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小市民有种种令人生气的事——但幸亏还有种种可爱，让人忍不住的高兴。
中华路有一家卖蜜豆冰的——蜜豆冰原来不是台中的东西（木瓜牛奶也是），但不知什么时候台北也都有了——门前有一幅对联，对联的字写得普普通通，内容更谈不上工整，却是情婉意贴，令人动容。
上句是：我们是来自纯朴的小乡村。
下句是：要做大台北无名的耕耘者。
店名就叫“无名蜜豆冰”。
台北的可爱就在各行各业间平起平坐的大气象。
永康街有一家卖面的，门面比摊子大，比店小，常在门口换广告词，冬天是“100°C的牛肉面”。
春天换上“每天一碗牛肉面，力拔山河气盖世”。
这比“日进斗金”好多了，我每看一次简直就对白话文学多生出一份信心。
有一天在剧场里遇见孟瑶，请她去喝豆浆，同车去的还有俞大纲老师和陈之藩夫人，他们都是戏剧家，很高兴地纵论地方剧，忽然，那驾驶员说：
“川剧和湖北戏也都是有帮腔的呀!”
我肃然起敬，不是为他所讲的话，而是为他说话的架势，那种与一代学者比肩谈话也不失其自信的本色。
台北的人都知道自己有讲话的份，插嘴的份。
好几年前，我想找一个洗衣兼打扫的半工，介绍人找了一位洗衣妇来。
“反止你洗完了我家也是去洗別人家的，何不洗完了就替我打扫—下，我会多算钱的。”
她小声地咕浓了一阵，介绍人郑重宣布：
“她说她不扫地——因为她的兴趣只在洗衣服。”
我起先几乎大笑，但接着不由一凛，原来洗衣服也可以是一个人认真的“兴趣”。
原来即使是在“洗衣”和“扫地”之间，人也要有其一本正经的抉择，有抉择才有的自主的尊严。
带一位香港的朋友坐计程车去找一个地方，那条路特别不好找，计程车司机找过了头，然后又折回来。
下车的时候，他坚持要扣下多绕了冤枉路的钱。
“是我看错才走错的，怎么能收你们的钱?”
后来死推活拉，总算用折衷的办法，把争执的差额付了。香港的朋友简直看得愣住了，我觉得大有面子。
祝福那位司机！
我家附近有一个卖水果的，本来卖许多种水果，后来改了，只卖木瓜，见我走过，总要说一句：
“老师，我现在卖木瓜了——木瓜专科。”
又过了一阵，他改口说：
“老师，现在更进步了，是木瓜大学了。”
我喜欢他那骄矜自喜的神色，喜欢他四个肤色润泽的活蹦乱跳的孩子——大概都是木瓜大学作育有功吧？
隔巷有位老太太，祭祀很诚，逢年过节总要上供，有一天，我经过她设在门口的供桌，大吃一惊，原来她上供的主菜竟是洋芋沙拉，另外居然还有罐头。
后来想倒也发觉她的可爱，活人既然可以吃沙拉和罐头，让祖宗或神仙换换口味有何不可？
她的没有章法的供菜倒是有其文化交流的意义了。
从前，在中华路平交道口，总是有个北方人在那里卖大饼，我从来没有见过那种大饼整个一块到底有多大，但从边缘的弧度看来直径总超过二尺。
我并不太买那种饼，但每过几个月我总不放心地要去看一眼，我怕吃那种饼的人愈来愈少，卖饼的人会改行，我这人就是“不放心”(和平东路拓宽时，我很着急，深怕师大当局一时兴起，把门口那开满串串黄花的铁刀木砍掉，后来一探还在，高兴得要命）。
那种硬硬厚厚的大饼对我而言差不多是有生命的，北方黄土高原上的生命，我不忍看它在中华路上慢慢绝种。
后来不知怎么搞的，忽然满街都在卖那种大饼，我安心了，真可爱，真好，有一种东西暂时不会绝种了！
华西街是一条好玩的街，儿子对毒蛇发生强烈兴趣的那一阵子我们常去，我们站在毒蛇店门口，一家一家地去看那些百步蛇、眼睛蛇、雨伞蛇。。。。。。
“那条蛇毒不毒?”我指着一条又粗又大的问店员。
“不被咬到就不毒!”
没料到是这样一句回话，我为之暗自惊叹不已。其实，世事皆可作如是观，有浪，但船没沉，何妨视作无浪，有陷阱，但人未失足，何妨视作坦途。
我常常想起那家蛇店。
有一天在一家公司的墙上看到这样一张小纸条：
“请随手关灯，节约能源，支援十大建设。”
看了以后，一下子觉得十大建设好近好近，好像就是家里的事，让人觉得就像自家厨房里添抽风机或浴室里要添热水炉，或饭厅里要添冰箱的那份热闹亲切的喜气。——有喜气就可以省着过日子，省得扎实有希望。
为了整修“我们咖啡屋”，我到八斗子渔港去买渔网，渔网是棉纱的，用山上采来的一种植物染成赭红色，现在一般都用尼龙的了， 那种我想要的老式的棉纱渔网已成古董。
终于找到一家有老渔网的，他们也是因为舍不得，所以许多年来一直没丢，谈了半天他们决定了价钱：
“二角三！”
二角三就是二千三百的意思，我只听见城里市面上的生意人把一万说成一块，没想到在偏僻的八斗子也是这样说的，大家说到钱的时候，全都不当回事，总之是大家都有钱了，把一万元说成一块钱的时候，颇有那种偷偷地志得意满而又谦逊不露的劲头。
有一阵子，我的公交月票掉了，还没有补办好再买的手续以前，我只好每次买票——但是因为平时没养成那份习惯，每看见车来，很自然地跳上去了，等发现自己没有月票，已经人在车上了。
这种时候，车掌多半要我就便在车上跟其他乘客买票——我买了，但等我付钱时那些买主竟然都说：“算了，不要钱了。” 一次犹可，连着几次都是这样，使我着急起来，那么多好人，令人“无所逃于天地之间”，长此以往，我岂不成了 “免费乘车良策”的发明人了，老是遇见好人也真是让人非常吃不消的事。
我的月票始终没去补办，不过却幸运地被捡到的人辗转寄回来了，我可以高高兴兴地不再受惠于人了——不过偶然想起随便在车上都能遇见那么多肯“施惠于人”的好人，可见好人倒也不少，台北究竟还是个适合人住的地方。
在一家最大规模的公立医院里，看到一个牌子，忍不住笑了起来，那牌子上这样写着：“禁止停车，违者放气。”
我说不出的喜欢它！
老派的公家机关，总不免摆一下衙门脸，尽量在口气上过官瘾，碰到这种情形，不免要说“违者送警”或“违者法办”。
美国人比较干脆，只简简单单地两个大字“NoParking” ——“勿停”。
但口气一简单就不免显得太硬。
还是“违者放气”好，不凶霸不懦弱，一点不涉于官方口吻，而且憨直可爱，简直有点孩子气的作风——而且想来这办法绝对有效。
有个朋友姓李，不晓得走路的习惯是偏于内八字或外八字——总之，他的鞋跟老是磨得内外侧不一样厚。
他偶然找到一个鞋匠，请他换鞋跟，很奇怪的，那鞋匠注视了一下，居然说：“不用换了，只要把左右互调一下就是了，反正你的两块鞋跟都还有一半是好用的! ”
朋友大吃一惊，好心劝告他这样处处替顾客打算，哪里有钱赚，他却也理直气壮：
”
“该赚的才赚，不该赚的就不赚--------- 这块鞋底明明还能用。”
朋友刮目相看，然后试探性地问他：
“为国家做了一辈子事，退了役还得补鞋，政府真对不起你。”
“什么？人人要这样想还得了，其实只有我们对不起国家，国家哪有什么对不起我们的。”
朋友感动不已，嗫嗫嚅嚅地表示要送他一套旧西装(他真的怕会侮辱他），他倒也坦然接受了。
不知为什么，朋友说这故事给我听的时候，我也不觉得陌生，而且真切得有如今天早晨我才看过那老鞋匠似的。
有一次在急诊室看医生救病人，病人已经昏迷了，氧气罩也没用了，医生狠劲地用一个类似皮球的东西往里面压缩氧气。
至少是呼吸系统有毛病。
两个医生轮流压，像打仗似的。
渐渐地，他清醒了，但仍说不出话来，医生只好不断发问来让他点头摇头，大概问十几个问题才碰得上一个点头的答案。
他是在路上发病的，一个亲人也没有，送他来的是一个不相干的人。
后来发现他可以写字——虽然他眼睛一直是闭着的。
医生问他的病历，问他是不是服过某些成药，问他现在的感觉，忽然，那医生惊喜地叫了一声：
“写下去，写下去，再写！你写得真好——哎，你的字好漂亮。”
整个急救的过程，我都一面看一面佩服，但是当他用欢呼的声音去赞美那病人不成笔画的字的时候，我却为之感动得哽咽起来。
病人果真一路写下去。
也许那病人想起了什么，虽然闭着眼睛，躺在床上仰面而写，手是从生死边缘被救回来的战抖不已的手——但还有人在赞美他的! 也许是颜体的，也许是柳体，也许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个活着的人写的字，可贵的是此刻他的字是“被赞美的字”。
那医生救人的技能来自课本，但他赞美病人的字迹却来自智慧和爱心，后者更足以使整个的急救室像殿堂一样地祌圣肃穆起来。
有一位父执辈，颇有算八字的癖好，谁家有了刚生的孩子，他总要抢来时辰，免费服务一番——那是他难得实习的机会。
算久了，他倒有一个发现，现代孩子的命普遍都比老一辈好，他又去找同道证实，得到的结论也都一样，他于是很高兴，说：
‘‘国运一定是好的了，耍不是国运好，哪有那么多命好的孩子。”
我自己完全不知道八字是怎么一回事，但听到他的话仍不免欢欣雀跃，甚至肃然起敬——为那些一面在排着神秘的八字一而又不忘忧心国是的人。
在澄清湖的小山上爬着，爬到顶，有点疑惑不知该走哪一条路回去，问道于路旁的一个老兵。
那人简直不会说话得出奇，他说：
“看到路——就走，看到路一一就走，再看到路——再走，就到了。”
我心里摇头不已，怎么碰到这么呆的指路人！
赌气回头自己走，倒发现那人说的也没错，的确是“看到路 就走”，渐渐地，也能阻嚼出一点那人言语中的诗意来，天下事无非如此，“看到路——就走”，哪有什么一定的金科玉律，一部廿五史岂不是有路就走——没有路就开路，原来万物的事理是可以如此简单明了——简单明了得有如呆人的一句呆话。
西谚说，把幸运的人丢到河里，他都能口衔宝物而归，我大概也是幸运的人，生活在这座城里，虽也有种种倒霉事，但奇怪的是，我记得住的而且在心中把玩不已的全是这些可爱的片断！这些从生活渊泽里捞起来的种种不尽的可爱。
-张晓风书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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