字，我们通过六朝时期的碑刻和砖刻就知道，说难听点都是歪七倒八，幼稚地甚至不及现在的小学生规整。及至到了唐朝，以褚遂良为首的高官书法家们，在皇帝的支持下，大力弘杨、推广所谓书法的法。发展到了中唐，楷书终于走上了历史颠峰。直至现在，仍是书法学习的第一范式。
苏轼丨《跋吏部陈公诗帖》丨行书丨 台北故宫博物院 三司副使吏部陈公，轼不及见其人。然少时所识一时名卿胜士，多推尊之。尔来前辈凋丧略尽，能称诵公者，渐不复见。得其理言遗事，皆当记录宝藏，况其文章乎？公孙师仲，录公之诗廿五篇以示，轼三复太息，以想见公之大略云。元丰四年十一月廿二日，眉阳苏轼书。
进入宋朝以后，人们对严谨的书法约束下的书写，开始厌倦。逐渐画风一改，从讲究法为上，开始追求意趣为上。
最著名的典故是黄庭坚调侃苏东坡，说后者的字像石头压蛤蟆；苏东坡则反唇相讥，说黄庭坚的字是死蛇挂树。这个故事生动说明宋朝的书法在追求个性的道路上，愈行愈远。
苏轼丨《次韵秦太虚见戏耳聋诗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君不见诗人借车无可载，留得一钱何足赖。晚年更似杜陵翁，右臂虽存耳先聩。人将蚁动作牛斗，我觉风雷真一噫。闻尘扫尽根性空，不须更枕清流派。大朴初散失浑沌，六凿相攘更胜败。眼花乱坠酒生风，口业不停诗有债。君知五蕴皆是贼，人生一病今先差。但恐此心终未了，不见不闻还是碍。今君疑我特佯聋，故作嘲诗穷险怪。须防额痒出三耳，莫放笔端风雨快。次韵秦太虚见戏耳聋。
所以说对于个性非常强烈，缺乏峻“法”约束的、自由发挥、随性而为的苏东坡书法，效仿和临摹都是不可取的，因为那是他的个性，不代表你的个性。
这类书法作品的意义不在于教化，而只在于自身的、只可欣赏的、独特的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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