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二十多岁的青年们都怀抱着建功立业的梦想，大多心里想着，咦，我都快成为中年人了，我怎么还没有成为我想象中的那个样子呢。我都快要到了父辈们娶妻生子的年纪了，我为什么还没有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那种人呢。
甚至于看到已步入中年的长辈们常常闲散地过着生活又时常哀叹青春流逝，不禁也会生起气来，真想径直走到他们面前对他们说，哎，我说您得振作起来，未来还很长呢，死亡也还很远呢，快点振作起来，现在还来得及为美好的未来做打拼呢。然而这大概是过多受了西方的想法，而漠视了人到中年之后的心态的转变。
福原麟太郎在《四十岁之歌》的开篇就如此说道：
“人总是说人会长寿，其实四十岁的心情，不到四十岁时是无法了解的。听到诸如‘人生自四十岁起’之类的话，我会觉得这就像是傻乎乎的美国人将浅薄的人生观系在红色的领带上，在那边的自助食堂里手插裤袋算计零用钱一样，产生一种奇妙的心情，恰似从前日本的英语考试中流行‘推向前台’的后裔又在出风头，常常败兴。”
福原似乎深切地感受四十岁就宛如秋天，在那个时候人的心境从原先的焦躁渐渐地回复澄静、萧瑟，甚至完全可以预料到自己的能力所在。
“认准上帝给予的天职及天分原来就是这点，从而变得心平气静。”
福原虽然有着留学英国的经历，然而他的心灵却始终浸润在那与生俱来的富有东方特色的随和之中，甚至于对于四十岁年龄之后的人生有着一种在他人看似显得消极的态度。在文中他如此写道：
“人只能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既要靠天赋、机遇，也要靠时势，甚至要靠素养气质，自己的能力到四十岁左右就表现得差不多了，接下去只会在四十岁以前踩入的陷阱中就此默默无闻而终。“
读者可以说他没有那种锐利而激进的美国中产阶级般的奋斗劲，但其实仔细一看也不能说他就仅仅是一种过于认定命运的宿命论者。其实将他的文章慢慢读下来，我们就可以知道，他所表达的只不过是人最终回归自然与本身的一种成熟的心态，文中写道：
“这时候，人可以考虑自己的坟墓，究竟是埋在俯瞰故乡大海的孤立山岗的荆棘中，还是躺在多磨墓地的一隅，遥嗅东乡大将的烟香。”
福原觉得四十岁的男人不会认为自己日记上所记的某月某日晴天或雨天没有意义，因为自己所记录的生活已成为别致的一种生活，而日记本上记下的天气是曾经和自己共生在那一天的真切的天气，而非简简单单的一笔。仿佛就像原始人结绳记事一般，虽然在他人看起来是粗糙不堪的打结的绳子，但是对于打结的原始人来说确实别有意味的。
而且到了四十岁，似乎人生也到了一个可以喘一口气观望一会儿的阶段，或许正如福原所说的那样：
“你瞧，在这人生的原野上，这人成了作家，而那个人少年时代曾是想当日本文豪的高材生，可最终只当了个写下众多杂文、为糊口而耍笔杆的斗士。那也罢了，那是他抽到的签，过去和他握握手把，然后一起眺望蓝天唱唱四十岁之歌。”
作为度过了人生快一半的四十岁的人，或许人生不再那么斗志昂扬，要在社会上立身立命，反而却愿意接受闲适，拥抱安逸，福原说：
“我变得希冀得到闲散，想在晴天的廊边悠然自得地午睡。我思忖：自己这双工作至今的手怎么会聚起这邋邋遢遢的皱纹。我等待风和日丽的宁静的小阳春。“
福原似乎也想好了人们对此中态度心怀的谴责，他说：
“这时候，马上认定这就是丧失生活能力的人企求休息的呼声，乃是近来常见的公式化的人生批评家的通病。他只是渴求在生活中得到空闲，他开始懂得真正的生活不是迄今为止的这种形式。”
其实福原在这里阐明的无非是日本社会为了追赶西方文明世界而产生的一种带着焦虑的奋进，就像是一部冒进的蒸汽机，企图将整个日本社会捆绑在模式化的生活中，将人当作零部件一样齐整而超功率地运用，一起冲向梦想中的文明世界，福原对于社会中恼人而不讲礼数的社交也冒出了颇多不满之词：
“一到休息日就有毫不客气的会面，一有会面就必定拿出四道菜的西餐。我想：为什么访问不能放到下午三时以后，事情在三十分钟内谈完，临时客人只用茶水招待，建立休息日中休息的秩序呢？”
世界上其实每个地方都在强调竞争，如今也是一样，铺天盖地的广告，香车豪宅，珠宝大衣。而人们所受到的鼓励就是，赶紧得功成名就呀，赶紧得找好优秀的工作，赚足了钱，才能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仿佛人生就是一个战场，要是你落下来，就只能看着别人享受那美好的东西了。然而四十岁的福原也发现了这一点：
“一看发现比赛宛若决斗，担任拉拉队队长的人勃然变色，发表悲愤慷慨的演说，说是誓死争胜。体育是要拼命的。走出球场，有商店在决一死战的抛售；走近车站，威严的人墙叫你无法通行。买张报纸，晚报上报道说，东京救援大阪动作迟缓，大阪着急令其送白米来，东京问需要多少？大阪则扬言：如此想法将拒绝东京的救济。这就是今天、每天都问长道短的俏皮的日本人子孙。“
“我想至少得碰见一件蠢事，然而这世上尽是聪明人，道理讲得头头是道，终究是喜欢论理，看电影时，那些精通电影批评概论的人把查理·卓别林封作社会科学的学者；听爵士乐时，有传来了把它与贝多芬交响乐相提并论的音乐理论。四十岁的男人总觉得日本如火灾现场般喧哗。”
其实人们难免会遇到许多好心的亦或是好为人师的人物，会对于那些愿意处于安逸的人们孜孜不倦地予以人生的教诲。或许福原发现社会上正冒出了无数肩负叱责使命的人，他们怀着激进的观点，认为觉得好就做，觉得不好就拼死反抗。
“要对你的正在堕落的朋友进行忠告，要揍他，把他拉起来，给他面包，给他钱，要帮助他可以自立，说这才是作为一个朋友的责任。他们会怒吼：来，出来吧！还磨蹭什么？“
“而四十岁的人会这样回答：好了好了，这些我都明白，但是肺小的人出不了声，只能想象八的人未必能想象到八十。帮助他人我也最清楚自己的帮助能量的极限，靠我的精神力量是不足以帮助那位朋友的，这一点我自己很清楚。“
其实就我的阅读感受而言，人是难以为他人代言的，或许自己的体验也说不好能够讲解给他人理解，正因为如此，如果不受到商业广告或者过分欲望的蛊惑且想要成就自己社会上的事业的人也是可敬的，然而倘若最终走到了四十岁，想要安逸地享受个人世界，或许这个社会也该就此放过他们。或许也是命运中这些人没有伟人般的气运和精神力量，顽抗到底的个人奋斗论似乎也不再适合心态趋于平静的中年人，因此还不如各自有各自的生活。我还是很喜欢文中最后的一段作者的说法，这无不展现了一种别致的人生韵味：
“四十岁的人会泰然地如此回答，而且边说边悄悄地抚爱自己的谨慎：多亏你伴我到今日，没把你练成高度的精神是我们双方的不幸。可是，没受大伤地过到今天毋宁说是幸运。今后将更加努力地做力所能及的事，在秋季的夕阳中，静静地成熟下去。”
Terminat hora diem, Terminat Author o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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