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临近，武汉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疫情却让很多人无法轻松享受新年假期的快乐；特别是亲朋好友还要不要聚餐团年的问题也困扰着人们。
笔者的意见是：还是安全第一，加强预防，能不聚的就不要聚了，能在家吃就别到外面去了；保护好自己的同时，也是不给国家和社会添乱。
不仅如此，笔者认为即使在自己家里吃饭，也有必要实行分餐制。
其实，早在2003年的非典时期，关于分餐制的争论就发生过。只不过，时过境迁，人们往往“好了伤疤忘了疼”；特别是“分餐制”在很多国人心中是外国人的“专利”，不符合中国人的传统习惯，所以也便不了了之。
这次，不仅是肆虐的肺炎疫情令人重新想起分餐制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中国人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率非常严重——据保守估计，应该在50%以上，而幽门螺旋杆菌又是胃癌的最主要的致病原因。
中国之所以是胃癌发病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跟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率高有直接的关系；而这种高感染率又跟我们的合餐习惯密切相关。
其实，回顾一下历史，可以发现分餐制并非“舶来品”，而是真正的中华传统饮食习惯，现在真的很有必要恢复这种良好传统。
可以说在唐代以前，我们的古人都是实行分餐制的，这一点在一些文献资料和古代绘画中可见一斑。
古人聚宴会餐，都是双膝着地“跪坐”而食，每人面前都有一个矮桌案，上面放着各自的饭食；即使只有两个人也是分案而食，没有像现在这样共桌合餐的。
已经出土的汉墓壁画、画像石等考古发现，都证明了这一点，在《三国演义》等历史剧中也有直观的表现。
而付诸文字的历史记载，《史记.项羽本纪》中关于“鸿门宴”的一段描写可作为佐证。
文中介绍了宴会中座位的安排：“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不要忘了，中间还留了一块“项庄舞剑”的空地呢，可见他们并不是共桌合餐的。
《史记.孟尝君列传》中还有一段很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作为“战国四公子”之一的孟尝君以礼贤下士、乐善好客而闻名。有一次他举行宴会宴请手下的门客，因为担心烟火熏人，就让人遮挡了一下，结果有一位门客多心了，以为他“看人下菜碟”，于是便生气地要离席而去。孟尝君连忙解释，并给他看了自己的饭食，原来完全是一样的。那个门客意识到是自己“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后，为表歉意，就刎颈而死。
在这里，我们暂不论古人略带迂腐的节义观念，只看他们宴会吃饭的方式，可知是实行一人一案的分餐制的。
古人之所以实行分餐制，并不是出于卫生观念和饮食安全的考虑，而是跟当时的生产、生活水平有直接关系。
首先，在远古时代，因为生活物质有限，实行分餐制可以保障群体中每个人的利益，否则那些吃的慢的不就有可能被饿死吗？这也算是原始的“共产主义”的表现吧。
另外，就是汉代以前（包括汉代），是没有高桌高凳的，人们都是双膝着地，跪坐在脚跟上。这样的话，如果举行宴会用现在的大桌子，客人们即使挺直身子，也够不到远处的食物，是不是很不方便也很不雅观呢？所以，与此相适应的，自然是一人一个矮桌案了。
那为什么现在我们中国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的“围桌合餐”习惯呢？
这里面原因很复杂，有饮食特点的原因，有文化心理的原因，但更重要、更直接的还是“物质”因素。简单说，就是物质的相对丰富和高桌、高椅的出现提供了“围桌合餐”的物质条件。
从秦汉到隋唐，随着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胡床”传入中原，古人的桌椅逐渐增高，到了唐代已经与我们现在相差无几了。这当然更符合人体结构，更舒适，也体现了古人善于学习借鉴并加以创造的智慧。就是从那时起，更能体现“欢宴”特点的“围桌合餐”的场面便出现了。
不过，从很多唐代绘画中，可以看到“分餐制”仍然存在，例如在唐代著名的《韩熙载夜宴图》中可以看到，参加宴会的官员、贵族们分坐在床上和靠背大椅上，静听琵琶演奏，每个人面前都有一盘肴馔。
到了宋明以后，随着“和”的思想的融入，“其乐融融”的合餐制才彻底替代了传统的分餐制。到了现代，中国人又发明了能转的圆桌，更是给合餐制提供了方便。
记得曾经看到一个中国老太太吐槽她的外国女婿：家族亲友聚会就烤了一个羊腿和一些胡萝卜，然后一人拿一个盘，像食堂打饭似的排着队自己取食，然后躲到一边各吃合的，谁也不看谁。说起来虽然有点可笑，但是，却符合文明卫生的现代理念啊。
如果实在不能实行分餐制，就在每盘菜上都准备一个公勺——其实，在隋唐刚出现合餐制时，有些公用的馔品也是必须以公用的餐具夹到自己的盘中才能享用的。
在加拿大等西方国家，当地的中餐馆也是如此。如果大家都能自觉遵守，倒也不失为一个折中的好办法。
总之，分餐制本就是我们祖先传统的饮食习惯，更符合现代的卫生和文明理念，是防止交叉感染最简单易行的方式。
笔者家里早就实行分餐制了，不仅餐盘分开，而且每个人的碗筷汤勺都是固定的，也并没有觉得不方便或者别扭。
尤其是有孩子的家庭，或者家里有传染性疾病的家庭，就让我们从这个春节开始实行我们祖先传统的分餐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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